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Taipan[1]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也算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了。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公司里，他管着不大不小一个分行。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自己本事，想到三十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个青涩的小职员，他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他们家位于巴恩斯的小红房子挤在长长一排小红房子中间；那块郊区拼了命地想装点出上流社会的样子，却愈发穷酸得叫人惆怅。再看看这幢恢弘的石楼，他就忍不住高兴，房间和游廊都那么宽敞，不但是自己的府邸，也是公司的办公之所。今非昔比。想起放学（他在圣保罗[2]上学）回家之后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一起享用的傍晚茶，每人一片冷盘肉，分量十足的面包和黄油，和加了不少奶的红茶，大家都要自己动手；他现在享用晚餐的派头可大大不同了。他每次都着正装，而且不管是不是独自用餐，都有三个仆人在旁侍餐。其中领班的那个对他的喜好十分清楚，家务的细节从来不用费心；不过他每顿饭都一样：晚礼服，开胃菜，烤肉，甜点，和餐后助消化的菜，所以如果临时请人来用餐也没有问题。他喜欢吃得好一点，不觉得没有客人的时候就该马虎。
他的过往的确很遥远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回国没有多大兴致：上次回英格兰还是十年之前；放假他会去日本和温哥华，那里他知道铁定会碰上在中国沿海认识的老朋友。老家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姐妹嫁的都是自己阶层的人，她们的丈夫都是职员，几个儿子也一样；这些人和自己毫无共同语言，每回见到都很没劲。但亲戚之间有些本分他没有疏忽，每年圣诞都给他们寄去一匹上好的绸缎，一些精美的刺绣，一盒茶叶。他不是吝啬的人，母亲只要还在世，就能拿到他一笔赡养费。但等到退休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回英格兰；回去的人他之前见过不少，后来不如意的占大多数。他想的是在上海的跑马场旁边买栋房子，有桥牌、矮种马和高尔夫陪伴，想必是可以安度余年了。但现在安排退休生活还为时尚早。希金斯还有五六年就要回国，他便能接管上海的总部了。此时此刻，他对现状很满意。和上海不一样，在这里保证玩乐的开销之外，他还能攒起一笔钱。这里比起上海还有一处好：他是当地最位高权重的，说的话都管用。即便领事大人也不敢和他作对。之前有个领事和他起了冲突，总之最后让步的不是大班。想到那件事，他狠狠地抬了抬下巴。
但马上他又微笑了起来，因为今天他心情很不错。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用过了一份上佳的午餐，他正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这里很不错。首先食物是一流的，酒也喝得尽兴。他一开始喝了两杯鸡尾酒，接下来的苏特恩白葡萄酒品质上乘，最后是两杯波尔图葡萄酒，再加适量可口的白兰地。他感觉好极了。出来之后他做了件平时不太做的事情：他决定步行。几个轿夫抬着轿子跟在后面，怕他随时要坐进来，不过现在他觉得活动活动腿脚也很好。这些日子要找到锻炼的机会不容易。虽然胖得骑不了马，但养养矮种马还是可以的。空气沁人心脾，他想到了春季的赛马会。他有几匹初次出战的赛马还颇可期待，又发现公司有个小伙是相当不错的骑手（他一定得防着他们把它挖走，希金斯那家伙肯出一大笔钱把他带到上海去），那么最起码能拿下个两三场。自己的马圈应该是城里最好的了，他自豪得像只鸽子一样鼓起胸膛。今天风和日丽，活着很好。
走到墓地外他停了下来。眼前的墓场一派洁净、齐整，明明白白显示着此地英国人的富庶，他每次路过都微微闪耀起骄傲的神采。他庆幸自己是个英国人。墓地选址时，这块地一文不值，但城市富裕起来之后，现在这里可值钱得很。有人提议该把墓地换到别处去，把这块地卖了建房子，但整个社区都不愿意。大班想到他们的亡者长眠于整个岛上最贵的土地之下，生出一丝满足。这证明他们有比钱更在乎的事情。让钱都见鬼去吧！真正遇上了“要紧的事”（大班的口头禅），总算大家没有忘记钱不是一切。
现在他决定从墓地里穿过去。他看着那些墓碑，都打扫得很干净，小径上也没有杂草。颇有点欣欣向荣的气象。一路闲行，他读起了墓碑上的名字。这里是并在一起的三个人：是三桅帆船“玛丽·巴克斯特”号的船长、大副、二副，都是在1908年的那次台风中罹难的。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几块墓碑凑在一起是两家传教士，妻子、儿女都葬在一起；他们是义和拳动乱的时候被屠杀的。太骇人听闻！倒不是他有多在意传教士，但是——开什么玩笑——再怎么样也不能让这些中国佬把他们杀了啊。然后他走到一个十字架跟前，上面的名字他认识。爱德华·穆洛克是个好人，但输给了酒精，可怜二十五岁就把自己喝死了；另外还有几个干净的十字架，上面刻着名字和岁数：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都是一样的故事：他们来到中国；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是开朗的小伙，想和周围的人一起喝酒，但是败在酒精手里，于是就到了这墓地里。在中国的海岸上斗酒，不止比试酒量，身体也要好。这些事情当然很不幸，但大班想到有多少年轻人被他喝趴到地底去了，又忍不住微笑。而且有一个人的离世还挺有用：那是公司里的一个同事，位阶比他高，人也很聪明——要是此人还活着，“大班”这个职位可能就不是他的了。命运的安排真是不可测知。啊，这儿是可爱的特纳夫人——维奥利特·特纳，当年可是娇小迷人得很，他和这位女士有过好一段婚外恋情，对方去世的时候他可伤心透了。他看了眼墓碑上的年纪。要是她还活着，现在也岁数不小了。想到这些死去的人，他身体里有种得意荡漾开来。他把这些人全都打败了。他们都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个的，全不是他的对手。他抬起头把密密麻麻的墓碑一下全看在眼里，鄙夷地笑了笑，甚至都想搓起手来。
“我从来没让他们觉得我是好糊弄的。”他嘟囔了一句。
对这些聒噪的亡者，他此时感到一种不带恶意的轻蔑。他走到一处，突然看到两个苦力正在挖坟。他大吃一惊，因为没有听到社区里有谁死了。
“那是要给谁用啊？”他不觉问出了声。
两个苦力甚至没有看他，站在深深的坟坑里继续干着活，大块大块的泥土被铲了上来。虽然在中国多年，他并不会说中文，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门见了鬼的语言不学也罢，所以他就用英文问那两个人这个坟是给谁挖的。他们听不懂。对方用中文回答之后，他又骂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蠢货。他知道布鲁姆太太的孩子病了，说不定没撑过来，但要是那样的话他不会不知道，更何况，这绝不会是小孩的坟。死者不但是个大人，而且还很魁梧。太诡异了。他后悔进了这墓园；快步走出之后立马坐进了自己的轿子。他的好心情一点不剩，脸上都是愁容。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喊他的二把手：
“我说，皮特斯，谁死了，你听说了吗？”
但皮特斯什么都不知道。大班很困惑。他派手下一个当地的职员去墓地问那两个苦力；自己开始签发信件。派去的人回来说苦力走了，墓园里没有可问的人。大班隐隐觉得有些不快：这里居然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他自己的仆人应该会知道，那小孩无所不知。他派人喊了仆人来，但后者也没有听说社区里最近有什么人去世。
“我知道没人去世，”大班烦躁地说，“可那个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让仆人去找墓园的管理者，问清楚没人去世到底挖个坟干吗。
仆人还没出门，他说，“走之前给我倒一杯威士忌苏打。”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看到那个墓穴会让他如此不自在。他试着不去想它。喝了威士忌之后觉得好了些，把手上的活做完了。他上楼翻了几页《笨拙周刊》[3]。再过一会儿，他会去俱乐部，晚饭之前打上几盘桥牌。但听到仆人的回话会让他放松一些，所以他会先等他回来。没过多久，仆人回来了，还带着墓园的管理人。
“你让他们挖个坟干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又没死人。”
“没有挖坟。”那个人回答。
“你这话什么意思？今天下午，有两个苦力在那挖坟啊。”
两个中国人互相看了看。仆人接着说他们去墓园看过了。没有新挖的坟。
大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本来想说：“混蛋，可我亲眼看到了啊。”
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咽回去的时候脸都红了。两个中国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大班一时之间喘不过气来。
“行了，出去吧。”他呼吸急促地说道。
可他们刚走，大班又把那个仆人大声喊了回来；仆人到了跟前，那副漠然的样子真叫人来气，他吩咐仆人去倒一点威士忌。他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举杯喝酒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不管他们说什么，那个坟墓他肯定是看到了。说起来，他现在还听得到苦力把泥土铲上来，落在地面上沉闷的砰砰砰的声音。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听得到自己心跳加速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别扭。但他还是振作了起来。都是没影的事。要是他们说得没错，那看见的坟墓就是幻觉了。他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先去俱乐部，要是碰到了医生就让他检查一下。
俱乐部里每个人都一如往常，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期待今日有所不同，但这样至少他安心了一些。这些人，多年来都一起过着井然有序的规律生活，渐渐养成一些小怪癖——一个人打桥牌的时候嘴里的哼哼声不停，另一个非要用吸管喝啤酒——而这些经常惹恼大班的小习惯现在给了他一点安全感。他需要这份安全感，因为他就是忘不掉那奇怪的一幕。那天他桥牌打得很臭，搭档又苛刻了一些，大班没收住脾气。他总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有些古怪，猜自己那天大概有些什么地方不同寻常。
突然他觉得俱乐部里待不下去了。往外走的时候他看到医生在阅览室里读着《泰晤士报》，但他劝服不了自己上前找他。他想自己去看看那个坟是否还在那里，坐进轿子，吩咐轿夫抬他去墓园。同样的幻觉不会发生两次，是不是？另外，他会带着管理人一起去，要是没有坟墓，他就算给了自己一个说法，要是坟墓就在那里，他要让这个中国人好好尝些教训。但是管理人不知跑哪里去了，还带走了钥匙。大班发现自己进不了墓园，一下子精疲力竭。他坐回轿子里，告诉轿夫送他回家。他想晚饭前躺上半个小时。他太累了。是了，肯定就是这个缘故。他听人说过太累的时候的确容易产生幻觉。当仆人把晚餐要穿的衣服拿来时，他全靠意志力才起得了身。他有种强烈的冲动，想不穿正装用餐，但还是没有妥协：他自己定下的规矩，已经守了二十年，而规矩定下了就要遵守，这是不能商量的事。用餐时他还要了一瓶香槟，舒服了一些。餐后他让仆人把他最好的白兰地拿来，几杯下肚之后，似乎又恢复过来了。管他什么幻觉！他去了桌球室，打进了几个有难度的球。看球那么准，他的身体能出什么大问题？到了床上一下子就沉沉睡去了。
突然他惊醒了。他梦到了那个掘开的墓穴，和那两个悠闲干着活的苦力。他很确信自己的确看见了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却要说成是幻觉也太可笑了。然后他听见更夫来巡夜了。夜间阒寂，那一记梆声吓得他几乎灵魂出窍。他突然满心的恐惧，突然害怕起城里那无数蜿蜒的中国街巷，寺庙那繁复的屋顶，还有庙里那些表情痛苦、身姿扭曲的鬼怪，都可怖极了。他讨厌侵入他鼻孔的那些味道。也讨厌这里的人。各种各样套着蓝衫的苦力，一身污秽和褴褛的乞丐，还有那些商人和地方官员，全都穿着黑色的长袍满面和善，圆滑得叫人捉摸不透。大班只觉得他们有股恶意正朝他压迫下来。他憎恶这个国家。中国。他根本就不该来。此刻他慌得六神无主，只想出门。他绝无可能在这个国家再多待一年，再多待一个月也不行。上海有什么好惦记的？
“天呐，”他喊道，“要是这时候平平安安在英格兰该多好。”
他想回家。要是自己快死了，他希望能死在英格兰。他不想葬在这些就知道斜着眼笑的黄种人之间。他想葬在自己的祖国，而不是那天看到的那个坟墓里。在那里他怎能安息？绝对不行。人家怎么想有什么要紧的？那是他们的事。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趁还有机会，赶快逃走。
他从床里爬出来，写信给公司的领导，说他发现自己病危。职位上只能找人替换。他会在情况允许之下第一时间离开。他必须立刻回国。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这封信就攥在大班的手里。他整个人从桌椅之间滑了下去，早已没了性命。
[1]收录于1922年出版的《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
[2]St.Paul，位于伦敦巴恩斯。圣保罗中学创立于1509年，是英国最早的九所“公立”学校之一，在学术上一直是英国最优秀的中学之一。
[3]Punch，伦敦一份中产趣味的幽默刊物，1841年创刊，1910年发行量突破十万，于2002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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