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
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的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
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等我的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看，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桩，这一练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精壮结实的半大小子。我爹很高兴，经常让我教他几招，有时候还跟我过过手。自然，他输的时候多，躺在地下老半天爬不起来。开春的时候，我爹又托了他一个同学的关系，把我送到了区业余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训练。我很争气，在当年的武术运动会上，拿了个刀术第一名。自然地，我的学习就放松了，有时候考试还不及格，我爹似乎不太管我的学习，他的脑子仿佛全放在了我的身体上。那时候，我爹又调动工作了，他成了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他自行车把上的包儿也换了，不再是那个鼻涕一样的布包了，换了个黑皮子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
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说：“我根本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
我爹生气了，那只眼睛像是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
结果，我没考上。
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后来憋不住了，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
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儿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
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滩浆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
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哈哈。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工资低，像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有一天我下班早，顺路给我弟弟买了几个包子，我把包子揣在胸口里捂着，跑在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我撞了一下，他骂我：“你他妈是个傻子？低着头跑什么跑？”
我两手捂着包子，用两只脚轮换着抡他，把他抡成了一只忙碌着的陀螺。
到了我爹学校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下课。我看见一个教室的后面围着一群人，我爹在后面吆喝：“好了，好了，大家都回教室。”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奈，好象他不是教导主任，而是学校里的勤杂工。当时我就明白了，人群包围着的可能是我弟弟，大家又在拿我弟弟开心。我扒拉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我弟弟，他在给大家唱歌：我家小弟弟呀，半夜笑嘻嘻呀，问他笑个啥，梦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梦见**……我拉着他就走，我爹就这样傻看着我，直到我走出了校门。我让我弟弟趁热把包子吃了，就让他在一个草垛后面等我。我返回了那个教室，一脚把门踹开了，老师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把那些逗我弟弟的同学全拖出来了，一人在脸上来了一个“旋风腿”，他们趴在地下像一只只死耗子。我冲地下啐了一口，拍打了两下手，横着身子走了。走到门口，我爹跑过来想打我，我边跑边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回家照看我弟弟！”
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把家搬到镇上，上班的时候由我带着我弟弟。
过了几天，我爹向学校要了一个宿舍，我们就搬去住了，村里的房子卖掉了，卖了一千块钱。
走的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我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象模象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
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象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那两个人走了，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我说：“那也好，让二子长长脑子，去吧。”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从此，我的心就被我弟弟牵走了，整天不说话。
天又一次黑了，杨远侧着脑袋看窗外，窗外的天上有一轮黄澄澄的月亮。
我替他披上一件衣服，郁闷地问：“后来你没去看你弟弟？”
杨远叹了一口气：“唉，不提他了……我跟你说点你喜欢听的吧。”
说实话，那一刻我倒是关心起他的弟弟来，我说：“你接着说就是了。”
杨远斜了我一眼：“算了，我还是给你讲点儿热闹的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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