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踏进维尔福夫人家门的正是基督山伯爵先生，他此行是对检察官先生上次拜访的回访。一听到基督山的名字，人们可以想象，维尔福一家的情绪顿时骚动起来。当仆人通报伯爵光临时，维尔福夫人正在客厅里。她立刻派人将儿子叫来，让孩子再次向伯爵先生表示感激。爱德华不断听到人们提起这位伟大的人物，所以他急匆匆地跑了来。他动作如此迅速，并非出于对他母亲的顺从，也不是为了感谢伯爵，而是出于好奇，为了引人注目，并借此机会说些俏皮话，让他母亲对人说：“噢，你这个讨厌的孩子！不过我还得原谅他，他鬼点子还真不少！”经过一番惯常的寒暄之后，伯爵问起了维尔福先生。
“我丈夫到掌玺大臣先生家赴宴去了，”那年轻的太太回答说，“他刚刚去，我想他这次错过了和您聚谈的机会一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在伯爵来访前，客厅里已有了两位客人。为礼貌起见，又出于好奇，那两位客人适度地逗留片刻，贪婪地看了一番伯爵后便告辞了。
“啊！你的姐姐瓦朗蒂娜在干什么？”维尔福夫人问爱德华，“叫人去喊她到这儿来，我想介绍她见见伯爵。”
“那么说，您还有一个女儿了，夫人？”伯爵问道，“我想，一定非常年轻吧？”
“她是维尔福先生的女儿，”年轻女人答道，“是他前妻留下的女儿，是一个标致的大姑娘了。”
“但有抑郁病。”小主人翁爱德华插嘴说道，他正在找一只美丽的长尾小鹦鹉尾巴上的羽毛，想把它拿来插在他的帽子上做花翎，那只栖在镀金架子上的鸟被拔得吱吱咕咕地乱叫。
维尔福夫人只喊了一声，“不许多嘴，爱德华！”然后她又说道，“不过，这个小捣蛋鬼说得也差不多，他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句话他听我痛苦地说过不下一百遍了，因为虽然我们竭力想使维尔福小姐高兴，但她却天生抑郁成性，不说话，那常常会有损于她的美。她怎么还没来，爱德华，去看看是怎么回呀。”
“因为他们去找的地方不对，她根本不在那儿。”
“他们到哪儿去找她啦？”
“诺瓦蒂埃爷爷那儿。”
“她不在那儿吗？”
“不，不，不不不，她不在那儿！”爱德华唱歌似的回答说。
“那她在哪儿呢？你要是知道，为什么不讲呢？”
“她在那棵大栗子树底下哪。”那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边回答一边不顾他母亲的吆喝，仍拿苍蝇去喂鹦鹉，而鹦鹉对于这种游戏看来也很感兴趣。维尔福夫人伸手去拉铃，想叫她的侍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方去找瓦朗蒂娜，但这时候青年女郎却自己走进房间里来了，她的样子很沮丧，谁要是留心注意她的话，还可以看到她的眼睛在流泪而仍有点红红的。
出于故事发展的需要，我们已经把瓦朗蒂娜介绍给读者了，但还没有让诸位认清她的模样哩。她是：一个高挑个儿的姑娘，今年十九岁，长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神态忧郁，秀外慧中，继承了她母亲的特点；她的双手白皙而纤细，颈脖如白玉般的润滑，双颊白里透红，乍一看，好似美丽的英国少女，人们曾诗意般地形容她们的仪态酷似水中倒映的天鹅。
她走进来了，看见母亲身旁的那个她常听人说起的陌生人，便欠身致意，既没有少女常有的矫情，也没有垂下眼帘，她那质朴大方的举止更引起了伯爵的关注。
伯爵站了起来。
“维尔福小姐，我的继女。”维尔福夫人对基督山道，她身子靠在沙发上，用手向瓦朗蒂娜挥了一下。
“这位就是基督山伯爵先生，中国国王、安南皇帝。”那小顽童狡猾地望着他姐姐说道。
这一次，维尔福夫人脸刷地白了，几乎要拍案而起，怒斥爱德华这个小祸根。
可是，基督山却面露笑容，似乎带着喜色望着孩子，这使母亲高兴不已，兴奋至极。
“夫人，”伯爵回答说，在谈话中时而望着维尔福夫人，时而望着瓦朗蒂娜，“我不是已经有幸见过您和小姐的了吗？这个念头已在我脑子里转了好一会儿了，小姐进来的时候，一看到她，我那混乱的记忆里又多了一线光明，请原谅我的记忆力差。”
“我倒并不这么看，先生，维尔福小姐是不太喜欢交际的，而且我们极少出门。”那年轻的太太说道。
“那么，夫人，我不是在社交场合中遇到的小姐、您和这个可爱小家伙的了。况且我对巴黎社交界是完全不熟悉的，因为，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到巴黎来才只有几天的工夫，不，或许您可以容我想一想——等一等！”伯爵用手扶住额头，像是聚精会神在思索似的。“不——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这儿——是在——我不知道——但回想起来像是与某个宗教节日有关。记得那是个美好的天气，小姐手里拿着花，这个孩子正在一个花园里追逐一只美丽的孔雀，而您，夫人，则坐在一个什么藤子搭成的凉亭底下。请帮我想想看看，夫人，讲到这些时您的脑子里还没回想起某些往事吗？”
“没有，真的，”维尔福夫人答道，“可是依我看，先生，假如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的印象一定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的。”
“也许伯爵先生是在意大利见过我们的吧。”瓦朗蒂娜胆怯地说道。
“是的，在意大利——多半是在意大利，”基督山答道，“那么您到意大利去旅行过吗，小姐？”
“是的，夫人和我在两年以前到那儿去过。医生怕我的肺不好，指定我们去呼吸那不勒斯的新鲜空气。我们曾路过博洛尼亚，佩鲁贾和罗马。”
“啊，对了，没错，小姐，”基督山大声说道，好像这些简单的提示已足以唤醒他的记忆了似的。“是在佩鲁贾，那天是天灵节，在波斯蒂旅馆的花园里，我们碰巧相遇的——您、维尔福夫人、令郎、小姐和我，我现在记起来了我的确有幸见过你们的。”
“关于佩鲁贾、波斯蒂旅馆和您所指的那个节日我记得很清楚，先生，”维尔福夫人说道，“但我可再也想不起什么别的来了，我很惭愧自己的记忆力太差，因为我真的记不得以前曾有幸见过您。”
“真奇怪，连我也没有想起来。”瓦朗蒂娜一边说一边抬起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基督山。
“啊！我倒记得很清楚。”爱德华说道。
“我帮您想一想，夫人，”基督山又说，“那一天，天气热得像蒸笼。您在等马车。由于节日很隆重，所以车子来晚了。小姐躲到花园里去了，您的儿子跑去追孔雀，追着追着就不见了。”
“我追到它啦，母亲，您不记得了吗？”爱德华说道，“我在它的尾巴上还拔了三根毛呢。”
“您，夫人，正如我所说的，是等在一个葡萄藤搭成的凉亭底下的，您不记得了吗？您坐在一张石凳上，当维尔福小姐和您的小儿子不在的时候，您曾和一个人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吗？”
“是的，是的，”那年轻太太回答说，脸变得通红，“我的确记得曾和一个身穿羊毛大氅的人讲过话，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医生。”
“一点也不错，夫人；这个人就是我；我在这家旅馆已经住了半个月，治愈了我的贴身男仆的发烧和旅馆主人的黄疸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了医学大博士啦。我们谈了很久，夫人，什么都谈，谈到了佩鲁吉诺中、拉斐尔，谈到了风俗、衣饰，还有著名的托法娜毒药水，我想曾有人也对您提起过的，至今还有几个人在佩鲁贾藏有其秘方哩。”
“是的，不错，”维尔福夫人急忙回答说，神色有点不安的样子。“我现在记起来了。”
“那次我们讨论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现在我记不全了，夫人，”伯爵十分平静地说道，“但后来您也像别人一样对我产生了点误解，和我商量到维尔福小姐的健康问题，这一点我却是记得很清楚的。”
“是的，的确，先生，您的确是一位医生，”维尔福夫人说道，“因为您治好了很多病人。”
“这一点我可以借莫里和博马舍的话来回答您，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治好我的病人的，并不是我。至于我，我只能对您说，我对于药物学和各种自然科学曾作过很深的研究，但您知道，那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的研究罢了。”
这时时钟敲了六下。“现在已经六点钟了，”维尔福夫人显然很激动地说道，“瓦朗蒂娜，您的爷爷是不是要吃饭了，您去看看好吗？”
瓦朗蒂娜站起来向伯爵行了个礼，默默无言地离开了房间。
“噢，夫人！”等瓦朗蒂娜离开房间以后，伯爵说道，“您是为了我才把维尔福小姐打发走的吗？”
“完全不是的，”少妇急忙说道，“到时间了，我们该让人侍候诺瓦蒂埃先生吃饭了，他吃那点东西仅够勉强维持他那苟延残喘的生命罢了，您知道，先生，我的公公的身体状况有多糟糕吗？”
“知道，夫人，德·维尔福先生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想他是瘫痪了吧。”
“天哪！是的，这位可怜的老人完全不能动弹了；在他的身体机能中只有脑子尚有知觉，但那也是极其微弱，颤巍巍的，如同一盏行将熄灭的油灯。嗨，先生，请原谅我与您唠唠叨叨地谈论自家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我打断您的话了，您刚才不是说到您是一位能干的药物学家吗？”
“不，夫人，我并没说自己达到了那种程度，”伯爵带笑回答说，“恰恰相反，我之所以要研究药物学，是因为我决定要住在东方，所以我很希望能学学国王米沙里旦司的榜样。”
“‘米沙里旦司，君临邦图斯，’”那小无赖一边说一边从一本精美的画册上撕下了一张美丽的画片，“那个人每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都要喝一杯烈性毒药。”
“爱德华，你这顽皮孩子！”维尔福夫人从那顽童的手里夺过了那本残缺不全的书，大声说道，“你真叫人受不住啦，老是打扰大人的谈话。出去吧，到诺瓦蒂埃爷爷的房间里找你的姐姐瓦朗蒂娜去吧。”
“画册。”爱德华说道。
“什么？画册！”
“我要那本画册。”
“你干吗要把图画撕下来？”
“噢，我高兴这么做嘛。”
“去吧，快去吧。”
“我不去，除非你把那本画册给我。”那孩子说道，并按照他以往绝不让步的习惯，赖皮地在一张圈椅上坐定下来。
“拿去吧，别再来打扰我们了。”维尔福夫人说着，把那本画册给了爱德华，于是，那孩子就由他的母亲领着，向门口走去了。
伯爵的目光一直跟着她。“我来看看，他出去以后，她并不关门。”他低声自语道。
维尔福夫人等孩子走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伯爵显得若无其事。
接着，这位年轻女人最后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走到她那椭圆形的双人沙发边坐下来。
“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夫人，”伯爵摆出我们熟悉的那憨厚的面孔说，“您对那可爱的小调皮太严厉了。”
“噢，有时候严厉是很必要的。”维尔福夫人用用一种真正母性的语气煞有介事地说道。
“爱德华小主人刚才那句关于国王米沙里旦司的话，是高尔纳利乌斯·奈波斯说的，”伯爵又说道，“从他这句引证话上来看，他的家庭教师对他没有疏忽，令郎真可谓是早熟啊。”
“伯爵先生，”做母亲的很高兴受到这样的恭维，答道，“他的天资的确很高，不管什么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一学就会。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点任性，至于他刚才所讲的，您真相信米沙里旦司用过那种预防剂，而且那种预防剂的确很有效吗？”
“我想是的，夫人，因为我——就是现在跟您讲话的我——也曾服用过它们，免得在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士麦那的时候被人毒死，也就是说，有三四次，要不是全靠了那种预防剂，我一定早没命了。”
“您的预防剂成功了吗？”
“相当成功。”
“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您在佩鲁贾曾对我提到过这类事情。”
“真的！我提到过吗？”伯爵带着一种巧装惊愕的神色说道，“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我那时问您，北方人和南方人服用这种毒汁是否同样起作用，效力相当；您还回答我说，北方人的气质冷峻迟钝，南方人的天性热情刚毅，两者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呢。”
“是这样的，”基督山说道，“我看见俄国人大量服用植物性毒素，也不见得有什么不适，但倘使一个那不勒斯人或是一个阿拉伯人食用，就必死无疑了。”
“这么说来，您相信，这种毒汁对我们来说比东方人更可靠啰；一个常年生活在多雾和多雨地带的人，比之热带人来说，更容易渐渐吸收这种毒汁啰？”
“可以肯定，当然啦，不过服用毒汁的人事先得心中有数，然后慢慢才能适应。”
“对，我明白；譬如拿您来说吧，您是怎样去适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您是怎样已经适应的呢？”
“当然啰，同时也必须懂得，一个人只有亲自用惯了那种毒药，才能不被那种毒药所害。”
“是的，这我懂的。只是您怎样才能用惯呢？或说得更确切些，您是怎样用惯的呢？”
“噢，那非常容易。假如您事先知道会用什么毒药来谋害您……假如那毒药，譬如说……是木鳖碱……”
“木鳖碱是从番木鳖的皮和果实中提炼出来的那种东西对吗？”维尔福夫人问道。
“一点不错，夫人，”基督山答道，“我发觉我实在没多有少可以教您的了。请允许我恭贺您的学识丰富，这种知识在太太们当中是极少有人知道的。”
“噢，我是知道的，”维尔福夫人说道，“我对于神秘科学非常感兴趣，它们像诗歌一样的需要想象力，又像一个代数方程式似的可以还原。请您说下去吧，您所说的我觉得有趣极了。”
“好吧，”基督山接着说道，“譬如说吧，假定这种毒汁是从番木鳖碱（即士的宁）里提取的，第一天，您服了一毫克，第二天两毫克，嗯，十天之后，您可以服一厘克了；然后您每天再加上一毫克，二十天过后，您就能服用三厘克了，即是说，您可以服下一个剂量而没有什么不适，然而这对另外一个没有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的人来说却是相当危险的；最后，一个月过后，倘若您与另一个人取同一个玻璃瓶里的水喝，您就会毒死与您同时喝这种水的那个人，而您仅仅有些不适而已，并不会觉察到这瓶水里混有任何毒质的。”
“您知道还有任何其他的抗毒剂吗？”
“我不知道了。”
“我常常读好多遍米沙里旦司的历史，”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沉思的口吻说道，“我始终认为那只不过是荒唐之谈罢了。”
“不，夫人，和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说的相反，这件事是真的。但是夫人您告诉我的，哦，您问我的这件事，我看这绝非是个偶然的问题，因为两年以前您就曾问过我这个同样的问题，而且还说，米沙里旦司的历史已在您脑子里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错，先生。我年轻的时候最喜爱的两门功课就是植物学和矿物学。后来，我又知道，在东方各国，草药的使用常常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个人的整个生涯，正如各种花可以说明它们的情思一样。当时，我后悔我不是个男人，否则，我倒也许可以成为弗拉迈尔，丰塔纳，或卡巴尼斯。”
“更有甚者，夫人，”基督山继续说，“东方人不像米沙里旦司，他们不只限于用毒药当护胸甲，而且也用匕首来防身；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不仅成为一种防卫的武器，而且更常常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前者用来战胜他们的肉体痛苦，后者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有了鸦片、颠茄、番木鳖、蛇木根、樱桂皮，让那些想唤醒他们的人催眠。没有一个埃及的、土耳其的或希腊的女人——就是你们在此称他们为善良的那些女人——不知道在化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医生目瞪口呆，在心理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忏悔师惊恐不已。”
“真的！”维尔福夫人说道，在这段谈话里，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闪耀出一种奇异的火花。
“哦，的确是真的！夫人，”基督山继续说道，“一种植物能产生爱，但那种植物也能造成死。一种药物能在您面前打开天堂之门，那种药物同样也能把一个人推入地狱，东方的秘剧就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许多的阴暗面，正如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变幻无常，各有其特征一样。我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那些化学家是有能力把药物和病症根据他的所好或他想复仇的愿望加以适当的配合的。”
“但是，先生，”那位太太说道，“您曾在那些东方世界里生活过一段时期，那些地方可真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的神奇。照这样讲，那儿的人可以很轻易地被人除掉，这可实在是盖伦特先生时代的巴格达和巴斯拉了。苏丹和维齐统治着那些年代里，他们也有我们法国目前所谓的政府这一类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却只是回教的教主和祭师，他们不但可以饶恕一个毒人犯，而且要是他犯罪的技术很高超的话，甚至可以封他做首相的，遇到这种情形，他们还要把全部故事用金字注载下来，借以消磨他们闲散无聊的时光。”
“不是的，夫人，这类荒唐事即便在东方也不复存在了；在那里也有警长、预审法官、检察官和专家，只是用了别的名称，穿着别的服装就是了。在那儿，他们非常轻松地吊死罪犯，砍他们脑袋，对他们处以木桩刑。但那些犯人都是机灵的诈骗犯，他们懂得如何躲过法庭，并以巧妙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我们这里，一个傻瓜因仇恨和贪婪的魔鬼附身，他要除掉一个敌人或是要消灭一个亲人，会去一家杂货店，报一个假名，可他不知道这会比真名更容易被发现；他借口家里有老鼠吵得他不得安睡，买了五六克砒霜；倘若那人头脑灵活，他会到五六家杂货店去买，其结果是被认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五六倍。当他得到了毒药之后，他就给他的敌人、长辈服用，剂量之大甚至可以毒死一头猛玛或是一头大象，他毫无意义地使被毒者痛得大叫大嚷，惊动了四邻。于是来了一大帮警察和宪兵；他们派人去找医生，医生为死者解剖，从他的胃里和脏腑里取出的砒霜可以用匙来舀。次日，上百家报纸登载了这条消息，并公布了死者和杀人犯的名字。当天晚上，一家或是多家杂货店的主人就会跑来说：‘是我把砒霜卖给这位先生的。’别说是一个购买者，即使有二十个购买者他们也认得出；于是那个犯罪的傻瓜被抓住，关起来，受审，对质，无言以对，被判刑或是上断头台。或者，倘若罪犯是个稍有身份的女人时，就会被终身囚禁。这就是你们北方人对药物的理解，夫人。我不得不承认，德吕德吕：法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谋杀犯。此人1744年生于夏尔特尔，1777年在巴黎被处死。干这一行要老练多了。”
“您还想怎么样呢，先生？”那位太太笑着回答说，“我们只能是尽力罢了。全世界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有梅迪契或博尔吉亚那神秘方的呀。”
“现在，”伯爵耸了耸肩回答道，“让我来告诉您这种蠢事的起因好吗？那是因为在你们的戏院里，至少，我可以从我看过的几个剧中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人吞下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或吮了一下一枚戒指，就立刻倒下去死了。五分钟以后，大幕落下来，观众也就散了。他们是不知道以后的事情的。他们既没有看到那佩着绶带的警官，也没有看见那带着四个兵的警长，于是，很多愚人就相信事情的确就是那样的。但离法国稍远一点的地方，到阿莱普叙利亚的一个城市。或开罗或是只要到那不勒斯或罗马，您在街上看到有一个人经过您的身旁时，那个人腰杆笔直，面带微笑，肤色红润，可是，假如阿斯魔狄思法国作家勒萨日写的一本同名讽刺小说（1707年）的主人公，他把居民家的屋顶一一掀起，让读者看到里面形形色色的场面。在您身边的话，他就会说：‘那个人在三周以前中了毒，一个月之内就会死的。’”
“那么，”‘维尔福夫人说道，“那著名的托弗娜毒水的秘密又被他们发现啦，我在佩鲁贾听说它已经失传了呀。”
“哦，真的，人类有哪样东西是永远失传了的呢？艺术是能移动的，它在世界上兜了一个圈子。事物只不过改变了它们的名字而已，而那些凡夫俗子便不再去跟踪它们了，如此而已，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一种毒药只对一种器官发生作用——有的侵害脑子，有的侵害肠子。譬如说，某种毒药可以使人咳嗽，咳嗽又能使气管发炎，或引起在医学书上讲的另一种疾病，那种病，本来是绝不会致命的，假如不让那些天真的医生用那些药物使病情变成致命的话。一把地说，这些医生都是蹩脚的化学家，他们随心所欲，不是成为疾病的帮凶，就是成为疾病的克星。一个人就这样巧妙地名正言顺地被杀死了，而对于医生，法律是一概不究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住西西里岛的达奥米纳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有古代废墟。修道院的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告诉我的，他曾对他的国家这种种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种事很可怕，但却极其有趣，”那青年女人说道，她听得出神，身体一动都不动。“我想，我必须承认，这些传说都是中世纪的发明吧。”
“是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却更进步了。假如各种鼓励的方式不能使社会日趋完美，那么时间、奖励、勋章、十字勋章和蒙松奖章还有什么用呢？人除非能学得像上帝那样既能破坏又能创造，否则他决称不上为完美，他的确知道如何去破坏，但这只不过是全部路程的一半而已。”
“那么说，”维尔福夫人接着说道，她老是把话头拉回到她的题目上来，“近代戏剧和传奇小说中把故事都完全弄错了，凡是博尔吉亚、梅迪契、路易吉里斯，以及后来德邻克男爵所用的毒药……”
“这些毒药都是工艺品哪，夫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伯爵说道，“您认为真正的学者只是平平庸庸地与人打交道吗？不是的。科学喜欢反复试验、力量比较和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譬如说，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对您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就作过惊人的试验。”
“真的！”
“是的，我可以讲一件给您听听。他有一个极好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蔬菜、花草和果树。在这些蔬菜之中，他挑选那最简单的，譬如一棵椰菜。然后他就用砒霜的蒸馏水浇灌这棵椰菜，一连浇了三天，到第二天时，那椰菜开始萎黄了。于是他把它割下来。在别人看来，它的外表是很完好的，似乎是适宜于上餐桌的。只有阿德尔蒙特神甫知道它已中了毒。于是他拿着那棵椰菜到了兔房里。因为阿德尔蒙特神甫像搜集蔬菜花果一样，也搜集兔子、猫和豚鼠。好了，阿德尔蒙特神甫捉出了一只兔子，喂了它一片椰菜叶，那只兔子便死了。对于这件事，一位法官会出来反对，或甚至暗示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哪位检察官曾因为兔子、猫或豚鼠的被杀而控告过一位生物学家呢？从来没有。所以，那只兔子虽然死了，但法律并没有给以重视。这只兔子死了以后，阿德尔蒙特神甫就叫他的厨子把它的内脏挖出来，扔在了垃圾堆里，这堆垃圾上有一只母鸡，它啄食了这些内脏，于是也生起病来，第二天也死了。而当它正在作临死挣扎的时候，有一只秃鹫飞了过来，阿德尔蒙特所住的那个地方秃鹫是很多的，这只鸟冲下来抓住了死鸡，把它带到了一块岩石上，就在那儿把它的猎物给吃了。这只可怜的秃鹫自从那顿进食后就经常难受，三天后它正于高天翱翔之际，忽感一阵头晕目眩，在空中乱翻起来，重重地坠进人家的鱼塘。白斑狗鱼、鳗鱼和海鳝又贪婪地大吃一顿，您是知道的，它们对秃鹫又咬又嚼。好啦，假想第二天仆人给您的餐桌上端来第四代中毒的那条鳗鱼，那条白斑狗，那条海鳝，您的客人将是第五代中毒对象了。他肠胃中毒，心脏染疾，幽门溃烂，忍受八至十天的痛苦折磨后，他也死去了。医生解剖尸体后说：‘这个人死于肝肿瘤或伤寒病！’”
“但是”维尔福夫人说道，“您所说的这种情形是一种环环相扣的情形，只要略微发生一点意外，整个链环就会被打断，当时也许并没有秃鹫飞过，其中一环也许会落在鱼塘以外一百码的某个地方。”
“啊，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就必须能计算阴阳，这也是得学会的。”
维尔福夫人出现了一副深思的样子，可是依旧在小心地倾听着。“但是，”她突然大声说道，“砒霜是不能消除或灭迹的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吸收它，只要到了足以致死的分量，动物的身体里总是还能找到它的。”
“正是如此，”基督山大声说道，“正是如此，我也曾这样对那可敬的阿德尔蒙特说过。他想了想，微笑了一下，回答了我一句西西里的谚语，我相信法国也有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在一天之内造成的，创造世界还得七天呢。星期天再来吧。’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了；这回，他不再用砒霜浇灌卷心菜了，而是用学名叫蛇藤属马钱子的马钱子碱（即士的宁）基盐溶液去浇灌。这次，卷心菜看上去一点没病，因此兔子也毫不疑惧；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次日也一命归天。这时我们代替秃鹫，带走了母鸡，为它解剖。这一回，所有异常症状都消失了，只留下一般病兆。在它的所有的器官里没有任何特殊的病征。只有神经系统紊乱而已，是脑溢血的迹象，仅此而已。看来母鸡不是被毒死的，它死于中风。我当然清楚，这种情况发生在母鸡身上是罕见的，但人生这种病却非常普通。”
维尔福夫人似乎愈来愈陷入了沉思。“幸亏，”她说道，“这种东西只有药物学家才能配制，否则的话，真的，世界上这一半人可要把那一半的人都毒死啦。”
“药物学家或对药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配制。”基督山随随便便地说道。
“可是，”维尔福夫人说道，她在做拼命的挣扎，想摆脱她心里的某种念头，“不论手段多么高明，犯罪总是犯罪，即使能避免人类的查究，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这个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强，他们很有远见地在他们的信仰里取消了地狱，那可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哦！夫人，在像您这样高尚的人的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一经分析，这种顾虑也就毫无根据啦。人类思想的丑恶的一面可以用让·雅克·卢梭的这一句话来总结，您无疑也是知道的：‘在五千里外举一举手指头便能杀死一个满清的大官。’人的一生就是在干这一类事情上度过的，他们殚精竭虑，尽在想这些方法了。真的傻乎乎地去把刀子插进同类的心脏，或是为了把他从地球上消灭掉，让他服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定数量的砒霜的人是极少的。那样做真是怪诞和痴呆的行为了。要做这种事，血温一定会高到三十六度，而脉搏至少也要到每分钟九十次，情绪也会因此兴奋得超出一般的限度。但假如，像我们在语言学上所下的工夫那样，把那两个字换成字面比较温和的同义词，您只是‘除掉’了一个人，假如您不是犯卑鄙的暗杀罪而只是除掉一个挡在您前进的路上的人，不必用暴力，不必心惊肉跳，不会产生痛苦，使牺牲者大受折磨，假如不发生流血，没有呻吟，没有痉挛般的挣扎，总之，没有那种立刻发生的可怕的情形，那么，您就可以逃脱人类的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只对您说：‘不要扰乱社会！’这种事情，在东方各国就是这样的，那儿的人天性庄重冷静，在考虑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对于时间是不去注意的。”
“可是良心上还是痛苦的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道，胸口里虽闷着一口气，但却喘不上来。
“不错，”基督山答道，“不错，幸好还有良心，要是没有它，人就更加不幸了。在每一次稍微过头的行动之后，还是良心在拯救我们，因为良心为我们提供上千条理由和充分的谅解，在这上千条的谅解中，我们自己是唯一的裁判。但是，不论这些理由对于催人安眠能产生多妙的作用，到了法庭面前却很少能救我们的性命。譬如说，理查三世在害死了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他的良心就对他起了极妙的作用。的确，他可以如是说：‘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残忍嗜杀成性的国王生的，他们已遗传了他们的父亲的恶习，这一点，只有我能够从他们幼年的习性上觉察出来，而我要促使英国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这两个孩子就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他们无疑会伤害英国人民的。’当麦克白斯夫人为她的儿子——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那绝不是为她的丈夫——设法弄到一个王位的时候，也正是她的良心安慰了她。啊，母爱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美德，一个如此强大的动力，它会原谅许多事情；所以，邓肯死后，麦克白斯夫人因失去了良心才显出非常痛苦。”
这一番话，伯爵是以他那特有的讽刺而又很直率的口吻讲出来的，维尔福夫人贪婪地倾听着这些令人胆寒的格言和可怕的怪论。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道：“您知不知道，伯爵先生，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辩论家，而且是戴着一副多少有点不协调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那么，这是否因为您是从蒸馏器和坩埚上来研究人类的呢？因为您总是正确的，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您用来医治我儿子的那种仙丹几乎是立刻就把他救活了过来……”
“噢，请不要相信那种药，夫人，”基督山说，“一滴那种药足可救活快要死的人，但三滴就会催动血液流进肺，使他心跳过速；六滴会使他停止呼吸，造成比他原来更严重的昏厥，十滴就使他丧命。您知道，夫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您孩子不小心去摸那瓶子，我是怎样立刻把他挡开的。”
“那么，它真是这样可怕的一种毒药吗？”
“噢，不！首先，我们得同意：毒药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最毒的毒药在制造的时候，原也是当药物来用的，只要能按照它正确的用法行事，它就是一种有益的良药。”
“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我的朋友，给那位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所配制的一种妙药，其用法也是他教给我的。”
“噢，”维尔福夫人说道，“它一定是一种妙极了的镇静剂吧。”
“其效力是完全靠得住的，夫人，这您也是见过的了，”伯爵答道，“我常常用它，但用得极其小心，当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微笑着加上了最后这一句话。
“我相信，”维尔福夫人以同一种强调说，“我这个人很容易神经质，动不动就昏倒；我真需要一位阿德尔蒙特式的好大夫，为我发明一些吸收畅快、镇定神经的药。我担心有一天我会窒息而死的。但这种东西在法国很难找到，而您那位神甫有不可能肯为我来巴黎，所以我只好使用布朗什先生的镇静剂了，薄荷精和霍夫曼药水对我也很有用。瞧，这就是我找人专门制造的药锭，药性是加倍的。”
基督山打开了那年轻妇人递给他的那只玳瑁盒子，嗅了嗅那些药丸的气味，脸上的神态表明他虽是一个业余药剂师，却完全了解这些药的成分。“它们的确很精致，”他说道，“只是它们必须要吞下去才能奏效，而一个快要晕倒的人，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步，所以我还是宁愿用我自己的那种特效药。”
“当然啰，我也想用那种药，因为我已经见过它的神奇功效了。但那当然是一种秘密，我绝不会这样冒失地向您要来用的。”
“可我，”基督山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却很愿意把它送给您。”
“噢，先生！”
“只是要记住一点：量少才是良药，量大便成了毒药。一滴可以救命，这是您亲眼目睹过的，五六滴却不可避免地会置人死地，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把它倒在一杯酒里，它是丝毫不会影响酒的气味的。我不再多说了，夫人，这真像是我在劝您了。”
时钟敲六点半了，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位太太来访。她是维尔福夫人的一位朋友，是来和她一起吃饭的。
“如果我已经有幸见过您三四回，伯爵先生，而不是才第二回，”德·维尔福夫人说道，“假如我有幸是您的受恩人的话，我就会坚持留您吃饭了，而且也许不会第一次开口就让您回绝的。”
“万分感谢，夫人，”基督山答道，“但我有一个不能失信的约会：我答应要陪一位相识的希腊公主到皇家戏院去，她从来没看过你们那种富丽堂皇的歌剧，要我陪她去见识一下。”
“那么，再会了，先生，别忘了我的药方。”
“啊，说实话，夫人，要忘掉那个药方，我就必须先得忘掉我和您这整个一小时的谈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躬身致敬，走出房门。德·维尔福夫人仍在出神地想着。
“真是一个怪人，”她说道，“在我看来，他的教名怕是就叫阿德尔蒙特。”
基督山呢，结果已经大大超过他的预料。
“好啊！”他边走边说道，“这是一块沃土，我相信把种子撒在上面是不会结不出果子来的。”
次日，他信守诺言，把所要的药方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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