笔趣阁 > 恐怖灵异 > 中国择吉文化 > 第1章求吉纳福,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

大择吉作为一种习俗,其之始也,莫知其涯;中择吉作为一种文化,至今已逾两千年。择吉国文化不仅是一门反映人们趋吉避凶心理的学上问,更是一个融会了诸多传统文化理论的复下合体系,有着根基深厚内容驳杂的哲学与五文化支撑。千民间择吉文化



“择吉”,古代又称“涓吉”“诹吉”,民间俗称“看日子”或者叫“查日子”。

民间认为,择吉就是选个“黄道吉日”,所谓“黄道”本是古代一个天文学术语,指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运行轨道。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古人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地面气候演变次序,将一年划分为24个段落,分在12个月里;而人体本身即是一个“小宇宙”,五脏六腑“正经”的经络有12条(实际上,左右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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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4条),“正穴”共有365处,故而以月为基点的“十二建星”即反映出宇宙天体每一天的影响力,吉为正常(反映地球在黄道上运行良好),为人们向往,于是就把这样推论出来的吉日为“黄道”,相反把非吉之日称为“黑道”。

“黄道吉日”一词在中华民俗文化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无论出门远行搬迁营造走亲访友,还是结婚嫁娶开市立业走马上任……总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事先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以祈求平安吉祥。

◆黄道十二宫图像(河北宣化辽墓后室墓顶发现)

广义择吉文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和人们视野的扩大,择吉文化的含义也更加广泛。

从广义上讲,一切追求及选择吉祥信息的行为都是择吉。包括周易八卦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禽星丛辰建除堪舆风角占星孤虚等,都可统称为择吉文化,它们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给人们提供关于吉凶的信息。择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通过合理的方式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从而使心理达到平衡,精神得到升华,这对于个人或社会,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择吉文化总带有那种神神道道荒诞不经不科学不健康的色彩,但总体而言,虽然许多民间择吉文化具有原始信仰和迷信的成分,但是同原始信仰和迷信相比,民间择吉文化没有或较少有有害成分。大部分的择吉习俗就其本质来说,属于“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望,是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同时,择吉习俗是一种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并具有民族民间特色,反映民众精神生活面貌的社会文化现象。

许多择吉习俗本身蕴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有些直接就是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表现,通过人们向往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愿望而流传开来,形成某种固定的习俗。

同时应知道,择吉文化也确实存在一些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依据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择吉文化时,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

择吉起源于中国古代,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是一门综合了哲学地理生态建筑和心理等多种学科的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创造出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择吉的目的就是趋吉避凶祈福禳祸。人类运用智慧和经验,寻找确定人世间种种活动的适宜时间空间,其实就是尽中可能充分地把握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以上国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所造成的适时机遇。关上于择吉文化的起源,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下解:五人类求吉的本能千人类最早的择吉活动,大概是一些与神秘巫术紧密结合的原始求吉祈成活动。原始信仰是人类初始阶段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结果,其基础是万物有灵性。

人类为了生存,生活环境就必须安全,而择吉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获取食物主要依赖大自然的赐予,那时候,人类还难以抵御和防范各种疾病灾害,不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生存与安全就成了压倒一切的或唯一的需要。人类获取食物的生产能力越是低下,人类越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越是仰赖大自然的恩赐,就越是幻想各种偶然的机遇与成功,因而就越是迷信各种可能会给人带来机遇与成功的求吉方法或手段。

于是,先民们在全力以赴寻觅食物以维持生存的同时,由于自身力量过于弱小,形成了各种消极防范各种祸患和积极求取吉祥喜庆成功的习惯或方法。人们用贡献祭品祈祷歌舞乃至人自身牺牲的各种方法来祈求神灵保佑,免除各种伤害,并赐福于人类。

总之,人类的天性或本能,要求自身努力选择利用有利条件,避开和克服不利因素,趋吉避凶,近利远害。

◆古代占卜用具

神秘的天人感应

古今中外的先贤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宇宙是全息的。宇宙中的天体运行,有一定的轨迹。它们都按照自己的规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向宇宙发射出各种信息。以科学的角度来看,“万有引力”说明了物体间皆有磁场,会相互影响。地球受到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形成四季和潮汐,也产生了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农业模式。

然而,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共同变化之外,人,也是一个存在于宇宙间的小天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小天体,有发射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双重功能。科学实验证实,人体信息是受大天体运行和其他小天体信息影响的。我们祖先将大天体对人体小天体的影响总结为“天人感应”。

人在静止和运动中,都受宇宙星体的影响,所以会在不同的年月日时,产生不同的磁场,命理学以刑冲克害会合以及种种吉凶神煞,来区分其不同的作用力。

择日的目的,就是将时空的因素,带入生命中的各种活动。从事业上的开幕签约;喜庆中的订婚结婚;到健康方面的求医探病等等,都应该挑选适合的良辰吉日,避免不祥的日子。

趋吉避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择吉民俗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人类最早的择吉活动,大概是一些与神秘巫术紧密结合的原始求吉祈成活动。萌芽中的择吉文化,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先民们把大自然中的星辰天象的异常活动,以及动物禽兽的反常习性等现象,与其稍后发生的成功或灾中难联系起来后,一种被称为“先兆”的信国仰或习俗就产生了,也可以说择吉文化就上此萌芽。下择吉萌芽的必然性五人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思维能力,凭千借这一优势,人类才得以降伏群凶,成为万物之主。但这种思维能力,也给人类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人懂得了恐怖与绝望,并且永远无法摆脱其纠缠。于是,人类更渴望顺遂吉祥成功,更害怕舛逆凶祸和失败。上至天子皇帝,下至芸芸百姓,个个惟凶是避,惟福是求,整个生活,整个民族,整个文化,似乎都围绕着“吉祥”两个字在旋转。

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认识水平还比较低下,不能保证食物来源,不能把握事物的进程和结果,不能有效地避免冷热各种灾害和疾病的侵害的时候,人们无法对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作出清晰的解释,也无法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有把这一切归结于上天的安排。如古代典籍中“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有舛”,意思是上帝可以随时降罪于人们,反映了人们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支配的想法。人们认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如风雨雷电旱涝灾害地震火山都是由上天安排的,由神的意志主宰。而这些变化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人类必然形成敬神畏神求神的思想观念。

于是,巫术相应产生,形成了宗教,出现了祭祀与占卜。择吉属于占卜的一种,曾经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人类早期的择吉活动

对吉祥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对如意人生的深切祈盼,使人们几乎将所有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获取的知识用作求吉祈福的手段和工具。其中,占卜是早期人类的一种及其普通的求吉方式,没有哪个原始社会不需要占卜。

自然界中的各种反常现象之后带来的成功或灾难,让先民们竭力寻求各种吉兆,回避各种凶兆,并尽可能在获得某种“吉兆”之后去从事各种活动。但人们要从事某些较重大事情时,并不总是会出现被认为能带来吉祥顺利和成功的“吉兆”,于是,渴望获得事件成功的人们就迫使它们表现出来,从而产生了占卜。

较早的占卜形式是采用宰杀动物的方法来测吉凶,如动物骨象占动物血象占动物胆汁占动物肺肝占,等等。如《后汉书东夷传》记有“杀牛,以蹄占吉凶”。《论衡》中有“猪肩着脯可以得兆”。后代择吉活动中的不少取象,都来源于这种远古的占卜。

占卜是一种普世文化现象,人类学家发现,从古代到现在,都可以在宗教与文化中发现占卜的存在。尽管它带着浓厚的神性崇拜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择吉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择吉文化的初步辉煌和繁荣时期,不但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备的择吉理论,而且打开了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饥荒和病疫,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世人对吉祥中成功与机遇的追求,对死亡凶祸与失败的避国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烈。上初步繁荣时期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最五活跃发明创造最丰富的辉煌时代。这一时千期,天文历象学日趋发达,干支计时日益发展,以易学为代表的阴阳学术已经形成,五行理论也日渐完善,给各种文化思想的萌生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是包括择吉在内的各种文化得以滋生的最佳社会温床。

首先是占星的繁荣。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甘德的《天文星占》与石申的《天文》相结合,就是著名的《甘石星经》。当时各国的大臣,几乎都精于星占之学。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择吉的繁荣还表现在:择吉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国家祭祀出兵征战,小到平民修造嫁娶出门走向,都要选择所谓的吉时吉方。

据出土的放马滩秦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载内容,战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出行上官赴任冠带祭祀嫁娶丧葬修造动土接纳寄居裁制(衣服)栽种纳畜探病,以及出师征伐狩猎等,都有涉及。择吉已经蔚为民俗,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先择吉而后行,成为当时百姓办事的重要行为模式。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择吉文化的初步繁荣,形成了“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择吉之习,选择吉日成为流行的风尚。

择吉理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备的择吉理论。

一是阴阳五行理论极大地完善和发展。关于五行生克四方配五行四季配五行五行之数五行比复五行无气五行阴阳击冲五行阴阳穷绝等理论,均已完成,远不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了。

二是三合理论完成并被普遍运用。三合由五行寄生十二宫而来。所谓五行寄生十二宫,是说五行在一年中依次有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种状态的变化,抽取其中的生旺墓,即为三合。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在择吉术中十分重要。它的出现及广泛应用,表明择吉术理论已初步完善,这是战国时期择吉术已经形成的明显标志。

此外,战国时期,还形成了择吉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据两部秦简《日书》,中国在战国时期至少有六大择吉流派活跃于世。依后世命名体例,可以称之为建除家结阳家秀阳家吉实家五行家和十二月吉凶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代,是中国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出现了多家择吉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并最终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中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两汉时期,择吉文化空前发展,择日办事之风极盛。不论是祭祀移徙嫁娶丧葬出行上官赴任修造动土,乃至于中洗发沐浴裁衣,人们都要先择吉日而后国行。他们认为如果不择日办事不避岁月,上就会触鬼逢神,导致疾病灾伤犯官人下狱,直至死亡和灭家之祸。在这种炽烈社会五风气的影响和推动下,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千极其兴盛,出现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时代特征。

汉代择吉之世风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题为《日者列传》的传记,记叙了日者司马季主的一

番高论令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无言以对的情况,说明择吉文化在汉代已非常盛行。由于汉代择吉办事之风盛行,致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出现了各种方便人们择日

办事的专门历书。出门远行择日,有专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出行宝镜》,专为出入求财行军作战上官赴任等事选方择时而作。此外,有专详葬日吉凶的《葬历》;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历》;有专详修造吉凶的《图宅书》和“工伎之书”;有专为移徙所用的《移徙法》;甚至洗发沐浴裁衣制衣,也有专书,如汉无名氏的《出行宝镜》附录就载有“裁衣吉星”一目,叙述二十八宿制衣之吉凶宜忌,如言角宿“安稳”亢宿“得食”氏宿“不安”房宿“益衣”心宿“盗贼”尾宿“必害”等。

这些专详某一用事的择日历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择吉办事的需求。但政治军事生产与生活的各项用事累百逾千,很难将它们编注为历。即使有那么一些有志者将它们编注出来,人们也无法购置,特别是在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还主要依靠简犊绢帛作传播手段的时代。于是,人们不断探寻更为简捷便利的表现方法,由此产生了汉代择吉民俗的第二大特征:择吉日书开始与历书相结合。

择吉日书与历书始结合的汉代,被称为中国择吉具注历的草创时期。

择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发展之前的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汉代择吉理论有了新的内容,如关于五行生旺的理论。所谓五行生旺,是说随着阴阳两气的运行,五行会有旺相休囚死5种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择吉推衍衰旺的重要依据。这种说法战国时未见,至西汉始出现。还有关于“保义专制困”理论,更是后世众多阴阳数术遵循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时期的择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名称怪异的神煞来表现其基础理论。如东汉永元六年的木简历书,历注中就有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十二值神。敦煌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有大时小时月煞土府等历注内容。

阴阳五行理论及神煞系统的完备,是汉代择吉文化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择吉办法纷庞杂乱良莠不齐的情况,各家之间相互矛盾,让人茫然不知所从。

唐宋时期是择吉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时期,择吉理论更加成熟择吉神煞更趋完备择吉具注历也日渐完善,这一时期不仅是择吉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更为后世择吉文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了前朝择吉发展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安心推衍阴阳,辩论吉凶,包括择吉在内的各种文化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国唐宋择吉文化的发展上《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太宗时,下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过滥,穿凿讹伪甚多,各种无端的拘忌也不少,于是他命令吕才率领十多位学者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编成53卷,再保留旧书47卷,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成书,颁行全国。如其《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驳。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堪舆择吉繁荣昌盛的局面。此外,唐宋择吉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择吉具注历日渐完善。两汉时,日书历书始结合,形成具注历日,经魏晋南北朝数百

年的传承发展,到了唐宋,已是羽翼渐丰。唐宋具注历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

是木刻具注历,一是手抄具注历。

◆唐太宗像

择吉理论更趋成熟

唐宋择吉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学说普及九宫九星学说产生并广泛应用,以及六十甲子纳音五行的产生和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自殷末周初产生,经战国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隋朝萧吉作《五行大义》,集阴阳五行学说之大成,此后,这一理论在民间普及和应用。

九宫九星理论不仅应用于择吉具注历书,更广泛应用于算命。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九宫卜命书共达22种之多。

六十甲子纳音五行,不仅在择吉文化而且在四柱预测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纳音为汉代易学术语,系将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方位八风及卦爻配纳十二律,故此得名。迄今所见的所有敦煌具注历书,每日干支之下无不附注纳音五行。以纳音五行占测六十甲子生人性情及吉凶宜忌者尤其普遍。直到今天,纳音五行理论在中国择吉文化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择吉神煞的详备,也是唐宋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大表征。择吉主要是依据神煞来择日选时,因此,神煞的完备与否,直接标志着择吉文化的成熟程度。北宋雍熙三年的具注日历序中,明载太岁将军与诸年神的方位及出游时间,并强调人们切忌在太岁头上动土修造。序后有九星方位图,说明九色中依紫白二方修造,法出贵人,加官改职,横得财物,婚姻酒食……此时已具备了太岁月令和干支五行等三大神煞系统。

中国的择吉文化源远流长,在悠久的佛儒道及易经文化长河中,择吉文化与之融合演变,成为中国独特的择日择吉学,并一步步走向完善。清代是中国择吉文化发展最成熟形式最完备的时期。

生产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减少人们对神灵的期待。因为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大了,更高层次的需要又被提上了日程。人类中永远不知满足的本能,使人类永不停止追国求。中国的择吉文化的发展过程十分漫长,上经春秋战国的初步繁荣,汉朝的空前发展,下繁荣成熟于唐宋,至清朝终臻于完善。五清代择吉文化的特点千清代是中国择吉与择吉具注历发展最为成熟完善的时期,当时,清政府下设的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即具注历,因乾隆皇帝叫弘历,为避其讳,故改称《时宪书》)一册,供全国臣民择用。

据清代《时宪书》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清代《时宪书》实现了年神与九星及二十四方位的结合,形成“年神方位图”,较之前代,至为简洁明了易懂。

第二,在月历方面,清代《时宪书》除了保存前代已有的月之大小月建交节日时天道方位月九星方位当月四大吉时等内容外,还将前代原属于日历部分的候应纳入月历之中,丰富了月历内容。

第三,在日历方面,清代《时宪书》每日所注,详于宜忌而寡于神煞。这与一般人使用《时宪书》的要求正相吻合,这一特点为近世注历家所沿袭。清代以后具注历书的变化,主要是在日历方面,注历家为满足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多种需求,在日之下增注了九星八卦以及每日卦运等内容,在宜忌方面增加了每日冲煞每日胎神和每日吉凶时辰等内容。

择吉文献《协纪辨方书》

清代择吉文化众说纷纭,发展出许多不同流派,彼此矛盾,令人无所适从。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便命大学士李光地等人,编纂古典,御赐为《星历考原》,全书共六卷,以作为择吉术之正统。然而此书既没有对当时所流传的择吉的各种纰缪加以批驳,就连朝廷钦天监所编制的历书,也有很多过错未加校正。因此,其后乾隆又命允禄弘昼张照何国宗等将其重新校正,从根本理论到各类神煞,从抽象义例到具体推法,都以干支生克衰旺之理进行证伪辨谬,成为《协纪辨方书》,是目前关于择吉的最为完备的书籍。

《协纪辨方书》共一百多万字,编录了上千幅简洁的图表,几乎每个概念都对应一个图表,还对各种概念和从古到今的差异观念说法进行了考证辨疑,十分详备。全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原二卷,叙述择日的各种理论和相关历法知识,以正本清源,使人明白择吉术有所归依;义例六卷,介绍年月日时四大神煞之名称宜忌来源和性质等;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使用二卷,附录辨伪各一卷。体例完备,考证细节,是目前关于择吉的最为完备的书籍。

古人择吉选日,并非信口胡言,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推衍出来的。可以说,择吉文化是一门尊崇自然顺从自然秩序,讲究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传统文化。

择吉文化乍看似乎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其实内中却别有一番我们老祖先的学术义理可论。诸般吉凶宜忌之说,都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推衍出来的。择吉的主要基础理论为:

国干支学说狭义上的择吉就是以干支历法为基础,根据年月日时所值吉凶神煞进行计算,综合参考,选择吉日吉时,确定趋避

的一种方法。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在中国古代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

“十二地支”。十干16和十二支依次相配。

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两者按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

天干地支原本是古人记录年月日的符号,后来与阴阳五行卦爻等理论相结合,互为补充,构成了一套说明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是择吉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用干支纪年纪日的办法和现在的纪时法比较起来,要显得笨拙些,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差不多沿用于清灭亡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直到现在,仍是港澳台地区新编择吉通书的主要依据。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说,可分为阴阳说与五行说,然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说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

阴阳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认为阴阳两种属性相反的气是天地万物的泉源。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各种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则为春夏秋冬四季。

天之四象,人有耳目口鼻为之对应;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为之对应;人又有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数;所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天地人合一。发展到后来,甚至某命理师屈指一算,一看掌纹,能断出凶吉,其实这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论断未免言过其实了。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日常生活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这五类物质各有不同属性,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五行说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

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五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古代人认为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之间形成串联,如果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发生变异,占星术就是以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为理论基础衍生而来的。

总之,把天干地支配以阴阳五行,形成所谓“干支五行说”,便成为包括择吉造命堪舆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禽星孤虚等神秘文化的理论渊源。

此外,还包括八卦学说(其中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十二月辟卦八卦纳甲三合小游年变卦,大游年变卦等)纳音纳甲十二客(即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二十八宿九星术(又称九宫算)六曜(又称孔明六曜星)黄道黑道等。

择吉文化的主流是健康文化,它主要展现了人们求福避祸的心理,表达了人们追求个人生活美满和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择吉习俗实质上已经成为人们既娱神又娱己的丰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很长时期择吉文化被蒙上了封建迷信的色彩。由于人们的中文化科技水平不一,遗风承传不同,受地理国环境的限制,对自然认识的局限,不免良莠上齐生,鱼龙混杂,但就择吉文化的整体而下言,其主流还是健康的。

择吉文化的流传意义

择吉文化的流传是人类祈望美好生活的内心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化心理追求高尚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充分体现在人们的艺术审美语言赞美中。在诸如绘画雕塑字形字意戏剧脸谱饰物和人类各行各业的活动中,甚至小至吃酒行令,无不打上人们祈望吉祥的烙印。

就择吉文化的流传而言,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初浅认识发现和崇拜是对自然现象的仿制和运用,后是更深层次的研究和驾驭。它有推动人类发现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作用力。这个作用充分体现在人类对日月星辰天道运行磁场运作河流山川以及自然灾害的防备上。

就择吉文化的神秘色彩而言,敬神惧鬼,是人类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果,有约束人们心行规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社会,保护生态。这个作用充分体现在敬仰和惧怕某些人物某些自然现象上,不亚于现代的树新风立模范惩办刑事犯罪。

就择吉文化的民族传统遗风传统而言,上传下效,根深蒂固,有满足人类祈盼心理的作用。这种作用充分体现在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上,好上加好,坏而变好,好中防坏。诸如:祛病防灾平安如意化解趋吉避凶等。择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们的一种极为满意的心理安慰和心理平衡,特别是择吉文化的物化过程:吉祥物吉祥图案吉祥传统等。

择吉文化的继承原则

由于历史源远流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择吉文化中不免掺杂着某些糟粕,但从择吉习俗的发展来看,人们对那些不科学不健康的东西的信仰程度,一般会随着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由深信不疑变为半信半疑将信将疑,最终使其功能发生转变,成为一种民间娱乐的形式与风俗继承,或利用现代科学知识予以改良。

只要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动脑筋,发挥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自然科学之长,避愚昧无知之短,本着择吉文化要真正吉祥人类文化真正吉祥人类心灵真正吉祥人类环境生存真正吉祥人类社会需求的原则,择吉文化才能散发出真正的芳香,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才会真正流传,进而发扬广大。

岁末春初,万象更新,中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形形色色的门神张贴在大门口,构成了中华民族欢度春节的一道景观,也表达了人们祈福求祥保安宁的美好希望。

《白毛女》中喜儿唱到:“门神门神

骑白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她唱出了人们春节贴门神,以求保佑自家安宁的心态。

国细数各路门神

据说信仰门神现象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直到汉代,有了具体的姓氏,他就是古代的勇士成庆。而南北朝时期,门神改为神荼郁垒两兄弟,原因是他们俩善打鬼驱鬼。

唐代时,门神换成了大将秦琼(即秦叔宝)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吴承恩笔下有一个故事:泾河龙王因和袁守成打赌,将下雨推迟一个时辰和落雨数量减少三寸八点,因此触犯了天条。这件事,龙王事前曾向唐太宗求救,于是唐太宗便邀请魏征下棋。到了下午午时三刻,魏征忽然在棋桌上睡着了。在梦中元神出窍去天庭斩下了龙头。从此龙王便向唐太宗索命,闹得宫中鬼哭神嚎。正无计之时,大将秦琼尉迟恭全22身披挂,把守宫门,才镇住邪祟。唐太宗非常高兴,想到二位大将太辛苦,于是诏来画师将二人的威武形象画出,悬挂在宫门两侧。后来,民间的百姓也争相效仿。至今,秦琼尉迟恭仍然履行门神之职,有的地方称他们为“白脸将军”和“红脸将军”。

在打鬼英雄中,还有一位专门捉鬼吃鬼的鬼王钟馗。以后又出现了以著名武将为崇拜对象的门神,如赵云岳飞等。武将门神之后,又出现了文官门神,称为“五福临门”或“纳福迎祥”。此外门神上还常常添画一些吉祥物,多用谐音取其吉利,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等,寓“爵禄福喜,马报平安”。至此,门神崇拜已由当初的驱鬼逐邪衍化为祈福求祥。如今人们仍有贴门神的习惯,贴门神似乎是春节不可或缺的吉俗。

年画与门神

年画是由古时的门神画发展演变而来的,是中国民间绘画艺术中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年画大都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故得名。

其实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原来并没有年画。随着宋代诗词戏曲话本文学的兴起,传统门神画逐渐扩展到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至清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内容也日趋丰富,还出现了麒麟送子春牛耕田金鸡报晓五子登科连(莲)年有余(鱼)山水花鸟等内容。年画的表现手法也日趋成熟,用各种吉祥图案与画面中的人物及故事情节巧妙组合,借以表达人们祈求吉祥安康消灾辟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向往。

人们将火红热闹五彩缤纷的年画贴上墙,一种节日的喜庆气氛顿时扑面而来,千百年来,年画不仅是年节的一种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体现着中国民间精神风貌。

春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不仅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还凝结着全家人对幸福来年的无限期望。春节贴春联是代代流传下来的象征吉祥表达美好生活的风俗。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

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张贴春中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国春联的起源发展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下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五这是宋代王安石咏春节的《元日》诗。诗中千所咏的“桃符”,就是古代春联的前身。

所谓桃符,就是用桃木削制成两块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小木板,上面分别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钉在门的左右两侧,以保佑家庭平安。后来,人们为了省事,渐渐地不用桃木板而干脆用两片纸,写上神荼和郁垒的名字,贴在门的左右两边。到了五代时期,西蜀的宫廷里开始在桃符上题写吉祥语,用来表达某种意愿。964年除夕,孟昶命辛寅逊题写联语,嫌其不工巧,于是自己提笔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这便是中国明文记载的第一副春联。到了明代,“春联”才有了正式的命名。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据说有一次,他微服私访,走进一家酒店进餐时,发现一个重庆的书生,便出了个上联:“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书生暗知来者身份,立即对出下联:“一人是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听了,当即重赏了这个书生。

到清代,春联的水平有很大提高。相传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天经过南方一个叫通州的小镇,他想到河北省有个大地方也叫通州,于是就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并让他的随从侍臣对下联,他写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下可把他的随从们急坏了,对了很多下联,乾隆都不满意。后来,一位小随从发现通州这个小镇当铺比较多,就对了一句:“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乾隆大加赞赏,认为这个小随从聪明伶俐,是可造之材,当即御命给他加官晋爵,连升三级。由此故事可知,清朝时期,春联已经很盛行了。

春联的种类和内容

春联的种类很多,有门心框对横批斗方春条等,采用哪种春联,多根据使用的场所来定。春联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如灶台贴上“红火通山洞,青烟透九霄”,别有趣味;牲口棚里贴上“槽头兴旺”,主人的心愿一目了然。有的农村还用红纸写一个“酉”字贴在家里的器物上,“酉”为白虎的代称,有驱妖镇邪的含意,春节贴个“酉”字,表示祈求平安驱除邪恶丰衣足食的愿望。

春联,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脊联寿联挽联贺联名胜联宅第联答赠联中堂联,名目繁多。小至婚丧嫁娶,记事抒怀,大至国家大典,政局纷争,无不应用。总之,它是人们在生活中祈求吉祥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夕之夜,人们竞相燃放开门爆竹。爆竹已成为过年的标志,成为新年里不可缺少的民俗物象。放爆竹不仅可以创造一种喜庆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寄托着人们对于欢愉和吉利的期盼。

燃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在春节期间要持续数日。尤其在除夕之夜,无论

中是城市还是农村,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国伏,将节日的气氛烘托得热闹非凡。

放鞭炮的由来传说下鞭炮最早是用来驱除邪魔鬼怪的。东方朔《神异经》上说:古时候,在西方的一座大山里,住着一个怪物,长得像人,但只有一尺多长,也只有一条腿。这个怪物生性机敏,不怕人,而人若碰上它就倒霉了,浑身发冷又发烧,不多时就会在痛苦中死去。这个怪物名叫“山魈”。

传说山魈喜欢在过年时下山,人们都很害怕。有一年冬天,一位农民在山上砍了竹子回家,一路上感觉很冷。他想,我何不烤烤火,吃点儿东西再赶路呢?于是,他随手折了一堆小竹子燃烧,竹子在火中劈劈啪啪炸得直响。这时,他突然看见山魈,吓得丢下竹子就跑。谁知这个怪物看见那堆正在26劈啪作响的火堆,跑得比这位农民还快,一眨眼就钻进山里,再也不见出来。原来山魈最怕火光和响声,人们掌握了它的这个弱点,就在每年正月初一早晨鸡鸣的时候,在各家的庭院里烧竹子,火光熊熊,竹裂声啪啪作响,吓退山魈,使它再也不敢出来害人。

当然,这毕竟只是一种传说。但是其中驱鬼逐邪避祸求吉的意愿却沿袭下来。

放鞭炮的沿袭变革

爆竹的正史,来源于“庭燎”,《诗经小雅》上早有“庭燎晰晰”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当时用竹竿之类做成的火把。竹竿燃烧时发出爆炸声,故又名“爆竹”。火药发明后,人们不再燃烧竹子了,但仍然沿用“爆竹”的叫法,直到今天。

到了唐代,一些地方连年发生瘟疫,有个叫李田的人把火药放进小竹筒里,点燃爆炸,以驱除山间的瘴气。火药竹筒发出的响声远比烧竹子响得多,传得远,以后人们就学习他的方法驱瘴避邪。

到宋代,人们用纸做的筒子代替竹筒,里面灌上火药,内藏药线,制成新的爆竹。还有人用麻筋把纸制爆竹编成串,管它叫“编炮”。因为成串的爆竹放起来声音持续时间长,清脆得好像人甩鞭子发出的响声,因此也称为“鞭炮”。考究的鞭炮全部用红纸扎成,燃放后,红纸片铺满地面,谓之满地红,取其吉利之意。

明清两代,爆竹更为流行,花色品种也不断增加。清代《红楼梦》和《燕京岁时记》等许多明清小说笔记中,都记述了爆竹的许多品种,如“一声雷”“飞天十响”“双响震天雷”“二踢脚”“匣炮”等。

爆竹原用以驱邪,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迎神祭祀赛会祈祷等民俗活动中,甚至所有的喜庆活动如婚嫁祝寿开业新屋上梁等场合,都少不了爆竹。

由于爆竹易燃易爆容易伤人,每年因烟花爆竹引起的事故火灾不计其数,造成重大损失。现在不少城市采取了改革旧习俗的措施,在人口稠密地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春节吃饺子,是中国北方的一大风俗,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吉祥意义。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食品,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不可缺少的节中日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国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上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下以寄托人们对新一年的希望。五更岁吃饺子的传说千相传盘古开天地的时代,女娲炼五色石补好了苍天,又捏土造了许多黄土人。她不停地造人,可是一到冬天,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总被冻掉,为了使耳朵固定不掉,女娲每做完一个黄土人,就在人的耳朵上扎个小眼,用细线的一端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进人的嘴里,让人咬住耳朵不掉。这样,黄土人的耳朵便固定下来。后来掉耳朵咬线的故事,就变成了吃饺子。由于冬至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老百姓总在这一天包饺子,以让女娲造的黄土人咬住带线的耳朵不冻掉,久而久之,人们不单在冬至吃饺子,过年也吃饺子,逐渐演变成一种风俗。

吃饺子的历史

中国吃饺子的历史已经有1600多年了。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基本类似。

到南北朝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这种吃法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仍然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要在汤里放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小料。

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

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这种写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仍可见到。

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明朝“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自蒙古语。

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

千百年来,饺子做为贺岁食品,受到人们的喜爱,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更岁吃饺子的讲究

在包饺子吃饺子的过程中,人们赋予了它许多吉祥的意义。

有些地区的人们喜欢将饺子包成元宝形状,象征新的一年里财运亨通。有些地区在包饺子时,放进一块糖或栗子花生米钱币等,谁吃到它,便会终年大吉。

有的地方,不论家口多少,只包5个带铜钱的饺子,意为把财“捂”住,预示来年一定有钱花,有福气。叔伯妯娌发生口角,就包两个“对合的饺子”,名叫“包和气”,寓“包管和和气气”的意思。谁来年有大事,比如外出儿女婚事等,就吃“合子”,叫吃“圆满”,寓意顺利,称心如意,圆圆满满。

剁馅儿时说岁岁平安了;包饺子时说杂事都包上了;开锅时说喜事都开花了;饺子破了说粮仓都撑开了;盛饺子时说元宝入库了;吃饺子时说福气分享了。所以说吃饺子有“六六大顺”,能达到沸腾热闹乐和喜庆吉利顺遂,受到各族人民的喜欢。

元宵节是春节后的第一个节日,也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日,古时候,人们认为这一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因此,元宵节也负载了人们更多的祝愿与祈望。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颇为显要。元宵节的得名,因其节俗活动在一

大年的第一个月(元)的十五日夜(宵)举行中而来。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国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夜晚放灯,故名。上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下这是从道教借来的说法。元宵节最重要的方五面就是它的祈年意义。

元宵舞龙祈年成

灯节虽始于汉初,盛于唐宋,但“舞龙”的习俗,是承继殷周“祭天”的遗风。

龙在历史文籍的记载中出现的时间极早,而且“舞龙”包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原有“祈年”的意思。

古人民智不开,大概由于龙在神话中是海洋的主宰,威力无穷,而海洋主水,龙也就很自然地做了农作物的司雨神。民以食为天,谷物是维持生命的根本,间接也就操纵了人类的生命。如此,龙被古人奉为“吉物”出现在庆典祭祀中,自然不足为奇了。

舞龙的“龙”,通常都安置在当地的龙王庙中,舞龙之日,以旌旗锣鼓号角为前导,将龙身从庙中请出来,接上龙头龙尾,举行点睛仪式。龙身用竹扎成圆龙状,节节相连,外面覆罩画有龙鳞的巨幅红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首尾相距约莫有数十丈长。龙前由一人持竿领前,竿顶竖一巨球,作为引导。舞时,巨球前后左右四周摇摆,龙首作抢球状,引起龙身游走飞动。这也许象征着龙飞翔上天,普施甘露的过程,含有祈望年成顺遂的意义。

举家团圆闹花灯

元宵节放灯的风俗始于汉代。隋代时,隋炀帝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盛大的灯会,灯会通宵达旦。隋炀帝还亲自写作观灯诗:“灯树干光照,花焰七枝开。”唐太宗时,放灯发展成为热闹的灯市,灯规模空前,万人空巷。宋代,放灯的风气更盛。

相传闹花灯这个吉俗起源于汉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文人,有一天,东方朔到御花园给武帝摘梅花,看见一个宫女泪流满面,想投井自尽,东方朔急忙上前拦救。原来这宫女名叫元宵,自入宫后,深居宫中,特别想念父母,不能见面。

东方朔问明了情况,心生一计,到长安街头卖起卦来,并到处宣传:“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六天火,焰红宵夜。”一听说火神君将派人火焚帝宫,京城里一片恐慌,汉武帝也很害怕。于是东方朔连忙向武帝献计,十五日夜晚宫廷内人员一律外出避灾,并请武帝传谕京都臣民一齐动手做灯,到处挂满红灯,装作满城熊熊大火,以欺骗火神君不再派人降灾长安。武帝听罢,欣然同意。于是,长安城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城内城外的官员百姓都上街观灯。当晚,元宵的妹妹领着父母进城观灯,元宵见到了父母,实现了自己愿望。而元宵姑娘做的元宵也颇受汉武帝的喜欢,于是一直流传至今。

正是这元宵与花灯成就了举家团圆的心愿,因而在元宵佳节,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个吉俗,祈求全家团团圆圆。

二月初二,春龙节又叫龙抬头,是中国农村重要的传统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会焚香祷告,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节日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春雨的企盼,希望春天有足够的雨水,为秋天的丰收打下基础。

春节过完,辛劳忙碌的田间农事劳动即将全面展开,纯朴的农民希望风调雨顺,邀天力以获丰收。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就会逐渐增多起来,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

龙抬头的由来

春龙节据说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二这天,“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后来的黄帝唐尧夏禹等纷纷效法先王。到了周武王,这一习俗被发扬光大;每逢二月初二,都举行盛大的仪式,让文武百官都亲耕一亩三分地。以后,“二月二”便定名为“龙头节”。

“二月二龙抬头”正式形成民俗节日是在元朝。中国自古是农业国家,气候的好坏对农业收成起着决定作用。从节气上说,二月初正处在“雨水”“惊蛰”“春分”之间,这是个需要雨水的时期,人们希望通过对龙的祈求行为来实现降雨的目的。

另外,惊蛰前后,蛰伏一冬的各种动物又恢复了活力,该有所活动了。所以,二月初二龙抬头,也是希望借龙威以慑服蠢蠢欲动的虫子,目的在于祈求农业丰收与人畜平安。这种说法是一般人对“二月二龙抬头”的通常解释,通俗易懂。

然而对于“龙抬头”还有古代天文学方面的解释,这往往被人忽略。

中国古代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以判断季节。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座,其中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春风以后,黄昏时“龙角星(即角宿一星和角宿二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这时整个苍龙的身子还隐没在地平线以下,只是角宿初露,故称“龙抬头”。

龙抬头的习俗

二月二,中国民间有剃头祭祀敬文昌神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吃猪头等习俗,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关于二月二爆玉米花,有这样一段美好的传说。相传武则天称帝,惹恼了玉帝,玉帝便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但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将玉龙打下凡间,压在一座大山下受罪。山下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写道:“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凌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拯救龙王,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这一天,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时,猛然想起,这玉米就像金豆,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豆”,专让龙王和玉帝看见。龙王知道这是百姓在救它,就大声向玉帝喊道:“金豆开花了,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只好传谕,召龙王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以后,民间形成了习俗,每到二月初二这天,人们就爆玉米花,也有炒黄豆的,其实寄托着人们对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节日时,各地普遍把食品名称加上“龙”的头衔。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眼”。

这一天,其他习俗也很多,起床前,先念“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起床后还要打着灯笼照房梁,边照边念:“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有的地方妇女不动针线,怕伤了龙的眼睛;有的地方停止洗衣服,怕伤了龙皮,等等。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重大节日,这一天人们或祭祀先祖,上坟扫墓,或踏青春游,折柳插门,都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再生的渴望。

每逢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人们迎来了一个民间流传很久的节日清明节,其习俗活动丰富多彩,有祭奠与嬉游两类。该节日历史悠久,现代社会仍然很受重视,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渴望再生的清明节

清明起始于祭祀先人,扫墓是清明节的中心活动。据史书记载,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了。中国人民祭祀祖先,大年初一是在家庭祖宗牌位前毕恭毕敬地叩拜;农历三月清明节,是到祖先的墓地扫墓。祭扫先人墓地,大致有如下内容:

一是,馨香三炷,鞠躬悼念。点燃馨香,冥化纸钱,鸣放鞭炮,摆设一些水果或先人生前喜好的食品作为供品,这是人们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墓前祭奠,过去晚辈都要行跪拜大礼。现在,只要三鞠躬就行了。

二是,整修陵墓。给坟墓培土除草,进行整修和加高,墓表可铲些草皮贴上,有的还可以植树作纪念。祭奠默哀后,还要打扫一下坟墓周围的环境卫生。

现在,因实行火葬,骨灰寄放在殡仪馆或公墓的居多。骨灰寄放在殡仪馆的,可先献上精制的微型花圈或塑料花束,然后,把骨灰盒的积尘掸净,瞻仰遗像,鞠躬行礼,并低头默哀,以寄托哀思。

清明扫墓祭祖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被看做追念先祖教育后人团结同族的表示。

踏青郊游益健康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清明节也掺杂了游娱的内容。

踏青,又称踏春游春寻春,是清明时节人们喜爱的活动之一。一般来说,冬季人体的新陈代谢缓慢,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人体的组织细胞活跃起来,代谢旺盛,由此清明时节常被人们称之为生长发育季节,当你来到美丽的大自然,会感觉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宋代诗人吴惟信有诗赞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清明前后,人们还常举行一种插杨戴柳的活动。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插杨戴柳,其用意在于驱除邪祟。《清嘉录》也说:“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显然,插柳活动有祈年意义。

清明节,还是一个体育活动项目颇多的节日,人们除郊外远足外,还要举行斗鸡蹴鞠等。

斗鸡的游戏起源甚早,《左传》一书载有季氏和邱氏两大贵族斗鸡的事实。为了使鸡争斗获胜,季氏给鸡套上皮甲,而邱氏则给鸡安上金属的爪子,由此看来,古人斗鸡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蹴鞠,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踢球,更确切点,就是踢足球。中国足球运动起源甚早,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了。那时,踢球被称为“蹴鞠”。

清明节,人们还荡秋千以取乐。清代《通俗编》云:“秋千本山戎之戏,自齐威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这是说,春秋时期,北方的山戎族创造了这项活动。后来,齐桓公北伐山戎,将它带入中原。

无论是踏青郊游,还是斗鸡蹴鞠荡秋千,都代表了人们追求健康的美好向往,所以,这些吉俗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清明时节的传统活动之一。

粽子,作为端午节的特色食品,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旧时,粽子主要用作祭祀品,用以祭祀社稷神,祈求年丰。

农历五月五日是中国民间传统端午节,又叫重午节端阳节。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粽子,古时又叫“角国黍”“筒”。中国端午节吃粽子历史悠

上久,西晋周处《风土记》载:“端午进筒下,一名角黍,以菰叶裹。”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庚家粽子,白莹如玉。”北宋诗人陆游《过邻家》诗云:“端午数日间,更约同解

。”诗中的即“粽”。

粽子的由来

粽子开始主要是作祭祀用的,用来祭祀社稷(土神与谷神)和先祖神灵的。我们

从粽子的古称“角黍”可溯其源。“黍”原为中国北方的一种农作物,五月成熟。古人

用菰叶包上黍米,成为类似祭坛上牛头的形状,作为祭品,称“角黍”“角粽”。

那么古人为何要把粽子包成牛头的形状呢?

这是因为周代先民祭祀时喜用带角的动物来作祭品,以祈求年丰。古人认为,动物角是人神沟通的灵物,所以上古祭祀神灵所供奉之物,均以角为贵,来表示祝福。《诗经周颂良耙》:“杀时牡,有其角,以似以续,续之古人。”如果译成现代白话为:杀了那头大公牛,弯弯双角美无比。用以祭祀社稷神,前人传统后人继。诗中反映出周代人们以带角的牛来祭祀社稷的习俗。古时早期的棕子包成角形称“角黍”,正是对动物角的模仿,以赋予粽子祭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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