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从看守所走了以后，我郁闷了好几天，晚上睡觉老是做梦，我经常梦见我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风驰电掣般地穿行在大街上、胡同里、田野上，醒来就大睁着双眼看窗外的那几颗星星。我常常想，据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我该是哪一颗呢？该不会是最小的那一颗吧？有时候，老贾会放上几个悠扬的屁，我会在心里说，也许我就是一个屁。
有一天我拉水去集中号，正碰上管子和那五他们蹲在门口等候去劳改队。
我跟管子拥抱了一下，嘱咐他好好干，将来哥儿几个回社会好好交往着，干一番大事业。
管子说：“杨远，我还是那句话，防备着李俊海点儿。”
我说：“我知道，但你说的那些我不信，起码他对我是不会很杂碎的。”
那五插话说：“反正你得注意他点儿，在号里我们跟你说的一点不骗人。”
我没说话，把水送下，拉着水车就走了……我的心乱得像长着一团鸡毛。
“兄弟，你知道吗？”杨远说到这里，脸突然变得煞白，“人是会变的，有时候能变成狼。”
“你是说李俊海吗？”我问。
“不光是他，我说的是所有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
“我不太明白……”我摇了摇头，“也许是你经历的太多吧。”
“唉，”杨远苦笑了一声，“我还是先给你讲讲李俊海吧。”
你知道的，李俊海跟我一起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玩儿，像我的一条尾巴。他的脾气不好，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容易毛。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劝过他，我说：“俊海，你老是这样可不好，上火的时候你应该想想这火应不应该出来。”
他一般会听我的，我劝他的时候，他总是红着脸说：“就是，就是，我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我把酒疯的大哥捅了以后，他开玩笑说：“你小子更毛楞，来不来的就玩儿真家伙，还说我呢。”
等我把道理跟他说清楚以后，他似乎豁然开朗，不几天就把一个骂他“老巴子”的人用菜刀砍了，结果人家可没有酒疯的大哥那么仗义，人家去医院缝完了针，直接去派出所报了案。结果，他被行政拘留了七天。我去拘留所看他的时候，他摸着大腿哭成了一个泪人，他说，我再也不敢了，我要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做人。我没多跟他说话，那一刻，他在我的眼里突然变成了一条扶不上墙的癞皮狗。七天以后，他出来了，没曾想，他一下子成了个人物——在厂里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了，见了他，大小同事都管他叫“海哥”。于是，他又“猛戗”起来了，甚至有时候还跟我瞪眼扒皮的。我也不在意，照旧跟他一起在外面混。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都很疯狂，屁大点的事儿就动刀子。跟人死拼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经常会出现我爹被人按着脑袋，用石灰搓眼睛的镜头，这个镜头异常清晰，它把我的眼睛都要胀破了。我俩在一起混得久了，李俊海就开始明白了，他总归是跟我差那么一小截，因为社会上的哥们儿拿我当大哥待，拿他还是当个跟班的——尽管他比我还大一岁。或许，矛盾就出在这里，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有一次，我们商量着要去武胜街“干”一个叫钢蛋的，他死活不让我去，他自己去了，一个兄弟也没带。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我也相信他能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他肯定想在钢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背”他的“死狗”。
我跟牛玉文在宿舍给他摆好了庆功酒，没想到钢蛋竟然来了，手里提着两只活鸡：“蝴蝶，咱们以后别纠缠了，算我错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也是为了防备他玩儿邪的，我上去一刀给他砍在脑袋上了。牛玉文把他按在地上搜他的身子，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带。钢蛋躺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他也不擦，就那么直楞楞地看着我：“求求你，放了我妹妹吧。”我一下子明白了，李俊海绑架了人家的妹妹！那一刻我几乎吓傻了，我再没文化也知道，这可是犯法的，而且犯了不小的法。我稳住神，把他扶去了厂医务室，缝好了针，我对他说：“既然你来了，咱的事儿也就结了，我马上放人。”钢蛋一走，我和牛玉文就满世界找李俊海，那时候也没个手机、传呼机什么的，我俩就这样穿梭在李俊海可能去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在一家小饭店里找到了他，他喝得像一摊烂泥，钢蛋的妹妹坐在他的旁边，哆嗦成了一张被风吹着的纸条。见我们来了，他挥舞着双手，冲牛玉文说：“怎么样？我办得漂亮吧？”再把手指向我，“他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牛玉文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抡圆膀子，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你他妈是我大爷！” 他忽地站了起来，把俩眼凸成了牛蛋子，我把脸凑到他的眼睛上，就那么冷冷地看他，我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李俊海跟我对视了没半分钟就泄气了，没皮没脸地舔着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哈哈大笑：“你行，好，打得好。”
后来为这事儿，我没跟钢蛋少了火拼，当然，最后还是钢蛋草鸡了，他搬家了，不知去向。
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带就多少有了点儿名声，所以才惹得小广嫉妒，最终出了事情。
那阵子，我确实野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这么一种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
现在想想，我都弄不清楚那时候的我，是人还是野兽。
我曾经带着一帮弟兄，人手一把菜刀，见着穿喇叭裤留长头的“小哥”就砍，从厂门口一路杀到火车站。
我用一根五分钢条做了一把钩子，非常锋利，能将一张厚厚的铁板穿透。我嫌它还不够凶猛，又在前面焊上了一把军刺，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件充满煞气的凶器，我给它取名“战争之神”，经常用一个小提琴盒子装着它带在身上，它让我的胆量增加了不少。有一天下班，我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门口溜达，我断定他们是来找我的，扯身就回了宿舍——我常常对弟兄们说，混江湖的，最要的一条就是眼睛要像鹰。我擎着战争之神迎着他们走了上去，那几个人一看我手中的家伙，不等正面接触，一下子就跑散了。我站在门口大喊，哥们儿，来呀！风吹动我黑色的风衣，让我看起来像一个侠客。
有一次，我跟牛玉文去乡下看望他的姥姥，中午喝了点儿酒，牛玉文要领我去看海。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一个同样喝了酒，样子像是传说中“庄户流球”的人拦住了我俩，他把手抖擞得像筛糠：“哪里来的俩膘子？给爷爷拿根烟抽！”我没有说话，直接用三棱刮刀把他捅倒了，他趴在地下，地下有一小片残雪，白白净净的，很快就被血融化了。“朋友，我叫杨远，在第三机械厂上班，活过来的话就去找我。”我在他身上擦了两下刀子，敲敲他的脑袋说。
那时候，我的大脑里根本不存在生与死的概念，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
路上，牛玉文问我：“那小子不会死了吧？”
我笑着说：“死了就死了，谁让他惹我的？”
结果，第二天我就被警察带走了，因为那个人没死，他告了我。
第一次从拘留所里出来，我风光得很，门口一长溜接我的各色人等。
我爹不知道这事儿，拘留期间去厂里找过我，大家都没敢告诉他真相，他站在厂门口的寒风里，直揉眼睛。
后来，李俊海去学校找我爹，对我爹说：“大叔，你不用担心，杨远出差了。”
我爹一直把李俊海送到了车站，车开走了，我爹用袖口擦着镜片，冲着远去的车大声喊：“告诉大远，他弟弟挺好的！”
李俊海的爸爸在郊区的一个医院里当大夫，很慈祥的一位老人。每当我和李俊海去他们家玩儿，老爷子都要高兴地颠出去割肉、买菜招待我。我不太喜欢喝酒，老爷子让我只喝一杯，就给我泡一壶浓茶，然后他就跟他儿子碰杯，往往是一顿饭没吃完，老爷子就醉了，红着脸咦咿呀呀地唱柳腔：“西北风吹得我浑身痒痒，回家烫上二两酒，白菜心海蛰皮，加蒜一拌……”那年夏天，老爷子病倒了，躺在他上班的医院里。李俊海在厂里对我说：“我爹想见见你。”
在这之前，我去医院看过他几次，他告诉我说，自己的哮喘病犯了，过几天就好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次李俊海这么严肃地跟我说他爹要见我，我就觉得不妙，莫非老爷子不行了？去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见李俊海他们家的人全在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看着瘦成一张皮的老人，我的心咯噔一下。我把李俊海拉到一边问他：“俊海，告诉我，老爷子是不是不行了？”
李俊海直接就蹲下哭了：“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爹得的是肺癌……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我的心里很难受，多么健康快乐的一个老人啊，难道我就要见不到他了？
我坐在老爷子身旁，趴在他的耳边说：“大爷，等你出了院，咱爷们儿钓鱼去，我现一个好地方。”
他好象不能说话了，用浑浊的眼球瞄着我，眼神似乎在说，好的好的，爷儿俩去钓鱼。
半夜，我跟李俊海正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抽烟，病房里就响起了哭声。
李俊海他大姐跑出来，冲我直嚷嚷：“大远，快，快，我爹找你。”
李俊海家里的人给我让开一条道，我扑过去，攥着老爷子瘦成鸡爪子的手，小声说：“大爷，我来了。”
老爷子的嘴唇动了两下，手突然变得很有力气，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攥得我很疼。
我把耳朵靠到他的嘴巴上，轻轻说：“大爷，你说话。”
老爷子松开手，把手垂到床下，用大拇指和食指使劲捏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把他的手捧在自己手里，用眼睛问他，大爷，你想说什么？
李俊海轻声说：“杨远，我爹想让咱俩拜个把兄弟。”
听了这话，老爷子脸上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像雪糕被阳光照射着，融化着。
我明白了，李俊海说得没错，他爹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
屋里没有一丝声响，我的心里很乱，我不是不想拜这个把兄弟，可我当时真的很犹豫。
老爷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大家都在盯着我看。
我不知所措，心一横，扑通跪在了床头：“爹！”
说到这里，杨远冲我咧了一下嘴，眼神开始恍惚起来。这位当年的癫狂少年，如今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深牢大狱，坐在一缕淡绿色的月光下，静静地回忆往事，像一只疲惫的水鸟站在苍茫的夜幕下输理羽毛，远处波澜不兴。窗外隐约传来一阵沉闷的镣铐撞击声，刚才还在窗下鸣叫着的蛐蛐，一下子将叫声停止了，深夜的气氛似乎变得更浓了。号子里的灯泡吊得很高，光线也暗淡得如同萤火，杨远躲在暗处的脸愈加模糊，我只能感觉到他的脸上在结着冰，以致于他说话的声音都带了寒气。
付完了李俊海他爹，我俩就回到了厂里，不几天大家都知道了，我是李俊海的结拜兄弟。
有一天，李俊海对我说：“兄弟，咱们这样混，永远没个出头之日，得想办法弄点‘活动经费’。”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很早以前他就提过这事儿，他说要绑架市场上一个卖服装的，那人有钱得很。
我摇摇头：“别着急，干这样的事情得好好策划一下，弄不好容易出事儿。”
李俊海说：“出个屁事儿？咱们这么办……”
我打个哈哈走了。我真的不想干这事儿，我的心还没野到那个程度。
没几天，李俊海就把我请到了当时最好的饭店，吃饭的时候，我知道了，他在路上把那人给抢了。
从此，我就开始疏远他了，我很反感他的所作所为。
他被捕的时候，警察来厂里调查过我，警察问李俊海抢劫的时候，对你说过这事儿没有？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回答，他对我说过，很可能我也就被带走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李俊海那种人，嘴巴严实着呢，这样的事情他会对别人说？警察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问我，李俊海抢劫的那天你在哪里？我想了想，回答他，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哪天抢劫的？警察说，这事儿如果你没参与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你再好好想想，七月十三号那天傍晚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回忆起来了，那天我跟厂里足球队的伙计们在会议室商量下一步跟哪个厂比赛呢。我当时就带他们去找了证人，警察们怏怏地走了，似乎很不甘心。
回宿舍以后，我把这事跟牛玉文说了，牛玉文苦笑了一声：“他在公安局还不知道是怎么说的呢。”
我摸着头皮问：“难道他还能连我也牵扯进去？”
牛玉文笑得很暧昧：“他那种人你还不清楚？想想‘滚’厂长的事儿你不就明白了？”
一想到那件事情，我的脑子突然晕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跟李俊海结拜了以后，他在厂里更加肆无忌惮了，连走路的姿势都改了，以前像老鼠，现在像螃蟹。李俊海他爹去世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吃住都在厂里，几乎天天喝酒，喝了酒就满厂区出溜着找事儿。那位让我捅了的大哥自从出院以后就老实了，整天无精打采地闲逛。我总觉得对不起他，经常喊他到宿舍里来玩儿，他喜欢喝酒，我就召集宿舍的兄弟们凑钱给他买，他很高兴，喝醉了就搂着我的脖子喊“远哥”。年前厂里年货，我刚把分到的东西送回家，这位大哥就苦丧着脸来找我：“远哥，海哥到底怎么了？他把我的年货拿走了，还让我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他。”
我把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让他在车间等我，直接就去了李俊海他们车间。
李俊海正在车间里烤火，我上去就给了他一脚：“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他不听，硬着脖子拿眼瞪我，我说：“你不听是吧？咱们一刀两断。”
他好象一直在犹豫，直到我走到了车间门口，他才狼嗥般喊了一声：“听你的！”
其实当时我踢他那一脚，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总归他是我磕头的大哥啊，可那时候我真的忍不住。
开春的时候，我入团了，还当上了厂团支部的文体部长。呵呵，这事儿说起来好笑……那天上午，我跟李俊海他们在宿舍里打扑克，车间的一个同事把我叫了出去，神秘兮兮地说：“远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厂里可能要把你和海哥开除了。”我很纳闷，脸一下子就黄了：“为什么？”同事说：“我也不清楚，刚才厂长、书记他们招集领导们开会，在会上说……”我扭头就走，我要去厂部问个明白，你凭什么开除我？当时我很委屈，尽管他们背后都骂我是个混子，可我从来不欺负厂里的同事，甚至别人来厂里闹事，我还跟他们拼命，我说，只要我杨远还在这个厂里一天，谁都别想来这里“慌慌”！时间长了，当地的“小哥”们也很给面子，几乎不敢到我们厂惹是生非。开除我？我他妈是厂里的“保护神”呢……正气哼哼地走着，李俊海就撵了上来，问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我把事儿跟他说了，李俊海说，得嘞兄弟，看哥哥我的。拉我回去了。下午我没去上班，心情很糟糕，我站的宿舍门口往下看，整个厂区都是白的，连锅炉房门口的煤堆都被雪包住了。我想起了我爹，想起了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等我回家的弟弟，心里难受得像针扎，嘴巴像是被人堵住了，喘不动气。我记得那天下午刮了好大的风，风呼啸着掠过电线、树枝，出的声音像一群野兽在野地里疯叫。在宿舍坐着坐着我就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我要先跟我爹通通气，万一这事是真的，我怕他受不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老是跟我讲他这个学生咋样，那个学生咋样，我根本就插不上嘴。我弟弟已经不在培智小学上学了，锻炼了这几年，他勉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爹上班的时候，就把他锁在屋里，他很听话，就那么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爹回家的时候，他就表扬自己：“爸爸，我比小白兔还乖……”
吃完了饭，我想开口跟我爹聊聊，我弟弟又缠上我了，他说他认识了不少字，然后就用铅笔在墙壁上写道“我爱北京大女门”。我笑得不轻，捏着他的鼻子羞辱他，北京的“大女”没你什么事儿，等你长大了，我给你找咱们这里的“大女”。我弟弟说，不是大女，是天安，你能给我找来个**吗？我说能，只要你哥哥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我爹不在原来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了，他调到了离家近的一个小学，继续当他的语文教师。我爹可真是个好样儿的，他的视力差到那种程度还在教课，他经常笑着说：“大远，我上辈子可能是个神仙呢，别看我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可我看我的学生可清楚着呢，他们的脑袋在我眼前像脸盆那么大，书上的字也大，像苹果。”
我问他：“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
我爹都要笑躺下了：“像两座金山。”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刚换好工作服，主任就过来拉我：“杨远，厂长找你。”
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忽忽地问他：“厂长，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写个申请吧，入团。”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忽忽的，这是怎么回事？耍猴的？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忽然有一天，李俊海鼻青脸肿地回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坐在床头上像老僧入定。
隔了几天，我跟社会上的一个大哥一起喝酒，那大哥告诉我，李俊海被人绑到了一间小黑屋，没揍几下他就软了，可能他以为是你们厂长找的人，哭着对人家说，去厂长家闹事儿是受了你的指派。我不相信，让他带我去找曾经参与绑人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开始还以为我是来打架的，吓得直哆嗦，等问明了来意，他说，因为李俊海打过他大哥的一个亲戚，他们就一起去绑了李俊海，谁知道弄了这么一出，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怕你知道了来找麻烦，有的伙计到现在还不敢回家呢。我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受得上吊的心都有。我嘱咐他们，这事儿别声张，说出去难听。
当牛玉文再次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豁然开朗，李俊海肯定对警察胡说八道过。
从此，我变得更加沉默了，一门心思地上班，几乎与外界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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