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 轩然大波
金布律！
金布律！！
金布律！！！
只轻飘飘三个字，却好似一个被扔进河水中的重磅炸弹，将沉寂许久的长安朝堂彻底轰烂！
即便在这日晚宴过后，与会诸王对晚宴内容噤口不言，但在刘胜有意无意的纵容之下，这日晚间发生在宣室殿内的一切，也还是通过各种不正规的渠道传到了宫外。
在街头巷尾，坊间舆论还只停留在‘陛下好像打算收商税？’的程度；
但在朝堂内外，关于金布律的话题，早已经被宫中传出的风声彻底点燃。
金布律三个字，在如今汉室意味着什么？
当朝天子主动提及这三个字，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要想弄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不提金布律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以及这部法律被写入《汉律》时的政治背景。
世人皆知：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刘汉社稷，并非是太祖刘邦独自创建，而是有刘-吕两家合作创建，属于华夏历史上少有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夫妻店。
而在推翻暴秦、诛灭项羽之后，于百年战火焦土之上得以成功建立的刘汉社稷，自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反秦时期的创业阶段、楚汉争霸时期的商业竞争阶段，进入到王朝建立之后的内部争斗阶段。
说的简单直白一些，便是刘-吕之争。
争什么？
自然是在刘汉王朝的话语权，和对王朝的统治权。
作为夫妻店的掌柜，太祖刘邦自然不允许吕氏以任何形式，动摇刘氏家族对刘汉社稷的合法统治，包括通过二世刘盈来染指皇位；
于是，太祖刘邦第一次对吕氏做出反抗，推出了自己属意的储君人选：皇三子刘如意。
如意，如意，遂我心意；
遂谁人心意？
自然是太祖刘邦的心意。
对于汉惠帝刘盈-赵隐王刘如意二人之间的夺嫡之争，后世人大都有以下几种说法。
——汉惠帝刘盈嫡出，母吕太后，其得位之正，远非赵隐王刘如意所能比；
——汉惠帝刘盈仁厚，开国之君后以仁厚之君为继，方可确保国祚传延不绝，而非重蹈嬴秦二世而亡之覆辙；
——汉惠帝刘盈势力遍布朝堂内外，背靠吕氏，若其不能得位，则朝堂必有大变······
等等等等，汉惠帝刘盈继位之所以更合理的理由，世人能说出无数条；
但对于汉太祖高皇帝刘邦而言，以刘如意取代刘盈，成为继自己之后的第二位汉天子，只需要一个原因。
——刘如意，非吕氏所出。
让刘如意继承皇位，吕氏的势力，就仍旧无法触及皇权哪怕一丁半点。
反之如何？
反之如何，后来的一切，都已经证明了刘邦的担忧。
孝惠刘盈继位，大权旁落，以至于吕太后以女身临朝称制，竟长达十五年之久！
刘汉王朝前二十二年，等于说是刘邦坐皇位坐了前七年，吕太后坐了后十五年！
对于吕后一朝的事，后世人也众说纷纭，诸如诸吕乱政，又或是孝惠早夭、前少惨死，乃至诸侯大臣共诛诸吕之类。
但实际上，从太祖高皇帝刘邦放弃以刘如意为储，仍由孝惠刘盈做自己的储君太子的那一天开始，后来的一切，就都是注定了的。
——刘邦一死，皇权旁落于吕氏；
——孝惠刘盈，终其一生而不能颁皇诏一纸、不能抚玉玺片刻；
——前少刘恭，只因少年轻狂之失，而惨死于宫中。
甚至直到吕太后驾崩时，就算没有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诸吕外戚谋朝篡位，汉家的皇权，也依旧回不到后少帝刘弘手中。
为什么？
因为在临将亡故之际，吕太后将长安朝堂所有可以调动的兵权，都交给了两个族侄：吕产、吕禄二人手中。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后世某些史学家的猜测，也未必就一点道理都没有。
——吕太后临终前的托付，实在颇有暗示吕氏‘在我死后再谋朝篡位，以吕代刘’之嫌。
所以，从吕太后掌政，一直到吕太后驾崩，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再由刘恒一点点将皇权扒拉回老刘家的碗里——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汉家本质上，都只发生了一件事。
刘吕相争。
太祖在朝，吕氏蛰伏；
太祖驾崩，吕氏逐渐露出獠牙；
孝惠驾崩，吕太后再也没了顾忌，开始肆无忌惮的遍封诸吕，甚至于在临终之际，做出那般耐人寻味的临终托付。
而最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诸侯大臣里应外合共诛诸吕，代王刘恒扮猪吃虎君临天下’，则终于为这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内部斗争画上句号：刘氏在付出太祖诸子（八人其中的六人）、孝惠诸子（全部），以及让齐王一脉萌生出野心的代价，惨胜。
至于吕氏，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从灵魂到肉体，都被泯灭在了政治斗争失败之后。
明白这些往事，以及这些往事背后所暗藏的斗争后，再来回过头：金布律，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部由吕太后全权推动，并颁行于天下的商税律，金布律这三个字，属于绝对意义上的‘吕太后政治遗产’。
也正是因为如此，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入继大统之后，才会没有丝毫迟疑的将包括金布律、津关律在内的诸多法律一次性废除。
难道当时的诸侯大臣们，不知道收取商税的必要性？
难道那些历经磨难，见惯了大场面，从开国之时的尸山血海中爬上来的人，不知道这样一部法律存在的必要性？
和孝惠刘盈-赵隐王刘如意二人的夺嫡之争一样：金布律存在的必要性，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可以佐证；
但废除这部法律，则只需要一个不容置疑的理由。
这部法律，是吕太后所颁布。
吕太后是错的！
在诸吕之乱爆发，并被顺利平定、诸吕外戚被尽数铲除之后，吕太后只能是错的，也必须是错的！
政治斗争历来都是赢家通吃，失败者满盘皆输；
既然吕太后是‘错’的，那吕太后所做出的一切决定、所颁布的一切法律，也都必须是‘错’的。
废杀前少帝？
弑君！
扶立后少帝？
篡立！
连孝惠皇帝的诸多血脉，都因为吕太后‘错’，而被归为‘诸吕淫乱后宫所出’‘前、后少帝及孝惠诸子，皆乃吕氏子’，自然就更别提区区一纸金布律了。
于是，魔幻的一幕出现了。
——吕太后是‘错’的，是奸诈黑暗邪恶的；
所以金布律是‘错’的，是祸国殃民、荼毒天下的；
而金布律是错的，自然就意味着一部针对商人收取商业税的法律，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
于是，任何一个试图通过立法，来向商人群体收取商业税的皇帝，也都会是‘错’的······
离谱吗？
很离谱。
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
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政治斗争。
赢了，你即便只是个残缺的宦官，也照样可以权倾天下，指鹿为马；
输了，你哪怕是九五至尊，也依旧难逃臣下的灵魂质问：陛下为什么要造反呢？
“陛下为何要再提金布律？”
“就算是不提这三个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取商税······”
“——为什么非得用‘金布律’这三个字呢？”
“哪怕换个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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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又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是纯赤色，因刘据用赤色符节，所以在汉武帝所发的符节上改加黄缨以示区别。
血流成河
刘据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刘据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氂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留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依附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
庚寅（十七日），刘据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刘据与汉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刘据得以逃出城外。刘屈氂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刘屈氂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刘屈氂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汉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皇帝下达的谕旨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卫皇后自杀。
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此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汉武帝因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其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其侯。刘据的众门客，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刘据发兵谋反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刘据挟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因刘据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守军队···
汉武帝愤怒异常，群臣感到忧虑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就好比是天，母亲就好比是地，儿子就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承继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中的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诗经》上说：‘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以往，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刘据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刘据。刘据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刘据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刘据。刘据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有一山阳男子名叫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刘据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刘据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汉武帝感伤于刘据之死，便封李寿为侯，张富昌为题侯。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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