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入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字。”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
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朋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在冷风里揽紧大衣匆匆而过，我把披肩拉开兜着老范，一路她唧唧呱呱，说笑不休。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别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叮叮叮。
那阵子谁跟我说什么大的社会话题，我都不想听，说：“一万个口号都比不上亲人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她平安回来时，正赶上老郝生日，我们三个找了个地方，开了瓶龙舌兰。那天我喝得最多，我们仨头扎在桌子上，脑袋堆在一起，我说：“以后哪儿也别去了，好歹在一块吧。”
我把老范和老郝拉来帮我编奥运的节目，“帮”的意思就是没有钱，也不能在字幕里打名字，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还有麻烦。
她俩编的时候，原始素材在台里系统内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不多的一点带子，都在这里了，拼的完全是编辑的功力。
施泰纳这集，我看过素材，但是看老范编辑的数分钟，施泰纳第一次挺举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声响，他抖着将杠铃推向头顶，脚胡乱地转着圈想支撑，最终无力，将杠铃从脑后扔下，向上苍做了一个摊手无奈的姿势。第二次尝试，施泰纳举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罗斯选手奇吉舍夫领先，施泰纳想要夺金，只有一次机会，在原有挺举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众人都觉无望，对手脸上已经是狂喜。老范配的音乐是YouRaiseMeUp：
“WhenIamdownand,ohmysoul,soweary,Whentroublescomeandmyheartburdenedbe...”音乐衬着他的话：“在她弥留之际，差不多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向苏珊承诺过，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我会一直向前，去参加奥运会，去争取金牌……”
他的教练用力在他脸颊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从未举起过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几下，不断呼哧出气。杠铃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属杆都压弯了，全场寂静，他大叫一声，推举杠铃，举过头顶，踉跄了两下，脖子挣得通红，艰难地向前努着，撑了两秒钟，铃声响后，杠铃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却一切，欢喜跳跃，捶打地面。镜头缓缓拉升，在空中俯视他的背影，话外音是采访中他说的话：“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苏珊在注视着我。这是一场献给苏珊的胜利。”
他俯身亲吻杠铃，音乐唱道：“Iamstillandwaithereinthesilence,Untilyoucomeandsitawhilewithme...”
最后一个镜头是他站在领奖台上，余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举起苏珊照片，放在肩头，注视升起的国旗，胸口一起一伏，音乐正唱到“IamstrongwhenIamonyourshoulders,YouraisemeuptomorethanIcanbe...”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红鼻尖上挂着汗珠笑了。
我都哭得现形了，这在看自己片子的经验里是第一次。
老范最爱的是埃蒙斯夫妇那段，用了FixYou，她在心神俱碎时曾反复听过。
美国步枪射击运动员埃蒙斯是公认的射击天才，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他一路领先，最后一枪却不可思议地看错靶位，在他人靶上打了一个十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获得，他一言不发离开赛场，当晚酒吧里安慰他的捷克射击名将卡特琳娜成为了他的妻子。四年后的北京，卡特琳娜拿到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后，来现场解说丈夫的比赛。埃蒙斯打完前九枪后，领先第二名三点三环，我已经准备好了描述他的胜利。最后一枪时他打得很慢，最后一个扣下板机，我抬头看大屏幕的一瞬间，眼前突然被惊呼和站起的人群淹了，站在高处的老王脸色变了，跺着脚对我说：“丢了，丢了。”
我当下的反应是回身去看卡特琳娜，从她圆睁双眼的错愕中才确认埃蒙斯真的射丢了，他最后一枪出现重大失误，只打出四点四环，中国运动员邱健获胜。体育馆里手臂林立，媒体涌向冠军，我脱口而出“雅典悲剧重演”，卡特琳娜呆住数秒之后，离开座位，向场地边缘走去，镜头跟着她，她在人群里时隐时现，侧头找寻，老王没有推特写，只是伴随，她隔着栏杆，向场地中嗒然若失的埃蒙斯伸出手去，埃蒙斯将头抵在栏杆上，她俯身下去隔着栅栏揽住他，一只手护持着丈夫的脖颈，另一只手摩挲他的眉毛，像在安抚委屈孩子时的温存。音乐与现场的人声交替出现：“Whenyoutryyourbestbutyoudon’tsucceed,Whenyougetwhatyouwantbutnotwhatyouneed,Whenyoufeelsotiredbutyoucan’tsleep...”
老范跟我说过她为什么用这歌，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我们没有接近这对夫妻，这刻不必打扰。我只是走到栏杆附近，在他们身后待了一会儿，回身去向镜头描述：“不是妻子在安慰丈夫，是埃蒙斯在安慰妻子，他说我已经尽力，一切都会好的。卡特琳娜伸出手，在他鼻尖勾了一下，两人笑了。”
“Lightswillguideyouhome,andIwilltrytofixyou...”镜头是他们在混乱人群里依偎离开的最后一瞬。
达娜那段又不同，是老郝编的，沉静有力。
她用了一个长镜头，远远地凝视向前奔跑马尾甩动的达娜，像是看护着她，跑过人群，穿过空无一人的场地，无休止地向前跑去，若有若无的钢琴声衬着达娜的旁白：“如果不再跑步，我的生命也就此停止。”
凌晨两点，老范穿着白衬衣戴着耳机坐在右边的机房，老郝穿着蓝裙子对着左边的非线编辑机……我拿着橙子水跑来跑去：“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被她俩不耐烦挥手赶到一边，心满意足地坐着。
几年前，我、张洁和老范，谈起为什么要卖力工作。
老张说：“为了理想。”
我说：“为了乐趣。”
老范说：“我为你们而工作，你们高兴，我就高兴。”
我一直觉得她太孩子气，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情。
编到苏丽文，配乐想不出来了，翻来覆去看带子。有人提了句梁静茹，说她有个歌叫《勇气》，我摇头说这太直白了。想起有一次在KTV看过这个歌手献给因病去世父亲的《掌声响起》。
我半开玩笑地说：“《掌声响起》？”
要在以前，肯定不会想到这歌，想到也不会用，嫌这歌太平凡，唱烂了。想起这歌，是因为苏丽文说过，在出发之前，她曾经与身患癌症的父亲有过一个约定：“我拿金牌回去，他说他的病就会好。”
老范试探着唱：“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旁边编辑机的镜头上，苏丽文被踢中伤处倒地。她的教练实在看不下去，要冲上赛台，被裁判制止了，裁判问她是否要停止比赛。
她在地上双拳相击，表示“我可以，我可以，马上站起来”。
“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嗯，嗯。
我和老范摇头晃脑大声合唱，“掌声响起来……”
苏丽文最后一次从场地上拖起自己，她说：“我听到很多观众一直叫我站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对，非站起来不可，对。”
她用这个方式撑到最后就是想告诉父亲：“有呼吸就有希望。”
旁边的实习生宋达加进来与我们合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这歌这么平常，但唱到这里，屏幕上正是比赛结束，苏丽文抱头倒地，像个孩子一样蜷着身哭泣，全场七千人起立为她鼓掌。
寻常，却有力。
有天晚上一点多，关主任路过机房，看到我们，眼神怔了一下，但正忙着，没停步走了。
第二天这个时候他又看见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做了一期节目，但不知道给谁做的。
他乐了，说他看看。
看施泰纳的时候，关主任把眼镜儿摘下来擦了擦，实习生吴昊捅捅我，小声说：“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关主任在新闻频道挤了一个下午五点的时间，把这期节目播出了，没有栏目，问叫什么，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
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在北方的尽头
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牟森还向我推荐过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现在是一个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寻常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
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
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
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
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裸露的土地，不必有任何装饰。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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