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如今开海对外通商,杭州能得海贸之利,便越加的繁华了,商贾之事也更加盛行,因此聚集于杭州的商人很多。
富贵楼,在杭州众多酒楼中连前十都排不上,却也颇有名气,尤以包厢众多为人称道。
杭州人都知道,商人们谈事最喜欢来这里。
其装修低调而奢华,菜肴、酒水也颇为实惠,很符合大多数商人的品味。
这一日,富贵楼小二们发现,几乎所有包厢的人都在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新政将在浙江推行之事。
某包厢中,商人吴会同感叹道:“等了三年,朝廷终于要在我们大浙江推行新政了,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赵乾景颇以为然地接话,“想当初,我去应天府做生意,突然就发现以前的经验全不管用了,想要送钱办事,连门路都摸不着。
当时我就在心里大骂:朝廷搞的狗屁新政,把好好一个官府拆分出那么多职司,让人还怎么愉快地出钱办事?
可后来我发现,当耐下心来,学会新政那一套办事规章制度,按规矩来,我竟然一分钱没花,就把以前要花好几百两银子的事给办下来了!”
“我也有这经历。”包厢的另一位商人沈金元紧跟着接话,“想当初,我听说南京出产玻璃镜,好不容易找到个中间人,请一个南京玻璃镜厂的小吏吃饭,想要请他帮忙疏通关系,让我能拿到货。
谁知那小吏虽来吃饭,却是死活不肯收礼,让我直接到厂里按规矩拿货就行。
我当时心想,如今南京产的玻璃镜那么紧俏,我不疏通关系,直接进去怎么可能拿得到货?
看他急匆匆走了,我心里就认为这事黄了。只是抱着万一的想法,才去厂里试了试。
结果按照规矩走流程,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后面又在南京等了大半个月,竟真的拿到了货。
整个过程中,除请那个小吏吃了顿饭,是真没往厂子里多花一分钱,事后我都还觉得在做梦呢。”
吴会同笑着道:“南京的那些厂子按规矩办事还没什么,关键是新政下,官府办事不仅不收钱,而且办起事来比以前麻利多了。
以前你要半个什么许可、条呈,各种吃拿卡要不说,还得拖拉你好长时间。
现在去了照规矩来,那些新职司的官吏一会儿就给你办了,你要是拖延时间,人家还生气呢。
这两年跟南直隶的官府打交道多了,每次再回来跟我们浙江的官府打交道,是真不习惯。
如今我就盼着新政快点在浙江落实,好让我们在浙江也能得到新政下经商的种种便利。”
赵乾景吃口菜,道:“据我所知,新政在浙江落实,好处可不止是经商的便利。
朝廷在昭武二年出台的专利法,诸位知道吧?只有我们浙江落实新政了,我们浙江的商人,才能获得某些民用技术专利授权,开办工厂。”
没有特别解释,三人便都知道,工厂非工坊。
工坊就是以前那种几十个人,至多几百上千人的老作坊,即便人多,生产效率其实还是低。
可工厂就不同了,就算没资格用蒸汽机,也能用水力机械及流水线的模式。还可以参观、学习南京那边的厂子,甚至得到技术指导。
所以在如今大明人词汇中,工厂就代表着更快乃至更高质量的生产能力,工坊则代表着老旧、生产效率低下、赚不了大钱。
“比如说造纸、造铅笔以及四轮马车部件等朝廷愿意授权给民间的技术专利,就必须得新政落实了的地方的商人才能承接到。”
赵乾景说着话语一转,“我听说有些家里田地多的,想方设法地活动,准备让新政无法在浙江落实。
这些人就是眼界太小,眼皮子太浅,只知道盯着土地、农夫身上赚得那点钱。
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新政落实后,他们随便做点生意,赚的钱都比从田地里收获多得多。”
吴会同笑道:“那样的人并不多,我们浙江开明的士绅、地主还是不少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浙江的土地价格不久一直在下降吗?这就是因为不少人看出新政必将在浙江施行,提前抛售田地。
如果不是有些田地来源存在问题,没人敢买,现在浙江的田地价格还要更低。”
赵金元道:“其实我们赵家,也是有一些问题田地的,不过如今家族里都看开了,也做好了应对准备。
大不了就是土地被没收一部分,然后拆分出一些支脉迁去北方安家。
反正肯定不会跟朝廷对着干——以当今天子的手段,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谁要那么干绝对是脑袋被驴给踢了。”
赵乾景深以为然地点头,“可不是嘛。跟朝廷对着干八成会失败不说,还可能被流放到边疆吃苦受累,影响子孙后代上进。
严重的,甚至可能被抄家砍头。为了那些田地,冒这么大的险真不值得。
就像吴老哥之前说的,眼界放宽阔点,眼光放长远点,把地窖里的金银拿出来办厂经商,不比在土里刨食赚得多?”
“···”
因为新政落实,对地方商人来说是件大好事,所以这三位高兴得很,酒菜下肚,难免说得有点多,声音也有些大。
却不知,在他们隔壁就就坐着三位杭州府颇为有名的大地主,钱唯、丁兰耀、周功普。
此时,三人或是面色阴沉、或是皱眉思索、或是一脸愁苦,都不吭声。
待到隔壁的三名商人离去,三人才开始交谈。
周功普面色阴沉地道:“钱兄,新政落实之事真的无法阻碍吗?”
钱唯便是那个一脸愁苦的,他闻言叹道:“唉,周老弟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了,该拿钱疏通的地方也没不舍得花钱。
可是如今那些当官的就好像都变得两袖清风起来,竟几乎没人敢收我们的礼物。
即便有收礼答应帮着打探消息、活动的,可事后却是一点动静没弄出来。”
周功普听到这里气道:“狗屁的两袖清风,他们其中一些人什么德行,你我还不清楚?
如今他们分明就是怕了都察院的御使,怕了锦衣卫,否则收钱个顶个的狠。
丁兰耀,你怎么不说话?看你的样子,该不会准备就这么认命了吧?”
“不认命能怎么办?”丁兰耀回怼了句,“难不成你还能起兵反了朝廷?”
周功普立马蔫了。
若是崇祯十几年时,朝廷敢搞什么新政,他周功普一怒之下说不定真敢起兵造反。他家有十几万亩田地不说,更有佃户数千,机工千余。
拿出钱来,在鼓动一番,振臂一呼就能拉起一支一两千人的队伍。
如今嘛,且不说他能不能按照上述操作拉起队伍,即便拉起来了,都不用朝廷出动精锐的边防军、禁卫军,来一总卫戍军,就能随便将他给灭了。
过去两年,浙江整编出来的卫戍军四处剿匪,可没少到杭州府炫耀。浙江卫戍军实力之强,他们这些人都是清楚的。
这时丁兰耀又道:“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三人说的有一定道理——新政落实既然已无可避免,我们便只能尽力减少损失。
放弃以前从田地里赚钱的做法,去办厂、经商,说不定真能赚得更多。”
周功普听完冷笑了声,道:“你家田地不过几万亩,有问题的也不多,当然敢这么说了。
我周家若是认命,怕是大半条命都要没。别的不说,没了田地牵绊控制,那些不听话的佃户绝对会告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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