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章 667广德之野望
张居正所提“六事”，虽谈不上是具体国策，却道出了明朝自“仁宣之治”后出现在明朝上层建筑内部的种种矛盾。
这些矛盾有文官集团和内监集团之间的矛盾、文官集团和皇族统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以及明朝的国防危机和武备松弛问题。
本质上来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绝大多数在这篇奏疏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及问题。
虽然已经看了几遍，可魏广德依旧觉得没有能够全部理解张居正疏中深意。
于是，自然而然，魏广德打算今晚不仅要去陈以勤家里，和他讨论一下，貌似还应该回家后再仔细揣摩一番。
不过，等晚上他从陈以勤府里出来的时候，手里不仅还拿着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竟然还多了一本高拱的奏疏，名为《挽颓习以崇圣治疏》。
这本奏疏是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末完成的，还没来及得上奏嘉靖皇帝就驾崩了。
此疏中，高拱总结二十几年来他体验和观察到的当世之时所存八大流弊：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委、党比、苟且、浮言，还提出了针对八弊的改革方案，言“舞文无赦、贪婪无赦、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简称《除八弊疏》。
只不过高拱上奏此疏给隆庆皇帝的时候，他正被“委以重任”为嘉靖皇帝抄书，所以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高拱的这本奏疏。
他没注意，陈以勤自然不会放过。
在陈以勤看来，两人的执政理念是有颇多想通之处的。
谈到此处，不仅让魏广德想起当初高拱和张居正关系似乎还非常亲密。
不过相对来说，魏广德在看了高拱《除八弊疏》后感觉，似乎高拱比张居正还要理想主义一些，其中如治贪婪和崇忠厚、奖公直等其实就很难分辨，完全就是凭借主官的个人判断。
首先要保证主官没有这些毛病，才能让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下去，而这非常难。
回到家以后，魏广德也只是在后院看了看，就一个人钻进书房里，拿着两本奏疏研读起来，想以此了解两人的区别。
又看了两遍后，魏广德还真发现了一些不同，那就是在整顿吏治方面。
张居正更多的是谈到让官员勤政，虽也讲纲纪，却似乎有意无意并未说到要严刑峻法，把贪官污吏如何。
这或许也是因为当今大明朝，要找出足够的清官，似乎已经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既然没有，那还不如让贪官做事，不再渎职，再通过考察，把做坏事、不合格的官员清理掉。
而高拱则是对贪官污吏是要痛下杀手的，而不是像张居正那样，把贪腐先放在一边。
由此，魏广德不得不想到去年满朝倾拱的盛况，官员们到底打的什么心思，其实已经昭然若揭。
“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呵呵”
魏广德嘴角扯出一抹幅度，心想，若是嘉靖皇帝真看了这份奏疏，只怕当时就会把高拱给撸了，直接撵回老家。
至于原因，自然是你敢在英明神武的嘉靖皇帝面前说他的江山充满颓习，还要他高拱来力挽狂澜。
于是很快，魏广德就把高拱的奏疏放在一边，专门研究张居正的奏疏，因为他觉得貌似张居正更接地气一点，有操作性，至少不会遭到满朝大臣的围攻。
第一条省议论，针对当下朝廷作决策时，总有很多人反对。
无论有多完美的方案，他总能挑出不少毛病，批驳得一无是处，你让他说出对策时，他又说不出来，只顾将别人贬损得体无完肤，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有本事。
由此的结果，就是让陛下拿不定主意，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任何一种决策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应该看主流，要权衡利弊，经过努力，只要能做到利大于弊就行了。
如果事事斤斤计较，成天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有可能激化矛盾。
臣工们上奏章时，要直奔主题，不绕圈子，专心本职工作，少争论。
这条，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张居正针对的是明朝盛行的言官制度进行的一定限制。
朝廷专设了御史和给事中，这些官员品级较低，却拥有监督和弹劾高官的权力，而且喜欢事事都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基本都是反对意见，只知道揭短不知道建言。
第二条振纪纲的目的，不仅是希望朝廷恢复原本的律法，更是对嘉靖皇帝当政四十多年时间里，赏罚不明，凭他的喜好，将大臣们升官或下狱这种行为进行的批判。
有罪无罪，全在皇帝一念之间，有司形同虚设。
之后的重诏令，就是要求各衙门接到了命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毕。
如果完成不了，就要局面说明理由，并拿出解决方案。
对各种命令要登记造册，完成后勾销。
没有完成的，要追究责任，根据官员完成任务的效率来考评优劣。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斩断各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接到了命令就必须给出严格的说法，然后按照你的说法监督你执行，谁也不许消极应对。
换种说法，就是通过标准的文件格式来明确责任，量化任务，既便于督促，也便于考核。
第四条的核名实，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靠名气判断人才的方法，会造成那些踏实做事的人得不到晋升，相反那些夸夸其谈的我，往往能升官。
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愿意做事，办事效率低下。
对于任满一定年限的官员，要进行精准考核，综合其各方面的政绩，按照“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次，调整职位，奖罚名爵。
在这其中，张居正尤其提到佐贰官的升迁，九年考满的官员，说明能力很强，就应该给予在本部升迁，而不是衙门之间相互调动。
第五条固邦本，其实就是解决财政窘迫之道。
财政是国之基石，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和合理的税制，又是国家财政的基础。
嘉靖朝的后十多年严嵩把持朝政，疯狂贪腐，嘉靖皇帝潜心修道，不问政事，民穷财尽。
地方豪强兼并田地，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底层民众，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张居正希望抑制豪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主张厉行节约，崇尚简朴，以民为本。
当然，每次看到这条时，魏广德的目光都会在那段所谓的名句“攘外必先安内”上盘桓片刻，不过这次，魏广德虽没有移开目光，却是直接闭上眼睛。
这条最后几句话，魏广德似乎闻出了一丝血腥味。
隆庆元年时，因为国用不足，都察院派遣大批御史赴各地分道督赋，也就是催收各地赋役。
而张居正已经知道，这样做的结果，“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
魏广德猛的睁开眼，眼睛不由得盯住其中一段。
“偏累小民。”
魏广德似乎已经觉察到，张居正在写这一事时，或许他对弥补朝廷亏空一事的目光，已经从“小民”身上移开，“穷困之民”何必索之。
张居正在这里，把大明社会区别成三类，官、民和小民。
其中各自指代非常清楚，魏广德自然一看便知。
只不过他也很狐疑，张居正这是打算把“生财之道”打到“官民”身上了吗？
他打算怎么收？
正篇奏疏里，都没有丝毫提及，为此魏广德还重新把奏疏翻了一遍。
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此事，根本原因还在于他除了一点来自后世的见识外，并不比张居正、陈以勤等人聪明多少。
既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魏广德也就不打算去充这头大象。
如果自己入阁，该入阁执政？
像张居正那样，把自己搞死，他当然不愿意。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因此给张居正任何机会治罪。
张居正执政时期，他可以说权侵朝野，即便是皇帝都要听他的。
在魏广德印象里，据说因为皇帝字处理朝政上和他意见有些相佐或是有点迟疑，他张居正就敢给皇帝脸色，让皇帝不得不屈服。
要是自己有什么把柄被张居正抓到，他会不会威逼皇帝拿下自己？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事儿发生，他就必须提前知道他的想法，尽量避免犯这些事儿，不给他丝毫机会。
自己，或者说自己身后的人，可就是他奏疏里的“官民”，换句话说，张居正为朝廷生财之道，就着落在自己和身旁人身上了。
到这个时候，魏广德总算明白自己一开始看张居正《陈六事疏》总感觉怪怪的，现在终于知道源头在哪儿了。
“像魏忠贤那样收商税？”
魏广德不自觉嘴里嘀咕道。
他记得后世把魏忠贤评价极低，根本原因就是魏忠贤为了给朝廷和自己捞银子，把目光转到商人身上，因为他就是穷人出身，自然知道老百姓已经榨不出油水来了，再压榨只会逼迫百姓造反。
他当然不希望有人造反，因为倒霉的就是他。
张居正貌似和魏忠贤看法相似啊。
只是不同的是，貌似现在商人的权势还没有大到可以插手朝堂的地步。
明末那会儿，商人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纠缠，根本就已经撕扯不开了。
据说江南、山西等地的官员，那个时候大多都是由商人出资支持举业，所以在他们入朝为官后，多受制于商人。
魏广德知道张居正主要功绩是“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可“一条鞭法”貌似和张居正关系不大，早就有了。
而且，“一条鞭法”对“官民”其实影响不大。
他应该还干了其他事儿。
魏广德这时候已经有了判断，张居正在控制权利后应该还做了更多的事儿，这些事儿可能才是直接把张家推进万劫不复的原因。
魏广德仔细回忆很久，也没想到当初和张居正交往时，他有说过其他什么，对税赋的意见，更多的还是因为复杂，他是很支持“一条鞭法”就是了。
魏广德并没有去考虑“隐田”“隐户”一事，虽然他知道，但是他更知道，要做这些事儿，朝廷需要的海量投入，以及会因此遭遇到的阻力。
下面的官员，首先就会因为各自家族的原因甩手不干。
你在别的省搞这些事，那别人也可以清查你的家底，文官集团内部怎么能够自己挖自己墙角呢？
算了，很晚了，就这样吧。
魏广德自动过滤掉张居正六事中饬武备一事，他自我感觉，貌似比张居正更懂，也更早着手准备。
其实，在魏广德科举后，也是想过做出些功成名就之事。
对于文官来说，还有比开创“盛世”更加名流千古的吗？
只不过他知道再创“盛世”有多难，细节可以省略，最起码要国库充盈，老百姓丰衣足食。
开元盛世是什么样子？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对内。
而对外，大唐周边已经没有了大的威胁，即便是大唐屡次征剿不利的吐蕃，也因为大唐帝国强大的国力，在连年征战中苦不堪言而选择请求和亲，以结束这种战争状态。
是的，在大唐时期，唐帝国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而是西藏高原上的吐蕃。
唐军很难大规模攻入高原，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每次进攻的唐军都苦不堪言，战争的主动权始终都被吐蕃掌握。
也就是这样对内对外的环境下，才铸就了华夏历史上少有的“盛世”。
魏广德过去的想法是“轻民赋”，朝廷财政通过开海，对出口商品征收重税解决朝廷财政难题。
就算不能解决，最起码缓解也是好的，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而对外，则是启用能征惯战的将领，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直接把北方蒙古给推了，再“犁庭扫穴”，彻底解决东北隐患。
记忆里，他似乎记得有个“万历三大征”，其中有援朝抗倭的战争，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若是那是他还在朝堂，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结束战事。
倭岛，在西方航海家们眼里，那就是金银岛，怎么可以随便就放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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