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三代以前的社会和后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组织呢？
大凡天下之事，没有不由分而合的。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来，自然要分做无数小部落；既然分做无数小部落，自然免不掉争斗；既然要互相争斗，自然总有个胜败。“胜的人是征服者”，“败的人是被征服者”，社会上就生出“平民”、“贵族”两阶级；权利义务，种种不同，这是把古书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得的（譬如《尧典》说“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级层次，分得很为清楚），但是天下无论什么暴力，总是百年或数十年就过去的；古代这一种阶级社会，却持续到数千年，这是什么道理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得不考察当时“贵族社会自身的组织”。
人类最初的团结，总是血统上的关系。这个便唤做“族”。所以《白虎通》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所谓九族是：
父属四：各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这是今《戴礼》、《尚书》欧阳说。见《诗葛藟正义》引《五经异义》。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算做九族〈《书·尧典释文》〉，则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从竖里头算起来，就有所谓“九世”。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尔雅》上的释亲。《礼记大传》上所谓“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是说得最概括的。有这横竖两义，就把血族里头的人团结起来了。
但是这种团结，范围究竟还不十分大；出于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个什么法子呢？《白虎通》说：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实在是“古代贵族社会组织的根柢”。
宗法社会里，最重的就是“宗子”。这个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个人，征服了一处地方，他在这地方，就做了王，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还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个诸侯。这个便是“小宗”；但是因为他做了诸侯，他的子孙，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系，接续他做诸侯的，也唤做大宗；那么，次乙的子孙，对于乙这一支，固然是个小宗；对于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个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个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接续下去做诸侯的，便是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所谓“宗”，本来是“五世则迁”的；这个“继别”的“大宗”，却是“百世不迁”。凡是大祖的子孙，他都有收恤他的义务；这许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义务；那么，有了一个宗子，就把从始祖相传下来的人都团结不散，而且历久不敝了（《大传》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单是把这许多人团结在一块，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当时所谓“为祖”的“别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诸侯，就是大夫；所以继“别子”而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为自卫起见，要保守自己族里的财产，也不得不尽辅翼宗子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内容，便是有一个人，占据了一片土地，把这土地上的出产和附属于这土地的人民的劳力，来养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里的人，便帮同他管理这一片土地上的事务。倘然土地大了，一个人管辖不来，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个出去。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这个法子，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体”（所以封建政体，是从“族制”发达而成的）。
倘然一族的人，始终住在一处，并没有分散出去，这一处地方上，也并没有别一族的人和他们杂居，原用不着这种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为对抗异族而设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作一串。所以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大传》）把一国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么重——因为一个孝字，就把全社会——贵族社会——所以自卫的道理，都包括在里头。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抚诸侯”，诸侯要“尊天子”，也只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国之间，要“讲信修睦”，也只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亲爱，和全体社会是无关的。
再进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们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法。《尚书大传》说：
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路史·国名纪》四）。
他们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互相扶持，叫他们永久弗失。当时的贵族社会，有如此“精密”、“广大”、“持久”的组织，平民社会，如何同它对抗呢？无怪“阶级制度”要持续至数千年之久了。
然则这种制度，到后来是怎样破坏掉的呢？这个仍出于“贵族团体自身的破裂”。古人论封建制度的说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诸侯王；初封出去的时候，是亲的；隔了几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况且有国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争夺。况且初行分封制的时代，总是地广人稀；得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地方，四面八方，凭着你去开辟，总不会和人家触接。到后世就不然了；你要开拓，就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就总有灭亡的人。诸侯相互之间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间也是如此（譬如晋国的六卿，互相吞并），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夺了异族的地方来分给自己的人。到了后世，便变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党”、“妻党”的人，互相争夺。争夺之后，丧失产业的，便做了平民。少数的人所兼并的土地愈多，丧失土地变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么，古代的阶级社会就渐渐地崩坏而变为平民社会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谓“世卿”，到后世却变做了“游士”；古代当兵的人，都是所谓“士”之一族，到后世却渐渐普及于全国的人，都是这一个道理（见后）。
第二节 封建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地生出区别来，根本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宫锜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土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小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记北宫锜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它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五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按《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郑玄注《王制》说：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它曾经实行），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它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度，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
第一是管辖上的关系。《王制》说：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郑注》二伯，说“《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隐公五年传文）。则郑氏虽以此为殷制，也以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灭商，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王制》这所说的，也明是周制（郑氏以《王制》多为殷制，又或以为夏制，都以其和《周礼》不合，勉强立说的，不足为据）。
第二是往来交际的关系。《王制》说：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王制》这一段，全根据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书大传》，想必是今文书说。
又《白虎通》：“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所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公羊》隐八年《何注》，也说“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则又与《王制》不同）这都是今文家说。
至古文家说，却又不同。按《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
又《左传》昭十三年：
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
许慎《五经异义》以今文说为虞夏制，《左传》所说为周礼。贾逵、服虔以《左传》所说为天子之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郑玄则以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晋文霸时所制。虞夏之制，诸侯岁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礼》所说，是周制；《左传》所说，不知何代之礼。均见《王制正义》（又《王制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诸侯四时见天子及相聘，皆曰朝……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礼说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见《周官·大宗伯》〉，许慎……从《周官》说，郑驳之云……朝通名，如郑此言，《公羊》言其总号，《周官》指其别名，《异义》，天子聘诸侯，《公羊》说：天子无下聘义，《周官》说：间问以谕诸侯之志，许慎……从《周官》说，郑无驳，与许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篇“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以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以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说：“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下文胪列黜陟的办法，更为详细。怕和《王制》所载，同是一种空话，未必真能实行的。
第三节 官制
至于内爵，则是以公、卿、大夫，分为三等的。所以《白虎通》说：“公卿大夫何谓也？内爵称也。”又说：“内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变质文何？内者为本，故不改内也。”（这是说商朝内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于内爵则不改）这是天子之制至于诸侯，却是《王制》所说“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个“卿”字，然而《白虎通》只说“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没有说诸侯无卿爵，则其以上大夫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这句话，又说明道：“此谓诸侯臣也。”
设官的数目，则是以三递乘的。《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礼记·昏义》同。《北堂书钞》卷五十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亦同。又说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白虎通》说：“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御览》引《尚书大传》说：“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郑玄注《王制》说这是夏制，他是据着《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来，得百二十之数；抹掉二十，单说一百，合于古人“举成数”的例；所以如此说法。然而《明堂位》这篇书，本来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郑注《明堂位》说：“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已经穿凿得不成话。又说：“以夏殷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可见他也有点疑心。按《春秋繁露》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岁之数。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说的（周六官，其属各六十，见《天官·小宰》）。
畿内的公卿大夫和封于外的诸侯，爵禄都是一样的；所争者，内官但“世禄”而不“世位”，外诸侯则可以父子相继，实际上的权力就大不相同了（《王制》：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正义》：此谓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后，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不得继父为公卿大夫也〉；外诸侯，嗣也。”诸侯之国，也是如此，所以春秋讥世卿〈见《公羊》隐三年、宣十年传〉。这是法律上的话，实际上如何，自然另是一问题）。
侯国的官，《王制》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春秋繁露》说：公侯伯子男之国，都是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繁露》的大夫，就是《王制》的下大夫，其数不合。按《郑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则《王制》此节，文有脱误，似以《繁露》为可据。
至其职掌，则《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周官》司徒为官疏引《尚书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韩诗外传》卷八（“三公者何？司空、司马、司徒也”）说俱同。《论衡·顺鼓篇》引《尚书大传》：“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风雨不时，霖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太平御览·职官部》引《尚书大传》：“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则天公是司马，人公是司徒，地公是司空。和《韩诗外传》“司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之说相合（《白虎通》：“《别名记》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马顺天”）。至于九卿，各书皆不明言其名称及职事，按《荀子·序官》：
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百宗，百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白，谓甸徒，犹今之白丁也。或曰：白，当为百，百人也）。修宪令，审诗商（诗商，当为诛赏，字体及声之误），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饶，序五种，省农功，谨蕃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禁其他能也），治田之事也。修火宪（不使非时焚山泽），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悌，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击读为觋，男巫也。古者以废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伛巫跛觋）之事也。修采清（采，谓采去其秽，清，谓使之清洁。皆谓除道路秽恶也），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与勉同）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以上所举，除司徒、司马、司空及冢宰外，又宰爵、太师、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系、治市、司寇九官，似即系九卿。冢宰一官，有人说就是司徒兼的，然据《王制》，“冢宰斋戒受质”和“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分举，分明不是一官；更据荀子此文，似乎确在三公之外（汉承秦制，有九卿而无三公，然而有相国丞相，秦制必沿袭自古，也可证冢宰在三公之外。《周官》地官序官疏引郑《尚书大传》注：“周礼，天子六卿，与太宰、司徒同职者，则谓之司徒公；与宗伯、司马同职者，则谓之司马公；与司寇、司空同职者，则谓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举下以为称。”则似系以意弥缝，并无所本）。冢宰似乎没有官属的，百官都属于三公。所以下文说：“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郑注“百官，此三官之属”。正和“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的话相合。
古文家之说：则《五经异义》说：“《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按《伪古文尚书·周官》：
立太师、大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时，民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攻《伪古文》的，都说它误据《大戴礼·保傅篇》、《汉书·贾谊传》，把太子的官属，认做天子的三公三孤。又说郑玄注《周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说：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又它注《尚书·君奭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说：此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书疏》）。可见得郑玄不主张六卿之上，别有三公三孤。然而《五经异义》所举的古周礼说，确和《伪周官》相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也明说公孤在卿之外。又保氏序官疏引《郑志》“赵商问：案成王《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此《周礼》是周公摄政六年时，则三公自名师保；
起之在前，何也？郑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师保，初时然矣”。赵商所说的《周官》，固然不是现在《伪古文尚书》里的《周官》，然而可见得不伪的《周官》，也确有此文。又看郑玄的答语，虽不承认“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就是三公里的太师太保；却也并没有否认“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之说。又《周礼》虽没叙列公孤之官，然而涉及公孤的地方很多（宰夫、司服、典令、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师、小司寇等），可见得六卿之外，别有公孤，《周礼》确有此说，并不是造《伪古文尚书》的人杜撰的。
六官之说，《大戴礼·盛德篇》：“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管子·五行篇》：“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都和《周礼》相合。此外《曲礼》：“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众。”《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左传》昭十七年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说：“五行之官，是为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都只说五官。按古人五行之说，土是君象（见第十章第一节），董子说：“土者，君之官也”，其义最古。天、地、人、四时，谓之七始。五官之说，除掉中“土者君之官”，其实只有四官；合着象天地人的三公，似乎是配七始的。《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疏引《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怕也是就五官里头，除掉四个的。因为总只有这几个官，却要“三光”，“四时”，“五行”，很麻烦的“取象”。所以三公，四邻，五官，也是互相重复。这种错杂不整齐的制度，很合乎历史上自然发达的事实；《周礼》一部书，说得太整齐了，所以就有点可疑。”14
其地方制度，《周礼》也说得很完备的。按照《周礼》，“王城”之外为“乡”；乡之外为“外城”，外城谓之“郭”；郭外为“近郊”；近郊之外为“遂”；遂之外为“远郊”，远郊谓之“野”；野之外为“甸”；甸之外为“稍”；稍之外为“县”，县为“小都”；小都之外为“鄙”，鄙为“大都”；甸、稍、县、都之地都是采邑，是行贡法的。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长是下士，闾胥中士，族师上士，党正下大夫，州长中大夫，乡大夫就是卿。遂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比乡官递降一级（遂大夫是中大夫，里宰是下士，邻长无爵）。六乡之吏：乡大夫六人，州长三十人，党正百五十人，族师七百五十人，闾胥三千人，比长一万五千人；六遂的数目同六乡相等；共有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按《管子·立政篇》：“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小匡篇》：“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其制鄙：则“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为一大夫。”两篇所载，小有异同，然都和周礼相近，大概这一种组织，是和军制相应的（参看第五节）。
其《尚书大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御览》百五十七）《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见第四节）则纯系以井田制度为根本。《韩诗外传》说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这一条，也说“八家而为邻”，和《尚书大传》、《公羊》何注，都是相合的（春秋以后的官制，散见于各书者甚多，尤其多的是《左传》。《春秋大事表》里，列有一表，很为详备，可以参考15）。
至于当时服官的人：大概从士以下，或者用平民；从大夫以上，都是用贵族的，看下节便可明白。
第四节 教育和选举
古代的教育，有“国学”和“乡学”的区别，又有“大学”和“小学”的区别。“大学”和“小学”，是以程度浅深分的；“国学”和“乡学”，一个是贵族进的，一个是平民进的。两者截然，各为系统，不可牵混。
《王制》：“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说诸侯之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又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所谓“辟雍”、“泮宫”，是天子、诸侯之国大学的通称。“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学的专称。“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四代小学的特称。这都是天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谓贵族入的。其入学的程序，《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御览》百四十八，《礼记·王制》疏节引，作“十五入小学”）
至于乡学，则（一）《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二）《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似乎比《孟子》多出两层等级来。然而试看《尚书大传》：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所谓里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耰锄已藏，祈乐（祈乐，当为新谷）已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仪礼通解》卷九）。
再看《公羊》宣十五年《何注》：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
这里头“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八个字，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乡学就是庠，《仪礼·乡饮酒礼》：“主人拜迎于庠门之外”可证。所以《汉书·食货志》这地方只说“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秀异者，移于国学”。并不说乡学移于庠，庠移于国学。再看《学记》郑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于门侧之堂，谓之塾。《周礼》五百家为党，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那么，《学记》所谓“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党有庠，术有序”的“庠”、“序”，是因所在之地而异名，不是另有等级。这一级，和孟子所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校”、“序”、“庠”相当。至于《学记》“家有塾”的“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伏生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孟子没有提起。那么，古代平民所入的学校，是两级制：一级在里（所谓“塾”、“校室”、“余子皆入学”的“学”），一级在乡（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记》所谓“党有庠，术有序”）。伏生所谓“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措语有些含混。不如何休说“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清楚。这是一个“校室”里，因其年龄之大小，而所学各有不同，好比一个小学校里，分为初等、高等两级，并不是一个“里”的区域里，还有“大学”、“小学”两种学校。
这两级学校，都是平民进的。进到乡学里头，就有入国学的机会了；入了国学，就仕进之途也在这里了。《王制》上说：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将出学，小胥、大胥、小学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学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才，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里头，从乡学里升上来的俊士、选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都是同学的，而且是“入学以齿”（皆以长幼受学，不以尊卑），很为平等的。所争者，乡人须“节级升之……为选士、俊士，至于造士。若王子与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须积渐，学业既成，即为造士”（《正义》）。有些不平等而已。
选举的法子，虽然如此，然而实际上：一、乡人能够升入大学得为进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为进士，也未必能和贵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说：
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按《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二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注》：“郑司农云：……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是另一种选举法，和《王制》无从牵合，俞说推而广之，误）。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广之，升诸司马曰进士焉，止矣；诸侯贡士于王。以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孙，不能礼义，则归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徒设此义，不能行也。周单公用羁（《左传》昭公七年），巩公用远人（定公二年），皆被杀……夫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癸巳类稿》卷三《乡兴贤能论》）
俞氏此论，于古代阶级社会的情形，可谓洞若观火。我说六经原是儒家改制所托，固然不是凭空捏造（凭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极端怀疑之论，也是错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当它是历史，原是不能的（不过比起后世人所造的古书来，毕竟又可信了许多。因为人的思想，总是为时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说，也毕竟比后代人近情。譬如《王制》，就毕竟比《周礼》为近古）。
讲古代学制的，还有一层，必须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谓“明堂的四学和太学”，这个固然是学校的起源，然而到后世，明堂和学校已经分开了，必不可混而为一。按蔡邕《明堂月令论》：“《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莫入西学（此处文有脱误，《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学，暮入北学”，是）；大学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保傅篇》如今《大戴礼》里头有的，亦见《贾子》）。魏文侯《孝经传》曰：大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这所谓东、西、南、北四学和中央的大学，固然都在明堂内；然而后世的学校，却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阮元说得最漂亮。他说：初有明堂的时候，宫室制度还没有完备，天子就只有这一所屋子，所以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办，住也住在这里头。到后来，社会进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么“路寝”哩，“宗庙”哩，“学校”哩，都从明堂里分了出来。然而明堂却仍旧有的，而且明堂里头还保存了许多旧制；所以已经从明堂里分出来的事情，在明堂里还是有的；不过变做有名无实罢了。这句话真是通论，把从来许多葛藤，可以一扫而空（《揅经室集·明堂论》）。明白这个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学和四学，明堂之外，又有大学和小学”的问题，就可以毋庸争辩了（《周礼》的师氏保氏，又另是一种机关，和明堂里头的大学四学，明堂以外的大学小学，都不能牵合。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二节）。
此外又有“贡士”和“聘士”的制度。《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白虎通·贡士篇》：“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这种制度，在古代的选举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实在是后来进用游士的根本。
古代贵族、平民都有学校，似乎很为文明。然而平民学校所教的，孟子说：“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正和子游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一鼻孔出气。严格论起来，实在是一种“奴隶教育”。贵族的教育，也含有“宗教臭味”。俞正燮说：
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古者背文为诵，冬读书，为春诵夏弦地，亦读乐书。《周语》召穆公云：瞍赋蒙诵，瞽史教诲。《檀弓》云：大功废业，大功诵……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癸巳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原来学校是从明堂里搬出来的。明堂本来是个“神秘之地”。所以后来学校里的教科，还以“诗书礼乐”四项为限。礼乐是举行“祭典”时用的，诗就是乐的“歌词”，书是宗教里的古典。它的起源，大概如此；后来抑或有点变化，然而总是“不离其宗”的。所以贵族虽有学校，也教育不出什么人才来。所谓专门智识，是《汉书·艺文志》所谓某某之学，出于某某之官（见第十章第三节）。专门的技能，则《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卜者，不二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世官的不能废，亦由于此。
东周以后，情形就大变了。这时候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有“负笈从师”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就不得不进用游士，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的养客，也是这个道理。当时讲求学问的人，渐渐以利禄为动机。所以苏秦说：“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可见得当时的讲求学问，大都是受生计上的压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斗；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游士的智识，固然比世卿高，然而爱国心却较薄弱。孟子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这班人写照（《梁惠王下》）。“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详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得当时的游士，把人家的国家，来做自己“富贵的牺牲”，是不恤的。
总而言之，社会阶级制度，是要靠世卿之制维持的（因为如此，才是把一阶级的人，把持了社会上的大权，不许别一阶级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贵族所处的地位，就不能不优，所处的地位既优，就不能不骄奢淫逸，就不能不腐败；二、而且贪欲之念，是无厌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别人，贵族变为平民的人就日多。贵族阶级专有的智识，就渐渐地散入平民社会。所以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
第五节 兵制
官制和教育选举，都已明白，就得考究古代的兵制。后人讲古代兵制的，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古代是“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这个误解，全由不知古代社会是个“阶级制度”，以至于此16。考究古代兵制的，都根据《周礼》。按《周礼》：
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夏官序）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17。
这是古文家的说法，今文家怎样呢？按《白虎通·三军篇》：
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二千五百人，师为一军，六军一万五千人也。
《公羊传》隐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穀梁传》（襄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诗》：“周王子迈，六师及之。”《孟子·告子篇》：“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凡今文家言都同。
今古文家说兵制的不同，是无可强合的。然则哪一家的话是呢？我以为今文家言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话，务要减轻兵役。古文家的话，是参考各种古书编成。论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论古代的事实，怕还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请再看当时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国篇》说：
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百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为方万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宫府，园囿，委圈，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与方里（这四个字，当作“与方十里者”五个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口军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万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为京口军九，三京口军，以奉王家。
这个计算的方法，和《周礼》大异。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礼，税民不过什一，军赋不过一乘。”《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
按《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赵注“万乘……谓天予也。千乘……谓诸侯也）则孟子之意，亦以为十井共出一乘。而《汉书·刑法志》却说：
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它这种说法，是根据《司马法》的郑玄注《论语》“道千乘之国”引它（见《周礼》小司徒疏），然《司马法》又有一说，是：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郑玄引它注《周礼》的小司徒。贾疏说：前说是畿外邦国法，甲士少，步卒多；后说是畿内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按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据《左传》“昭十三年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军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说：“三分之，则各53333口，为大口军三。”是说53333口里出7500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53333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口军九”，再加“三京口军，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汉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服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我说：论古代兵制的，都误于“兵农合一”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一乡。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为三军。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作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按：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
按《周礼》只有大司徒五家为比……小司徒五人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应，可以见得六乡各出一军，并没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说。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只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并无所谓乘马之法；从杜预注《左传》，才把它牵合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这是不足据的。所以我说：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民，总有征服者和被服者两阶级：征服之族，是居于中央，制驭异族的。这是所谓“乡”之民。被征服之族，是处于四围，从事耕作的，这是“遂”以外之民。前者是服兵役的，后者是不服兵役的（乡民固然也种田，然而不过如后世兵的“屯田”，并不是全国的农夫，都可当兵；“当兵的”同“种田的”，也分明是两个阶级，和向来所谓“兵农合一”的观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内，虽有方千里的地方；服兵役的，却只有六乡，所以只出得六军。诸侯的三军二军一军，也是这个道理。春秋以前，列国的兵制，大概如此；所以出兵总不过几万人。战国时代，却就不然了。试看苏秦对六国之君的话（见《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
所以这时候，坑降斩杀，动辄数十万。这时候，大概全国都服兵役的。所以《孙子》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分明是按《司马法》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可得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计算的。所以我说：《管子》这部书，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制。造《周礼》的人，所根据的，就是《管子》一类的书；所以只说六乡的人服兵役，并不说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马法》这部书，定是战国人所造。他习见当时的人，全国都服兵役，并不知道古人不然；却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国人头上去，所以兵役便那么轻了。《春秋繁露》也犯这个毛病。明白这一层道理，便春秋以后兵制的变迁，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白虎通·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斗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说、《易》、孟氏《韩》诗说并同。《古周礼》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较今文说加重（《盐铁论·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似乎把种田的年限，误作服兵役的年限。参看下章第一节）。
春秋时代兵制的变迁，《春秋大事表》的《田赋军旅表》，可以参考。又《荀子·议兵篇》的话，很可以见得战国时代列国兵力的比较，也可以一看。春秋战国时代兵制的变迁，还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还注重于车战；到战国时代，便渐渐趋重于骑兵。所以苏秦说六国的兵，都有骑若干匹的话。这个原因，大约由于前世地广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后来地渐开辟，打仗也渐趋于山险地方的缘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参看）。晋魏舒的“毁车崇卒”（《左传》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主义就大昌了。
第六节 法律
中国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系之一。它的起源、成立、发达、变迁，自然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是要研究中国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种道理。古人总说什么“尚德不任刑”，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篇》）又说：“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史记·孝文本纪》）又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后人给这许多话迷住了，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
无论什么社会，最初时代，总是“礼治主义”。因为古人知识简单，没有“抽象的观念”，一切事情，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只得逐条做“具体的规定”。古人有句口头话，“出于礼者入于刑”。所以“礼”就是“法18”。既然要逐事为具体的规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烦。所以古代的礼是非常麻烦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烦的。以为治世可以没有刑罚，就可以没有法律，是大错了的。
然则古代的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讲“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注》：谓百工技艺也〉、异别〈《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数〈《注》：
百十也〉、制〈《注》：布帛幅广狭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这种刑，也和礼无甚分别的）。
我说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至于用刑的权柄，也一大部分在乡官手里。所以大司徒之职又说：“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周礼》固然是伪书，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说：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弗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
可见当时士师所办的事情，都是乡官移过去的。《周礼》的话，并不是凭空乱说。至于公布法律，也是在乡官手里的。所以《周礼》说：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管子·立政篇》也说：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朝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吏，罪死不赦。
可见当时一切法律都在乡官手里，和后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样。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说：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从陈立《疏证》本）。
中国古代，什么事情，都是取象于五行。五刑取法于五行，其义是很古的。有人据《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说五刑是汉族效法苗族的。按古代所谓苗民，并不是现在所谓苗族，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证明，现在可毋庸再说。《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只是说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却要用刑；并不是说唐虞以前，没有五刑，要取法于苗民。所以又说“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御览》六百四十五）。《御览》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诛，以檬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鞞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倘使前此没有墨、劓、刖、宫、大辟，所象的又是什么？象刑之说，本不足信（《荀子》便驳它，见《正论》篇；《汉书·刑法志》引其说）。然而就照它讲，也不能说五刑是苗民制的。
五刑的科条，《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罪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礼》司刑则说：“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郑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二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汉书·刑法志》又根据《周礼》“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文，说《周礼》所载是中典，五刑之属三千是用重典。按《唐律疏义》卷一，《玉海·律令门》引长孙无忌《唐律疏》，都引《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则郑玄说夏刑三千，不为无据；但不知《周礼》司刑所载，果有所本否。
《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或说似本于此），扑作教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按就是《学记》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赎刑。郑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周礼·司刑疏》引）按《左传》载叔向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见上），又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则九刑古代确有此种刑法，其起源当亦甚古，郑说应有所本。
人民应守的规则，虽由乡官公布；至于犯罪之后，怎样惩罚，却是守“秘密主义”的。所以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六年）“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罚看做在上者一种特权，要它变化不测，才好叫手下的人惧怕；和“法治主义”，实在大相背驰。然而除刑书刑鼎之外，又有“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渐次公布；“秘密主义”，渐次破坏，这也可以觇世变了。
照儒家的说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为主，此外更无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传》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书·甘誓》：“予则孥戮汝。”孥，当作奴。言或奴或戮，并不及是连及妻子，见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可谓文明极了。然而据《周礼》，就有“斩”、“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其他出于五刑以外的刑罚，见于书传上的，也随时而有。怕儒家的话仍不免“改制托古”的故技，未必实际如此。赎刑之法，见于《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一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礼》职金疏），也很重的。
刑狱之制，今文不详（《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周礼》：“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也和监狱相类（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则类乎后世的徒刑）。
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当作宥），然后制刑。
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为完备了。
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份”。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其优待王族，可谓达于极点了。按《戴记》是今古文杂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许慎《主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则古文说优待士大夫，不如优待王族）八议之法：第一是议亲，第二是议故，次之才是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今文家则纯乎是“尚贤主义”，《公羊》宣元年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话，还近乎事实，今文家就纯乎是理想之谈了。
刑余之人，《王制》说：“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途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礼》说：“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于事实（《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注说就是后世的奴婢）。
以上的话，虽然有许多儒家的议论夹杂在里头，然而天下断没有突然发生的事实；儒家的议论，也必有所本；据此，可以推想我国古代的法律是颇为文明的。
秦国的法律，似乎是别一法系。《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严峻，然而所讲的，只是信赏必罚（把现存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看起来，都是如此），并没有造作酷刑的理论。秦国用刑之严，固然同法家有点关系。至于“凿颠”、“抽胁”、“镬亨”、“车裂”、“腰斩”、“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罚，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则这许多刑罚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秦国开化最晚，当时的人，都说它是戎翟之俗。这许多酷刑，难保是从未开化的蛮族里采取来的。所以我说它是别一法系（关于秦朝的刑法，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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