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黄莲乡逢场，山椿吃过早饭，就去街上转转。出得门来，看见食品站门前排着队的等着割肉，便走过去看。
“章书记，你早啊。”有几个人看见山椿就打着招呼。
“哦，早，你们更早啊，都走这么远的路上街了。”山椿笑着回应。
“怕来晚了肉卖完了。”有人说。
“哦，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割肉呢。”山春问。
“过了立夏几天了，你说割肉的多不多啊。”有人笑着说。
“啊，立夏小满正栽秧，这栽秧要请人，互相帮忙。就得割肉打酒，是该的了哈。”山椿说。
“哦，山椿书记，你还懂这些？”有人问。
“我也是农民哈，这个当然懂。赶快割起肉，打起酒回去，好办栽秧酒。”山椿与众人告别。
也该回去看看了，家里的秧栽没呢。山椿想回家了。
“嘿，你们好早呀。”到供销社门前，山椿看见了李洪芳和谢绍菊二人在那里。
“山椿书记早。”两人笑着和山椿打招呼。
“秧子栽完了吗？”山椿问。
“没有哦，这不上街来买点东西回去，请人栽秧。”李洪芳回答。
“山椿书记，那天听你们说起有个同学叫兰田松？”谢绍菊问。
“是的。他是高八零级的，复习的时候和我一班。”山椿回答。
“哦，他在哪儿上班？”谢绍菊问。
“在茅店乡政府当民政助理员。怎么，你认得。”山椿问。
“不认得，我听我表哥说起过，他有个同学好象也叫这名字。”谢绍菊说。
“那我有机会帮你问问。”山椿说。
“不用，又不是我同学，再说我表哥也没在家。”谢绍菊笑着走了。
“李洪芳，当年你上文功团是怎么回事啊。”山椿问。
“唉，当年县文功团不是在全县找文艺人材吗，我当时读初中，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在全乡是很出名的，学校的文艺尖子。就被选中了。去干了两年，业务没说的，可最的后还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叫我们回来了。说是只招收城市户口人员。结果那几个比我们这些农村去的专业差多了的城市人留下了。没办法。”李洪芳叹了一口气。
“哦，我老家有个堂兄也是你这经历？”山椿说。
“他叫什么，哪一年去的？”李洪芳问。
“他叫章山兵。哪一年去的我不知道。他也是唱歌好，一曲闪闪的经星，唱得远近闻名，加上他的长相和电影里那个潘冬子很相像，县文功团下来一考察，就把他招了去。把大家羡慕很很哦。可也与你一样，两年就被退了回来。”山椿说。
“哦，我不认得，那我们不是一批的。”李洪芳回忆了一下说。
“哦，你们还招了几批？”山椿问。
“三批。我是最后一批。”李洪芳不无怀念。
“唉，一个农字也许就埋没了许多艺术家吧。”山椿很感慨。
“成不成得到艺术家不好说，可看那些比我差的城市人留了下来，心中还是很不好受的。”李洪芳淡淡地说。
“没事，一切都在好起来。”山椿安慰着说。
“是的。没有城高户口也可以当乡干部了嘛，这就是好事。”
“这算哪门子好事呢。”
“当官都可以是农村户口了，这不是家农字下的好事吗？”
“我们还不是被人看不起。”
“没事儿，凭本事吃饭。”
“哦，你那堂哥现在在干什么？”
“在外打工。”
“在哪儿？”
“广洲。”
“广洲大啊。”
“我也没有具体的地址，他也才出去。你呢，打算在家呆一辈子？”
“不，我这几天都在想，打算出去。就是家里面不许，还给我找了个婆家，我可没同意，准备开溜。”
“哦，不怕人家追上门来要人？”
“没事，我又没收他彩礼。再说还我团委妇联替我们撑腰的哈。”
“那是，想好了就大胆去闯吧。”
“好的，我也去广洲。”
“定了？”
“定了，刚才打定了主意。”
“哦，祝你成功。”
“呵呵，这次的五四一搞，好多青年的心都活了，动了，想出去的人不少哦。”
“是吗？”
“当然，我可听到好些人想走，把你那句不负青春，放飞自我挂在嘴边呢。也有些人还在和家里谈判。现在的老人保守，没出过远门，怕。”
“哦，叫大家不要怕，努力去闯。”
“谢谢鼓励，我们会想你的。”
“呵呵，言重了。”
“对了，你那堂哥的老婆是不是怀二胎了？”
“我堂哥？”
“就是那个李洪佳。”
“这个不晓得。”
“要是怀起了，就叫她来做手术吧，听说她两个季度没来妇查了。”
“哦，晓得了，我先回去了。”
“好的。”
周二上午，全体乡干部又开会，但黎书记、朱乡长、袁乡长、秦书记、蒋部长、龙公安都没参加。
“今天把大家咸拢来开个会，就是观岩村的李洪佳的老婆两个季度没来妇查了，据村上反应是怀二胎了，今天我们在家的同志全体总动员，去抓大肚皮。我们分两组，我带一组从观岩坡后面上去，岳永珍带一组从观岩坡前面上去。为了不被发现，我们这组先走一个小时，你们那组晚走一个小时，不论那个组先到，就把房子围起来，别把人放跑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计划生育工作这项任务很重，上级压得特别紧，我们一定要趁李洪佳这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齐心协力把这个大肚皮抓回来。”曾正贵昨天挨了批评，今天组织行动。
“这李洪芳没把信带到？自己不来做手术，抓到了既要做手术，还要出误工费和罚款，多不划算的。”山椿在心里想。
上午十一点，两组人马同时到达了李洪佳的家，在曾正贵和岳永珍的指挥下，迅速包围了房子，一番搜巡，一个人影也不见，连鸡鸭鹅都不见一个，猪圈里的猪也不见了，只有猪圈角落里不太干的猪屎还表明这圈的主角离开不久。
“人呢，人呢？”曾正贵高声问着。
没有人回答。
“支书，支书，人呢，哪儿去了？”曾正贵又问着村支书。
“我也不知道啊。”
“来人，走，去学校看看李洪佳在不在，把他抓过来。不怕他不说出他老婆去哪儿了。”曾正贵带着五六个人去村小学了。
山椿没动，心里一直想着这李洪佳办事不靠谱，明显的自己去做手术多好啊，这下惹麻烦了。
没多久，去学校的人回来了。
“没有人，学校说这两天李洪佳都没去上课，不知道去哪儿了。”曾正贵气昂昂地说。
“他屋还有哪些人？”曾正贵又问。
“没有了，我爸妈都过世了。”村支书说。
“来，把门砸开，搬东西，拆房子。”曾正贵下令。
“曾乡长，搬东西吧，还行。这房子就不拆了吧，太可惜了。”村支书说。
“拆，必须拆。”曾正贵不听村支书的。
东西一件一件的从屋里搬了出来。有八仙桌、雕花大抽屉，大床、镜台、木箱，木柜摆了一院坝。
“来，问周围有人买没有，有人买就卖，没人买就砸烂。”曾正贵做出了处理办法。
由于价格批得低，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陆续买走了东西。
“你买这些来干吗？”在买东西的人里，山椿看见了李洪芳。
“我哥和嫂子跑了，这些东西价格低，我们邻居帮忙来买下，是为了帮他保住这些东些，怕远地的人买了去。还有怕没人买被砸烂了可惜。”李洪芳低声对山椿说。
“那天我给你说了，你为啥不劝你哥去做手术呢，这样可不划算哦。”山椿问。
“小声点，章书记，你太不懂这些了。我哥要的是娃，不是这些。”李洪芳说。
“什么意思？他这下家里的东西没了，房子也怕是保不住，还有他的工作，还能让他代课？”山椿还是没明白。
“章书记，你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还停留在学校的课桌上吧。我哥为了生个娃，是早打定主意了的。只是我担心他房子没了，以后咋办？我先送东西回家，一会儿转来。”李洪芳平静地说。
“我还在课桌上吗？”李洪芳走了，山椿还是没闹明白这事儿倒底怎么了。
“这些东西没卖几个钱，今天的误工费都不够，还有罚款没着落。这房子一百块钱一间，五间五百，猪圈这些一共算五十，五百五十块，有不有人买？”曾正贵看着周围围观的老百姓问。
小东西买来有用，也是帮人家保全，这房子虽然好，买来干啥？再说谁有那么多钱买这房子？所以没人做声。
“没人要，那就拆，登瓦，下梁木，拆了卖。”曾正贵真下了决心要拆这房子。
“来，计划生育宣传队的，上，拆。”曾正贵见没人动，就叫乡上请来的计生宣传队的人员。第一次喊了，没人动。
“上啊，乡上请你们来，是做事的，不是叫你们来耍的。”曾正贵又吼。
有几个人迟迟疑疑的去找梯子准备上房登瓦。其他的乡干部和村干部站在傍边没人动也没人说话。
“我说，曾乡长，房子还是别拆吧。”眼看几个人已经准备上房了，山椿走到曾正贵身边小声对他说。
“不拆，罚款哪来，误工费哪来？你出？”曾正贵听得山椿说不拆房，就高声质问。
“成功者不可毁败，这上好的房，拆了可惜了。”山椿见所有关人都看向他，就高声说。
“这娃太嫩了哟，这个时候去和曾宝儿说这些。”岳永珍小声说。
村支书觉得这山椿还有胆量，自己却不敢说话。大多数人事不关己，不做声。
“你说不拆就不拆？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曾正贵本来想压山头，一直不能如愿，今天算是找到机会了。
“拆了是可惜。”陶光根也目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老陶，你也和这小毛头一样幼稚？”曾正贵听见就质问老陶。
“我不是幼稚，我是老眼昏花，看不得过份事儿。”老陶绵里藏帮针。
“我不管，拆，拆，拆。”曾正贵下令。
“不能拆。”山椿也大声的吼。
“凭什么，你算老几？”曾正贵也吼。
“我不算老几，可我知道上级是不准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拆房毁屋的，是吧，岳主任？”山椿那天吃饭时听秦书记说过一句，就用上了。
岳永珍看着眼前的局面不做声。
“有吗？”曾正贵问岳永珍。
“没有吗？”山椿也看着岳永珍。
岳永珍两难，不说话。
“这是有的。”老陶说，依然面无表情。
“管他有不有，我今天就是要拆，错了我负责。”曾正贵横下了心。
“你，负责？你负得起责吗？我来这段时间，你哪件事负过责？就连我撒脬尿救你一命，你连谢字都没有一个，你还有资格说负责？要不要我给大家说说我是怎么救你命，你又是怎么不负责的，让大家评评理？”山椿实在没办法制止拆房，就凑在曾正贵耳朵边小声地说。
曾正贵听得，脸一红，沉默了。
现场一阵死寂，落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响。
“这样吧，你们下来，今天就不拆了。一是请你们这些邻里乡亲和村上的干部，转告李洪佳，尽快来落实计划生育措施；二是我刚才和曾乡长商量了一下，回去请示乡党委政府，再决定如何处理这房子。是吧，曾乡长。”山椿见僵持着不是办法，就说道，顺便给曾正贵递了个梯子让他好下台。
“好，就这么办。”曾正贵心里气愤，却也无计可施，更怕山椿说出他的丑事，只得借梯下楼。
“房子保住了。这个章书记，真是好样的。”李东洪芳在人群里看见这一幕，想流泪。
在场的其他人都疑惑山椿在曾正贵耳边说了什么，让曾正贵改了主意。
“这才像个人做事。”老陶自言自语，大家听了，也不知他在说谁。
“来来来，章书记，我敬你一杯。”三点钟，在村上吃饭时，支书第一个端起酒来。
“哦，支书，你搞错了哦，你该敬曾乡长，是他带领我们工作，他是我们在的头儿。”山椿笑着真诚的说。
“那好，我就先敬曾乡长。”支书端着酒对曾正贵说。山椿的话让曾正贵很受用，端起杯子喝了。
“来，我也敬曾乡长一杯，跟曾乡长一起下村，让我学到了不少工作方式方式法。但我今天头痛，没喝酒，就只有用茶代水了哈。”山椿一脸的微笑，憨态可掬。
“我还以为你不低头哦。”曾正贵心里舒服到了极点，喝了。
“我也再用茶水敬在坐的乡村干部，计划生育宣传队的弟兄伙，辛苦了。”山椿又端了杯茶，敬了大家。
“今天大家怎么没激情呢。”村支书见今天大家吃着饭，不如往回那么打打闹闹，吵吵嚷嚷。
“哦，今天怕是我这个新毛头在，影响了大家的兴致吧。不好意思，要不，我给大家赔罪吧。”山椿说。
“好啊。”大家起哄。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有人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莫在错误命令下违背良知，莫在错误思潮中无视真理，莫在谋食中丢失了自己本性中纯真纯善纯美的灵魂。”山椿讲完了故事又说道。
“就是嘛，抬高一下枪口就救人一命，多好。把别个打死了，自己又坐牢划不着。”曾正贵也很认真的听完了故事，发表了感慨。
“听得懂这个故事的人很聪明。”老陶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意思啊？”岳永珍问老陶，大家都看着老陶。
“自己去想，一两句话说不清。”老陶还是不紧不慢的。
“说说嘛，陶大学，你是高材生，帮我们说说。”村支书说。
“说多了无益，就拿今天这事说吧。计划生育是国策，人人都得尊守。违背了，就得处罚。处罚的办法很多。拆了房子示必不可，也不是没拆过房子，那是按正常枪口高度在执行。可今天，我们曾乡长没拆房，就是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嘛。懂了吧。”老陶解释也没忘给曾正贵一顶高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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