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撞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已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
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有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计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说儿子的个性太“奴”，陕西话，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问：“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您……”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一般是什么态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说，那我就是咋也不对。”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学说，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药家鑫对父亲的意志有过一次反抗，中学上了法制课后，他拿着书回来说爸爸压迫他、管着他。药庆卫陪着儿子翻了一遍书，告诉他：“我是你的监护人，当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错就要我来承担责任。”
去做节目之前，老范发过一个报道给我看，说药家鑫做过双眼皮手术，还说梦想有了五百万就去整容。底下评论里都在骂“变态”，我当时看了，嘴角“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你怎么说？”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家鑫之后绕过父亲，有什么事跟母亲说，他妈说：“他太在意了，总是说，总是说，说这个遗传怎么这样啊，我爸的双眼皮为什么我没有？我可怜这孩子，尽量满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去割了双眼皮。”
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减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溃疡。
日后他考上大学，外公奖励了他一万块钱，他花了一半去做了双眼皮的整形手术。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他不愿意让儿子考音乐学院，极力想让他学理科：“其实也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他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
药家鑫一直不知内情，他对父亲说过：“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
他还是学下来了，专业考了第一。
他从大一开始兼职挣钱，在酒店大堂弹琴，后来当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间往返，他妈希望给他买车，“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为这样太张扬，会把退役的费用全花光，后来是他妈硬作了主，他爸点头的前提是药家鑫每个月给家里一千块钱。
药家鑫买过一把电动按摩椅给药庆卫，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狂热与极寒交激，焠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千，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出事当天，夜里十一点左右，药家鑫开着车返回家。
法官问过他，你是向哪个方向开？
他说：“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四个月前才开上。在路上“打开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边看边开。“又开了一会儿，只听‘嗵’的一声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是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我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张妙伸胳膊挡了一下刀，没挡住。只是“哎哟，哎哟”喊了两声，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发当天买的，庭审时他说因为晚上从没走过这条路，带把刀防身，之前跟别人发生过纠纷。发生过什么纠纷？他没说，庭审没提及，我问他父母：“他平时说过为什么事需要带刀吗？”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父亲说：“我们的街坊邻居在一起都说，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张妙胸腔主动脉、上腔静脉被刺破，开始大出血，她没有了与家人告别的机会。
药家鑫开车离开时，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丧魂落魄地往前开，“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日后他们看新闻才知道实情，他母亲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他动刀了，动刀了呀……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带刀，为什么要这样？你撞了人，你可以报警的，车是上了全险的呀，为什么要动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说“刀”这个字的时候，声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药家鑫临刑前，他们见了一面，十分钟里，药庆卫已经来不及问这个问题。
“进去以后药家鑫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一走进去他就是‘爸我爱你’，重复了好几回，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我也爱你。”
他哭出了声：“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我爱你。他说：‘你们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们将来走了以后，下辈子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们。’”
他不知道药家鑫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但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我从不相信人有灵魂，我这时候真愿意人有灵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没办，给爸托个梦。他说我一定给你托好梦，噩梦不算。他平常说话声音很细，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很大。他说我托的都是好梦，噩梦不算，不是我托的。”
药家鑫对他父母说，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有罪，愿意赎罪。
但这一句话让药庆卫突然心生疑问，到我们采访时，他仍认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药家鑫才说出这话：“他这句话太成熟了，以至于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难道他能比他爸还成熟？”
这种心态下，他听到药家鑫说死后想要捐眼角膜时，心里很不受用，觉得也有可能是别人授意，他说：“你不能捐。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你完整带来，完整给我带走。”
药家鑫说了好几次，每次他都立刻顶回去，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干预司法，叫他“药狗”、“药渣”，他内心不平，越说越激愤，两眼圆睁：“我对药家鑫说：‘你捐了以后，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么事，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我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采访中，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
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是推测，是揣想。但听到这句话，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个细节，像把刀，扎透了这件事。
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也没争辩，说：“好，我听你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他爸的话。
药庆卫再说起这个细节时，紧紧攥着手，眼睛用力眨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憋得满眼通红：“我有点偏激了，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借助别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们。所以说，还是那话，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他说。
播完这期节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短信：“看了你的节目，我落泪了，记得宋吗？他很好，已经从海军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采访的患有抑郁症的男孩，在十六七岁时曾经因为网瘾被父母送去柏大夫处救治。
小时候被寄养在奶奶家，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父亲不帮助他。“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他说，“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他十六岁的时候体重一百八十斤，医生对我说：“他为什么胖？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镜子上用墨水笔写“我是帅哥”，再拿水泼掉。
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几乎不交谈，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心理治疗时，宋面对柏大夫，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父亲不管他、不帮他的经历，在众人面前用拳锤打墙说“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亲也坐在现场，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恨我。”
这期节目播出五年之后，宋上了厨师学校，当过兵，交了女朋友，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给我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
线索。
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信：“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细问，一年以后，才想起此事，短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感触？”
他回：“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
我有点不解：“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我采访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结论。”
“姐，”宋写，“我问你，你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他妈说，他喜欢动物，不许她妈教训狗，狗死了难过了很久，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他害怕，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不知道真不真实，你相信么？”
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
我说：“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
短信断断续续，过一会儿才来：“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怕承担。”
“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会儿，才写了两个字：“无奈。”
“什么意思？”
“他心里有愤怒，”他写，“所以他觉得，我不让你张嘴。”
我听着心里一凛：“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说得很坚决。
又停顿了一下。他说：“他在逼自己。”
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到震颤，但没有切肤之感，我接触不到那个雨，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只能问他“什么意思”，他干脆打电话来了：“路上太冷，发短信折腾得很，我在路上走呢，这样说痛快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说：“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
“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对吗？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
“这个动作怎么了？”
“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敌意，”他听出我想打断他，“我知道，她当然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是在问我，药家鑫会怎么想，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
我闭嘴：‘好，你说。”
他没有用“可能”“或许”这样的推断词语，直接说：“他觉得，你记住了车牌号，我爸妈知道了，就饶不了我，这对他是天大的事。”
“出个车祸怎么算是天大的事？”我又忍不住了。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间，我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碗，在等我妈回来的时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只全是碎纹的白瓷碗，窝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着她。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个黄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长，那种如临大敌的恐惧。结果我妈回来，发现之后居然大笑，跟邻居当笑话讲，我当时心理不是如释重负，而是莫名其妙的郁闷：“就这样？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风里走路，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一开始认识时，他都无法与人对视，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
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
“因为我打不过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并没有伤害你？”
“她向他们告我的状。”
我听到这，忽然寒意流过胸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从那以后，大人对我好点了，我是发泄出来了，但药家鑫没有。”
我们挂掉了电话，几分钟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他说：“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其实刚才我中间有几次，很长时间没回你短信，是在写：如果是我小时候，那时的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后来又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觉得不好，也不用这样说他，岁数大了不容易，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
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饺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凳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
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园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赢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
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与老范和另一位朋友在旅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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