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和停住脚步，回头说道：“秦秘书，他不是司机，是我的上级。”
卫兴和总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在朋友面前把周市长当作司机对待，演到中途露馅，不如一开始就实话实说。
秦秘书问道：“他是你的上级？”
卫兴和说：“他是我们周市长，这位是我们的张市长，本来我打算等见到钱总再介绍的。”
秦秘书的反应很快，马上对周胜利赔礼道歉，“对不起周市长，我见过你们北方的县长、镇长都摆着老大的官架子，走路都得有人提包端杯，见你没有人提包端茶杯，还给别人开车，根本想不到您是市长。”
她明里是道歉，但说的全是夸赞周胜利的话。
周胜利也是凡夫俗子，听了她的话心中自然也很受用，礼尚往来，也夸了回去：“你们钱总真有眼光，找了你这么个机敏的秘书。”
秦秘书满脸欢喜地把三个人带到钱总的办公室，自动向他介绍了周胜利和张军世：“钱总，这两位是永安市的周市长和张市长。”
钱总听了也是一脸懵B，一边走过来与两位市长后手，一边埋怨卫兴和：“你电话上只说了张市长与你一同过来，没说周市长，怎么突然间又多了个周市长，让我差点接待不周。”
卫兴和突然的改变原定的说词，让周胜利和张军世两人不知如何说是好。
他坦诚地向钱总说道：“我昨天骗了你，觉得诚信是合作的基础，今天特地向钱总赔礼道歉的。”
钱总脸上像下了一层霜一般，冷着脸说：“有话坐下说。”
他又对秦秘书说：“秦小姐给两位市长倒水。”
直接把卫兴和给忽视过去了。
卫兴和没有在意他的态度，把他的厂因被债务拖得资金链断裂，不能继续运转，自己扔下工厂跑到这里，两位市长追到太宁省城，又连夜从太宁省城追到这里讲了一遍，说：
“两位市长明天还要赶回太宁省永安市，一千多公里路，让司机在旅馆休息，周市长开车过来。周市长说谈一个合作项目一千多公里路来两个市长让人难以相信，他就以驾驶员的身份过来。
两位市长一夜跑一千多公里过来，没有打算把我押回去，还允许我回去继续当那个厂的老板。周市长本来不想麻烦钱总，让我介绍他是司机，但把周市长当成司机介绍，我装不像，所以就不装了。”
钱总说道：“我听到的全是南方的政府是媬母，一心为企业搞服务，北方的政府是婆婆，只顾对企业发号施令，不管企业老板的死活。看到你们的两位市长，听了你的这一番话，我感觉到你们的政府是亲妈，把老板当成儿子疼。”
他这几话触动了卫兴和的泪点上，他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带着哭腔说道：“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觉得再干不好，真是无脸面对两位领导。”
他紧接着又说道：“我是被两位市长押解来与贵厂合作的。”
钱总说：“就凭着你们两位市长对你的方式，我也会与你们合作。”
谈到了上午十多钟，周胜利接到了公安局李支队长的电话，“你们找的那个厂长配合不配合，用不用我们出面？”
周胜利说：“谈得很好，他继续回去当厂长，我、张市长和他正在你们市的一家肉食加工销售企业谈下一步的合作。”
李支队长说：“那就太好了，中午我订酒店，给你既接风又送行，晚上你们休息一夜，明天回去我就不用护送了。”
周胜利说：“太感谢了，这样已经麻烦你们不少，饭就不用吃了。”
钱总在一旁听到他的电话是熟人请他们吃饭，在一旁大声说：“周市长他们中午在我这里吃饭，你们也一同过来陪客人吃饭。”
李支队长听到了他说话，对周胜利说：“是不是钱总说话？请周市长告诉他，让他一同到我这边来。”
周胜利对钱总说：“公安局刑警总队的李队长，他邀请你也一同到那边。”
钱总向他伸出手，“我与他讲几句。”
他与李支队长很熟悉，让李支队长把他订的酒店取消，到他公司的食堂里吃饭。
在李支队长到来之前，钱总与卫兴和的合作协议也已草拟好，双方的法人代表均已签字。
中午吃饭的时候，钱总才知道周市长曾经是市里的公安局长。
周胜利在酒桌上给武宗胜打了个电话，向他介绍了李支队长热情协助的过程。
武宗胜自然在电话上也对李支队长表示感谢。
李支队长敲打他说：“你小子现在当了支队长了，目中无人了，竟然还瞒着老大哥。要不是听周市长说，我还以为你为了娶校花，至今还在县城没有调上来呢。”
武宗胜说：“我调市局和提拔都是幸亏周市长，我原来在东蒙那边提拔刑警大队找也是亏了周市长，他那时是我们市里的常委兼市驻地区的书记。”
结束了与武宗胜的讲话后，李支队长又敬了周胜利一杯酒。
南方人在酒场上有个让人放心之处，该热情的热情，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与酒挂勾，周胜利虽然是酒场上的中心，也并没有喝多少酒。
喝酒适中有益睡眠。
一夜充分休息，次日起来周胜利感到全身轻松。
这天已经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几人不敢拖延，吃过早饭就往回返。
那时华夏的高速公路刚刚开始修建，通车里程很短。他们全程没有高速，路上周胜利又替吴难开了几个小时，回到永安市区时已经是后半夜——准确地说到了腊月二十八的凌晨。
在路上，周胜利不开车时，仍然与张军世和卫兴和探讨如何解决企业“三角债”的问题。
卫兴和说：“我觉得无解，我也想过起诉欠债的客户，但起诉后也可能要回欠帐，也可能要不回，这个客户丢失是百分之百的。”
张军世说：“那些已经不与你们合作的客户不能放过，先起诉那些不再合作的企业。”
卫兴和说道：“起诉他们可以。但是打官司太牵扯精力了，我们还得找律师，还得到法院起诉，这当中一审、二审，每一次审理还要开几次庭，太耗人了。
律师也得好吃好喝供着，伺候不到位他不给你真出力。我们搞企业的都把三角债称为企业的癌症，无解的黑三角。”
那个时期律师还属于司法干部，端的是国家铁饭碗，手头官司多少、胜诉多少，与他们个人的收入关系不大。
“三角债”真成了无解的企业“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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