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读到《文汇报》今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八版所发表的刘金先生《向金庸先生进一言》一文，盛念可感，文中对史事的意见，本人全部同意，并佩服刘先生对历史的见解，但我跟着第一个联想，是西方学术界所流行的用于辩论的一种滑稽方式。
X先生辩论落于下风，于是说：“Y先生，近来听说你不打你母亲了，那是很大的进步。我对你做一项友谊的忠告：打人是犯法的，打你母亲更加不好，万一把她打死了，罪重得很。你的母亲行为不良，你还是好好劝告她吧，不要重拳打她。”事实上，Y先生很孝顺母亲，众所周知。X先生用“听说”两个字，就把捏造的谎话和诽谤强加在对方身上，以此诽谤为前提，大做文章。Y先生不能辩称打母亲是好的，也不能说“近来不打母亲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母亲，他母亲也不是行为不良。
刘金先生的文章开头便说：“据传媒透露，金庸先生认为岳飞如何如何，秦桧如何如何”，是什么传媒，在什么场所，哪一月哪一日听到我怎样说，完全不提。事实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刘金先生所引述（或捏造）那一段话。我近来在研究历史，那是事实，但我正在学习与探讨的西洋史是古希腊史与古罗马史，正在读Herodotus与Plutarch的作品，中国史正在精读翦伯赞、张传玺两位关于秦汉史的著作。翦先生“四读”《汉书》，历史学家传为美谈，我很想打好坚实史学基础，学习前辈，每天正在下苦功第“二”次点读《汉书》，绝无时间再去涉猎宋史。岳飞、秦桧是我少年时关心的题目，这几年我心中盘旋的尽是霍去病、张安世、董仲舒那些人物，连邓禹、吴汉他们也不大想到，更不要说秦桧了。
金庸：批评者自呈想象，以虚妄意见硬加于我身上，未免近似“文革”时无聊大字报的栽赃作风。
对我批评指教，欢迎之至。但要批评指教我的任何见解，都应以我正式发表的文字或完整的演讲记录为准。批评者自呈想象，以虚妄意见硬加于我身上。在《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之中，确有提到岳飞与秦桧之处，任何有历史眼光、有基本历史知识之人，一看到那些文字，立刻便知所谓“据传媒透露”云云全不可靠，绝无根据，因与我过去已发表之意见截然相反。
我比较重要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以反抗金兵残暴侵略为题，刘金先生不妨随便找十个中学生少年来问一问：“郭靖、杨康的名字因何而来？”相信多半有人能答：“为了要雪靖康之耻。岳飞《满江红》词说：‘靖康耻、犹未雪。’”肯定岳飞、贬斥秦桧的篇章，书中太多，不能尽引。《射雕英雄传》的主要事件之一便是寻找《武穆遗书》。武穆者，岳武穆也。我是杭州人，岳庙是儿童时、少年时常游之地，不跟着同学们在秦桧铁像上撒尿，只是由于大人声称行为太不文雅而阻止，岂有称道秦桧之理？刘先生如能拨冗翻阅一下《射雕英雄传》，相信便可了解。
在我所撰《三十三剑客图》文中，有直接提到岳飞与秦桧的处所，不妨引述于下，以供刘金先生参阅：
岳飞被害千古大狱，历来都归罪于秦桧。但后人论史也偶有指出，倘若不是宋高宗同意，秦桧无法害死岳飞。文徵明《满江红》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说明秦桧只不过迎合高宗的心意而已。不过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要杀岳飞，是怕岳飞北伐成功，迎回钦宗（高宗的哥哥，其时徽宗已死），高宗的皇位便受到威胁。我想这虽是理由之一，但绝不会是很重要的原因。高宗做皇帝已久，文臣武将都是他所用之人。钦宗即使回来，也决计做不成皇帝。高宗要杀岳飞，相信和苗傅、刘正彦这一次叛变有很大关系。
疑忌武将是宋朝的传统。宋太祖以手握兵权而黄袍加身，后世子孙都怕大将学样。秦桧诬陷岳飞造反，正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要知高宗赵构是个极聪明之人，如果他不是自己想杀岳飞，秦桧的诬陷一定不会生效。
故事中提到了秦桧，趁这机会谈谈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奸相。
秦桧，字会之，建康（今南京）人。在靖康年间，他是有名的主战派。皇帝派他随同张邦昌去和金人讲和，秦桧说：“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坚决不去。后来金人要求割地，皇帝召开廷议，重臣大官中七十人主张割地，三十六人反对，秦桧是这三十六人的首领。
后来金兵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金人命百官推张邦昌为帝。“百官军民皆失色不敢答”，秦桧大胆上书，誓死反对。
后来金人终于立张邦昌为帝，掳了秦桧北去。
秦桧被俘虏这段时间，到底遭遇如何，史无可考，但相信一定是大受虐待，终于抵抗不了威胁，屈膝投降。一般认为，他之所以能全家南归，是金人暗中和他有了密约，放他回来做奸细的。金人当然掌握了他投降的证据和把柄，使他无法反悔，从此终身成为金国的大间谍。由于他以前所表现的气节，所以一到朝廷，高宗就任他为礼部尚书。
秦桧当权时力主和议，但真正决定和议大计的，其实还是高宗自己。当时文臣武将，大都反对与金人讲和。《宋史·秦桧传》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八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身留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预”。
这段文字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了谁是和议的真正主持人。一般所谓奸臣，是皇帝糊涂，奸臣弄权。但高宗一点也不糊涂，秦桧只是迎合上意，乘机揽权，至于杀岳飞，等等，都不过是执行高宗的决策，而这样做也正配合了他作为金国大间谍的任务。
秦桧当国十九年，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据《宋史·秦桧传》所载，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下面是《秦桧传》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
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称臣，民间大愤。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有人告发，张伯麟被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发配充军。夫差之父与越王战，受伤而死，夫差为了报仇，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以提高复仇的决心。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当然是借古讽今，讽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被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
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书，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宣称《涑水纪闻》一书，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以免惹祸。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却不自首坦白。于是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曹泳却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谓“中以深文”即罗织重大的罪名，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
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桧，上书说程颐、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专门曲学”，须“力加禁绝”“人无敢以为非”。
许多文人学士纷纷撰文作诗，歌颂秦桧的功德，称为“圣相”。若是拿他来和前朝贤相相比，便认为不够，必须称之为“元圣”。秦桧“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论赞他如何如何伟大英明，他都毫不怕丑，坦然接受，视为当然。“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说人内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状。
《续资治通鉴》中说秦桧“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之美。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
（以上引文见三联书店版《金庸作品集》二十七册第七九九至八二九页。）
这是本人正式发表的涉及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至于《文汇报》所载刘金一文所说的属于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若非刘先生自撰，便是乱抄台、港、大陆怀有恶意之人的诽谤，称之曰“据传媒透露”。若以此五字引头，任何胡言乱语都可任意加上去。
我曾在台湾公开发表言论，不赞成“台独”，批评李登辉；我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回归之前，不少香港传媒“支持英国殖民利益”“逢中必反”（反对中国的利益），经常与我激烈论战，因此台、港传媒如有故意造谣，捏造有关我的虚假信息，出于政治动机，事所常有。内地冒名“金庸”之作何止千百种，猥亵色情者有之，神怪荒唐者有之，别字连篇、语句不通者有之，亦有以别人著作妄加“金庸”之名而出版图利者。普通读者一望而知真伪，上当者甚少。刘金先生既为硕学通人，岂有难辨是非之理？岂连少年儿童亦不如乎？
编后：《笔会》十月二十一日发表刘金先生的杂文《向金庸先生进一言》后，金庸先生来信，表示“不胜骇异”，并寄来《论岳飞与秦桧》一文。现将此文发表。据我们了解，刘金先生是根据九月十八日上海《文学报》上刊登的《金庸写作近况》发而为文的，而《金庸写作近况》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参考》九月五日发表的孝文《金庸最近在写什么》一文，只删去了一小段。而该文又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八月二十一日第六版同题文章摘录的。据查，《联合早报》一文是从八月十一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新闻《金庸现在在写什么？》中摘录的。可见，引文、编文须慎重。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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