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钟，阿尔贝宛若一声雷霆，落到波尚的门前。仆人按事先得到的吩咐，将莫尔塞夫领进主人的卧室里，波尚正在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
“不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波尚答道，“我一直在等您。”
“现在我来了。我不会对您说，波尚，我相信您讲义气，够朋友，这件事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不，我的朋友。况且，您派专人去传话，这就证明。所以，我们不要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认为，搞这一手的究竟是什么人？”
“我马上用两个字告诉您。”
“好的，但在这之前，您该把全部细节告诉我，把这类卑鄙行径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于是，波尚便向这位羞辱和痛苦折磨着的青年开始叙述下面这些事实：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公众都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波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也顾不得再用餐了，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社。尽管波尚的政治态度跟那家报社的总编截然对立，可他俩却是挚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经常是会有的。
波尚到时，那位总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啊，真好！”波尚说，“既然您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您我这次拜访的原因了。”
“难道您也关心食糖问题了吗？”那家政府报纸的总编问道。
“不，”波尚回答，“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篇关于莫尔塞夫的文章。”
“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您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很有可能被控为破坏名誉罪。”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况且，揭露沽名钓誉的家伙的可耻行径，也算是报效国家吧。”
波尚犹如五雷轰顶，“那么，是谁来这样正式地通知您的呢？”他问道，“这件事情是我的报纸先发动的，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莫尔塞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噢！我的上帝，这很简单，我们没有去追求丑闻，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昨天从雅尼那来了一个人，带来这份怪资料，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刊载这个指控性的消息时，那个人声称，假如我们拒绝刊登，它就会在另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说真的，波尚，您知道，什么叫做一条有分量的新闻；我们不想失掉它。现在这炮打中了，这炮了不起，震动了全欧洲。”
波尚明白，他只有低头认输，于是便带着失望离开了报馆，派人向莫尔塞夫讲明情况。
波尚之所以不能写信告诉莫尔塞夫我们要讲的如下情节，因为这些事是在派人找到他以后发生的。贵族院通常集会时，各组活动一向非常平静；而在那一天却沸沸扬扬。每一个人成员几乎都提前到会，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即将成为大会中心议题的可悲事件，大众的目光将投向议会团中一位最知名的显要人物。
有些人在细读那则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述附和这种攻击的往事。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像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经常装出一种过分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的报纸，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
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
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像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莫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莫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他刚提到雅尼那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就神色大变，脸色惨白得使在座的议员们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绝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莫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莫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面对这个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大祸，莫尔塞夫已不堪重负，浑身颤抖，当他以迷茫的目光环顾他的同伴时，他结结巴巴地几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胆怯既可以归结为一个无辜者的惊诧，也可以视为一个罪人的愧疚，这种双重含义的胆怯也为他赢得了某种同情。因为真正宽厚累活的人，当他发现敌手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极限，总会随时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大会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
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
莫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
“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
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来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他那种狡猾而倔强的性格，使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我的朋友，您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您真的想知道后来的事情？”
“我必须知道，我的朋友，我宁愿从您的嘴里知道这件事，也不愿听到别人去讲它。”
“那么，请您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一下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像一个行将为保卫自己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因为他错把情绪亢奋当做精力旺盛的标志了。
“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都翘首以待。许多人认为，只有令尊亲自出马才能使指控土崩瓦解；还有许多人说伯爵不会出面的；还有一部分人证实说，他们看见他去布鲁塞尔了，有那么几个人还去了警察局，去查问伯爵有没有取护照。”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
“八点整，大家都已到齐了。
“莫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老军人的习惯，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
“他的出场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听到这些细节的叙述，阿尔贝感到心如刀绞，但在这痛苦中又游离出一种感激之情；他真想能拥抱这些人，因为是他们在他父亲的荣誉发生如此严重的危难之时，还给予他这种敬重的表示。
“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
“‘您可以发言了，莫尔塞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
“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敢向您保证，阿尔贝，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雅尼那总督到最后一刻是对他全部信任的，因为他曾要派他去和土耳其皇帝作一次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的象征，他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的信物，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就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凭此直接去见他，甚至到他的卧室去见他。不幸的是，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他的恩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我是这样的信任，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宠妾和他的女儿托我照顾。’”
阿尔贝听到这几句话，不觉吃了一惊。他想起海黛的身世来了，他还记得她讲述那个使者和那只戒指时所说的话，以及她被出卖和变成一个奴隶的经过。
“这一段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阿尔贝急切地问。
“我承认这段话感动了我，也的确感动了全体委员，”波尚说。
“这时，主席漫不经心地阅读那封送来的信，开头那几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几行读了读，然后眼睛盯住莫尔塞夫先生。
“‘伯爵先生，’他说，‘您说雅尼那总督曾把他的妻女托付给了您照顾？’
“‘是的，先生，’莫尔塞夫答道，‘但在那件事情上，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幸总追赶着我，当我回去的时候，瓦西丽姬和她的女儿海黛已失踪了。’
“‘您认识她们吗？’
“‘我和总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我的忠诚的无限信任使我见过她们二十多次。’
“‘您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吗？’
“‘是的，先生，我听说她们已很忧伤，或许是沦为贫穷的牺牲品。我并不富有，我的生命经常在危险中。我不能去寻找她们，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主席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皱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听到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解释了。伯爵先生，您能提供出证人来证实您所说的话吗？’
“‘唉！不能，先生，’伯爵答道，‘总督周围的人物或是朝廷里认识我的人，不是过世就是走散了。我相信，在我的同胞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还依旧活着。我只有阿里·帕夏的信件，现在已经呈交在您面前了，随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也在这儿了。最后，我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一次匿名的攻击以后，并没有一个证人可以站出来否定我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以及一个纯洁的军人。’全场发出一阵低低赞许声。这时，阿尔贝，假如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只要经过最后一次表决，您的父亲便可以胜利了。
“但主席又说：‘诸位，还有您，伯爵先生，我想，你们大概不会反对听取一个自称为非常重要的证人的证词。这个证人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而根据伯爵对我们说的那些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证人是为证明我们的同僚的清白无辜而来的。这就是我刚才收到的那封信；你们愿意我把它宣读一下，还是决定让它搁在一旁，不去受它的干扰呢？’
“莫尔塞夫先生的脸色变得苍白了，抓住文件的那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委员会决定听一听那封信的内容，伯爵默不出声，装出沉思的样子。
“主席读道：
主席先生：
我能向审查委员会提供非常确实的资料来证实莫尔塞夫中将伯爵在埃皮鲁斯和马其顿的行为。
“主席顿了一顿。
“伯爵的脸更苍白了；主席望了一眼他的听众们。
“‘念下去。’四面八方都是这样说。
“主席继续道：
阿里总督临终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亲眼看到他临终时的情形，我知道瓦西丽姬和海黛的结果。我可以悉听委员会的吩咐，甚至要求赐我作证的光荣。当这封信交到您手里的时候，我已在外厅等候了。
“‘这个证人，或说得更准确些，这个敌人究竟是谁呢？’伯爵问道，他的语气明显地改变了。
“‘我们就要知道的，先生，’主席答道，‘委员会愿意听这位证人的陈述吗？’
“‘要听，要听。’他们都同时说。
“主席把听差叫来，问他：‘外厅里有没有人！’
“‘有的，先生。’
“‘是什么人？’
“‘一个女人，有一个仆人陪着。’
“每一个人都面面相觑。
“‘领那个女人来。’主席说。
“五分钟以后，听差又出现了。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门口，包括我，”波尚说，“也跟大家一样的期望和焦急。”
“在听差的后面，走进来一位遮着一张大面纱的女人。那张面纱完全遮住了她的脸，但从她的身材和她身上的香气判断，她显然是一个年轻而高雅的女人。
“主席要求她揭开面纱，到那时，大家才看到她穿着希腊人的装束，而且极其美丽。”
“啊！”阿尔贝说，“这是她。”
“她？谁？”
“海黛。”
“谁告诉您的？”
“唉！我知道了。说下去吧，波尚。您看得出我很镇定坚强，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知道真相的。”
“德·莫尔塞夫先生，”波尚继续说，“注视着这个女子，惊奇的目光中掺杂着害怕。对他来说，这张优雅的嘴里说出的话将关系到他的生与死；而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异常惊奇、古怪的际遇，以致德·莫尔塞夫先生的得救与否，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中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主席亲自端了一把椅子给那青年女子，但她并没有坐下。至于伯爵，他早已经跌倒在他的椅子里了，显然他的两腿已经支持不住了。
“‘夫人，’主席说，‘您自称能向委员会提供关于雅尼那事件的资料，并声称您是亲眼目击那些事件的证人。’
“‘我的确是的！’那陌生女子用一种甜蜜而抑郁的口气和那种专门属于东方人的悦耳的声音说。
“‘请允许我说，您那时一定还非常年幼吧。’
“‘我那时才四岁，但因为那些事情和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会逃出我的记忆。’
“‘那些事情跟您是怎样的关系呢？您是谁，怎么会对那些事情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那些事情关系着我父亲的生死，’她答道，‘我是海黛，是雅尼那总督阿里·帕夏和他的爱妻瓦西丽姬的女儿。’
“交织着谦逊和骄傲的红晕，布满了年轻姑娘的双颊，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充满尊严的身世自白，在全体与会者身上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影响。
“至于伯爵，即便当场有个霹雳打下来，在他脚下裂开一道万丈深渊，他也不见得会更惊惶了。
“‘夫人，’主席非常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道，‘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您能证明您现在所说的这一番话的真实性吗？’
“‘我能的，先生，’海黛说，从她的面纱底下摸出一只异香扑鼻的小包来，‘这儿是我的出生证明书，是我父亲亲笔写并且由他的高级官吏签署的，还有我的受洗证书，因为我的父亲同意我可以信我母亲的宗教。这张受洗证上有马其顿和埃皮鲁斯大主教的签署。最后——而这无疑的是最主要的——，还有那个法国军官把我和我的母亲卖给亚美尼亚奴隶商艾尔考柏的卖身文契，那个法国军官在他与土耳其政府的无耻的交易中，竟把他恩主的妻子和女儿作为他的一部分战利品，把她们卖了，得到四十万法郎。’
“全场在一种可怕的寂静中倾听这一番惊心动魄的谴责，伯爵的两颊泛出青白色，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
“海黛依旧平静，但她的平静比其他女人的愤怒更有威慑力。她向主席递去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卖身契。
“事先已经想到，证人出示的证件中，有些可能会用阿拉伯文、希腊文或土耳其文写的，所以议院的译员已被通知到场。贵族院中有一位议员在攻打埃及的圣战中，曾经学过阿拉伯语，语言水平很不错，议员在他的监视之下，手捧犊皮纸高声翻译道：
本人埃尔·科比尔，陛下的奴隶贩子和后宫供货商，兹确认曾代至尊的皇帝从法兰克老爷基督山伯爵手中收受价值两千浦尔斯的祖母绿一颗，作为他买下一个名叫海黛的十一岁的基督徒女奴的赎金，这个小女奴是已故的雅尼那阿里·帕夏老爷和他的宠妃瓦西丽姬的人所公认的女儿；该女奴及其母亲系我于七年前买下，但其母到达君士坦丁堡即已去世，当时的卖主是阿里总督麾下的一名法兰克人上校，名叫费尔南·蒙代戈。
上述交易，系陛下授权由我出面安排，付款数额为一千蒲尔斯。本契约承陛下批准，于伊斯兰教历一二四七年订立于君士坦丁堡。
埃尔·科比尔（签名）
为保证本契约具有法律正式文件的可靠性，此件应加盖御玺为凭，此事由卖主负责。
“在那奴隶贩子的签字旁边，的确有土耳其大皇帝的御玺的印记。
“这个文件读完以后，会议室内接着就陷入一种可怕的沉默里。伯爵完全愣住了。他那像是下意识地盯住海黛的眼睛已经变成了一团火与血。
“‘夫人，’主席说，‘我们能向基督山伯爵去调查一下吗？我相信他现在也在巴黎吧。’
“‘先生，’海黛答道，‘我的再生之父基督山伯爵在三天以前已到诺曼底去了。’
“那样是谁建议采取这个步骤的呢？——当然啰，对于您这个步骤本庭深表感谢，而且，对于您的身世和您的不幸遭遇来说，这原是十分自然的。’
“‘先生，’海黛回答，‘是我的自尊心和我的痛苦敦促我如此行事。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上帝会宽恕我的！为我那英名显赫的父亲复仇是我终生之夙愿。所以，当我一踏上法兰西的国土，当我获悉那个叛臣就住在巴黎，我夜不能眠，食不甘味。我一直避世于我那崇高的保护人家里，深居简出，而我之所以如此生活，是因为我喜欢幽暗和静谧，它能使我在生活中沉思冥想。基督山伯爵对我施以慈父般地关怀，虽然我只能耳闻目睹社会传来的遥远的声音，但我对人世生活的一切毫不陌生。我每天博览报纸，有人给我送来各种画册，我收听各种乐曲；这样，我无需别人的指点，只是在留心他人的生活中，我就知道了贵族院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以及今晚将要发生的一切……于是，我写了信。’
“‘那么，’主席说，‘基督山伯爵对于您现在的行为毫不知情的吗？’
“‘他完全不知道，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怕他会不赞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但今天是我感到最高兴的一天，’那女郎用那火热的眼睛凝视着天空，继续说，‘今天，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为我的父亲复仇了！’”
“在这期间，伯爵没有出过一次声，说过一句话。他的同僚们望着他，对他那被一个女人的芬芳的气息所打破的好景感到有些怜悯。他脸上那种阴险的皱纹勾勒出了他的痛苦。
“‘莫尔塞夫先生，’主席说，‘您认识这位太太吗？她是不是雅尼那总督阿里·帕夏的女儿？’
“‘不，’莫尔塞夫说，他挣扎着站起来，‘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是我的敌人设计出来的。’
“海黛本来用眼睛盯住门口，像是在期待着一个人进来似的，这时急忙转过头来，看到伯爵站在那儿，便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
“‘你不认识我？’她说，‘哼，幸亏我还认识你！你是费尔南·蒙代戈，那个指挥我那高贵父亲部下军队的法国军官！是你出卖了雅尼那堡！是你受命到君士坦丁堡去和土耳其皇帝谈判关系到你恩主的生死问题而带回来一个假造的赦免状！是你骗取总督戒指去获得守火使者赛利姆的信任！是你刺杀了赛利姆！是你把我们，我的母亲和我，出卖给奴隶贩子埃尔·科比尔！凶手！凶手！凶手！你的额头上还沾着你主子的血呢。看，诸位，大家看！’
“这些话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伯爵的额头上。他自己竟也用手去抹了一抹，好像自己也觉得阿里的血依旧还粘在上面似的。
“‘您确实认定莫尔塞夫先生就是那个军官费尔南·蒙代戈吗？’
“‘我确实认得！’海黛喊道，‘噢，我的母亲呀！曾经告诉我说：你本来是自由的，你有一个疼爱你的爹爹，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皇后。仔细看清楚那个人。是他使你变成了一个奴隶，是他把你父亲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是他出卖了我们，是他把我们交给那个奴隶贩子！仔细看看他的右手，那只手上有一个大伤疤，假如你忘记了他的面貌，你一看那只手就可以认识他，奴隶贩子埃尔·科比尔的金洋便是一块一块地落到那只带有伤疤的手里！我认不认识他？啊！现在让他说说看，他怎么能说不认识我！’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刺向莫尔塞夫的心，每一个字都切去他一块肉；当他听到最后几句话，他匆忙地不由自主地把那只确实因伤致残的手藏在胸怀里，然后一头倒进椅子，掉进黑沉沉的绝望的深渊。这情景改变了全场对伯爵的意见。
“‘莫尔塞夫伯爵先生，’主席说，‘您就难道被压倒了吗？答辩吧。本庭大公无私，并且具有最高的权力，就像上帝的法庭一样，本庭决不能使您横受敌人的践踏而不给您一个反抗的机会。要不要再继续进行调查？要不要派两位议员到雅尼那去？说呀！’
“莫尔塞夫不回答。
“这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带着一种恐惧面面相觑。他们了解伯爵的脾气刚愎自用，暴戾乖张。不到穷途末路他绝不放弃反戈一击；所以人们以为，在这宛若小睡的沉默过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宛若雷霆似的苏醒。
“‘唉’主席问道，‘您决定怎么样？’
“‘我没有话回答。’伯爵站起来低声说。
“‘那么，阿里·帕夏的女儿所说的都是实情吗？’主席说，‘看来，她是一个有利的证人，甚至使您不敢再说“无罪”吗？您真的犯了所控的那些罪吗？’
“伯爵环顾四周，他那种万般绝望的表情就是老虎看了也会心软，但却不能感动他的法官。于是，他抬头看天花板，但立刻又收回那种眼光，像是怕那屋顶裂开，使他痛苦地看到那被称为天庭的另一个法庭和那名叫上帝的另一位法官似的。
“于是，他以急促的动作撕开那件似乎要使他快要窒息的上衣，像一个可悲的疯子似的冲出房间。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阵，然后他的马车隆隆地响起急速离开的声音。
“‘诸位，’当房间里恢复肃静的时候，主席说，‘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是犯了叛逆罪和暴行迫害罪吗？’
“‘是的。’听证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海黛一直在会议厅里待到结束；她听到对伯爵的判决时，脸上没有显露出一点快乐或怜悯的表情。
“然后，她重新蒙好面纱，仪态庄重地向贵族院的议员们鞠了一躬，迈着维吉尔曾见到女神们迈过的步态走出了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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