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在同盟会的带领下“又”失败了，为什么说是又失败了，特别是在“又”这个字上打了符号。
在这之前革命党已经发生几十起武装起义。影响比较大的起义有史可查的也不低于十次。
“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也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孙逸仙。
“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也称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指挥者郑士良。
“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5月，也称潮州黄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陈湧波、余既成。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也称惠州七女湖起义，主要指挥者邓子瑜。
“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也称钦廉防城起义，主要指挥者王和顺。
“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也称镇南关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
“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3月，也称钦康上思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也称河口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
“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也称广州新军起义，主要指挥者倪映典。
“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也称黄花岗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如果仔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每次发动起义，起义军几乎取得不了任何优势，就被清政府轻松扑灭。
事后总结，发现每次的起义都不是有单一的组织和个人发起的，而是在各方反清势力联合发动的，当然这方面同盟会，兴中会为主要反清力量，还有大量会党，帮派人员。
由于人员复杂，行动不够统一，往往在行动未开始之前就被清军统治者发觉，然后悄然调动兵力，布置好口袋，在革命党未反应过来就封锁交通要点，进行血腥镇压。
甚至有的起义，犹如儿戏般，清军拿着革命党人自己编写的花名单抓人。
不是说，那些革命烈士牺牲的不壮烈，不勇敢，这种没有把握的起义，全靠一腔热血，有时候对人心的打击是强大的。
在多次起义被镇压后，革命党人内部开始分化，有的认为武装起义根本不可能获得胜利，于是便开始转变以暗杀满清政要为目的，进行从上到下对满清政府的打击。
而另一部分，以孙逸仙，黄兴，为主的同盟会元老则认为，应坚持继续发动武装起义，来动摇满清的统治根基。
各派虽然行事方法产生了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推翻满清朝廷。而且是对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这也就有了这次广州起义，就因为暗杀派一次突然的行动，虽然把广州将军当场打死了，却也打乱起义派精心准备多日，调集了大量优秀青年骨干，花费了众多心血，准备一举拿下广州，具而引导全国革命的希望破灭了。
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对满清朝廷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可能是出于恐惧革命党继续搞暗杀，搞武装起义。
但面对各方面崩塌的景象，它也迫不得已采取自救运动，这就兴起了慈禧晚年以来的清末立宪运动。
这场运动虽然起源于慈禧，但是接手时是醇亲王在执行，这场浩浩荡荡的改革运动似乎充满着机遇，但却最终由于闹出个皇族内阁结果轰然倒塌，明明都已经死到临头了，为何清政府还要这么执着搞皇族内阁呢？难道它是真的不知悔改，还是说另有隐情？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仔细考察一下醇亲王这个人，因为主要的清末立宪都是由他在运行，弄清楚他的基本属性，我们就可以弄明白当年皇族内阁的始末了。
实平心而论，醇亲王载洵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当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出使德国，关于克林德被杀案件向德皇赔罪，但他作为皇族的代表，始终保持着皇家的威仪，并且还和德国皇帝做了好朋友，在欧洲的那些年的见闻，使得他的知识和素养有了很高的提升，甚至他对于西方的很多军事制度都有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不过在他出访的时候，德国皇帝一直向他传输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要想确保安全性，就必须要掌握军权，只要军权在手那么改革，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够继续下去，很明显醇亲王接受了这个概念。
因此他接过慈禧的改革大旗以后，一直都在安插自己的人手，想要确保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掌握军权和行政权来面对未知的危机，甚至他还把虎视眈眈的袁世凯踢出了军机处，剥夺了他的军权，这些做法都是为他未来的改革做好一个防火墙的准备。
但可惜的是他这么做，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然要安插自己人，那必然是皇族的成员，这些皇族成员迅速占满了整个选举出来的那个名额，因此清末立宪搞出来的第一任内阁，乍一看全部都是皇族成员，因此也被大家调侃为皇族内阁，他这么做的确保的改革过程中的安全性，但同时也使得这场改革的属性都发生了改变。
原本是改革旧有体制尝试新制度的行为，结果反过去到变成了皇族在改革过程中保住自己利益的行动，这或许是醇亲王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大家看到醇亲王这么不明事理，所以直接就发起了反抗运动，所以当年醇亲王领导的清末立宪最终这样失败了，这估计是醇亲王拍着后背都要后悔的事情。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汉)、那桐(满)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十个部,分别以梁敦彦(汉)、善耆(满宗室)、载泽(满宗室)、唐景崧(汉)、荫昌(满)、载洵(满宗室)、绍昌(满觉罗)、溥伦(满宗室)、盛宣怀(汉)、寿耆(满宗室)任各部大臣。
以上总理、协理及各大臣十三人中,满族九人,而九名中属亲王、宗室、觉罗的所谓“皇族”又占七人。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军阀、官员和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派的普遍不满。各省谘议局议长、付议长相继赴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推谭延闿为主席,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各省谘议局联合发表《宣告全国书》说:“希望绝矣”。立宪派的活动破产,离开了清政府,满洲贵族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既然成立了“内阁”，虽然名义上权利由皇帝移交给内阁,其实并没有改变其本质。原本权利就不在那个才几岁的孩子手里，就这这些人手里掌握着。
既然成了内阁，总要做些事情吧，不管是要保住大清江山也罢，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也罢。如果一成不变，在一次次的革命中，早晚还是要倒下。
要想做事情，那就离不开钱，现在朝廷一点钱都没有，于是有些人便开始便把眼睛盯上了铁路。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
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保路运动。
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大惨案，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不久，湖北爆发了武装起义，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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