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在那里的两根柱子标示出国境线。
孤寂、沉默而又威严的柱子，象征着两个国家。
一根柱子，很光滑很直溜，柱面上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
这根柱子的顶上，钉着一只独头鹰。
它大张着双翅，好像正要用利爪去抓挠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它伸着那专挑腐肉的钩嘴，眼睛凶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
对面六步以外的是另一根柱子。
这是根巨大的橡木柱，柱顶上的铁牌上铸着锤子与镰刀的图案。
虽说这两根界标很近地立在这平原上，但是一条很大的鸿沟却横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你要跨过这六步之遥的距离是有着生命的危险的。
这就是国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些沉默而又威严的哨兵，头顶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钢铁锁链，南起黑海、北至北冰洋，绵延了数千公里。
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国境线，便是那一个钉着老鹰的柱子。
大森林里的小镇别列兹多夫，离国境有十公里。
对面，正好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
这两镇之间，就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国境界标的长链跨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越森林的空地，跃进幽深的峡谷，紧接着又爬上去，耸立在山岗上，然后到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上关注着异国的冰天雪地……一个高大的红军战士，头戴一顶英武的尖顶军帽，走过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有力地迈着步子，开始巡逻了…… 天特别冷。
他毡靴下面的雪在咯吱咯吱地响着……他身穿灰陆军大衣，佩戴着绿色领章，外面又披了一件高领的羊皮大外套，一直到脚踝处。
他头上戴着暖和的呢子军帽，手上戴着羊皮手套。
他肩背步枪，将自己卷的马合烟抽得津津有味，在巡逻线上来回走着。
那长长的皮外套不断地刮着地上深深的积雪……在平原上，苏维埃国境哨兵每两人间隔一公里，彼此能看见。
而波兰那边的间隔是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顺着他自己的巡逻线朝红军哨兵迎面走来。
他穿着粗质的军靴、灰绿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亮钮扣的黑外套，头戴四角军帽，上面有个白鹰标记。
另外肩上和领章上也都有这种标记。
但这些鹰并不能让哨兵感到暖和。
凛冽刺骨的寒冷已经逼进了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走着，两只脚互相踢着脚后跟，两只手搓着两只冻麻了的耳朵。
他那戴了一副薄手套的双手，早被冻僵了。
他走着，几乎不敢停下半分钟，如果一站住，寒冷会立刻冻住他的关节。
他只好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偶尔还小跑一阵。
这时，两国的哨兵碰头了，其中的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面与红军并行朝前走起来了。
国境上严禁交谈。
可是，在这荒原一公里以内，再没有人影了，谁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在默不出声地走，还是在违背着国境规定。
那波兰兵特别想抽烟，可却把火柴丢在军营里了。
而迎面的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的马合烟香味儿吹向他。
他不再搓耳朵了。
他回头望望——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中尉领着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间从小山后出现来查哨的。
这会儿四周空无一人。
雪在阳光下闪出刺眼的白光，天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波兰兵最先破坏了国际公法。
他把一支上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挎到了肩上，那冻僵了的手指头在外套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
他用波兰话说：“同志，给根火柴使吧。”
红军哨兵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但他清楚国境军令，而且也不懂波兰话，所以继续朝前走自己的路。
“布尔什维克同志，麻烦扔给我一盒火柴，点根烟。”
波兰人又请求道，这回用了俄语。
红军仔细看看他，心中琢磨：“看样子，他都被冻透了。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士兵，可过得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儿，只穿一件薄外套，冻得都跟兔子差不多了，不抽口烟哪行啊。”
想到这儿，红军头也不回地扔了一盒火柴过去。
那波兰人接住了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了烟。
那盒火柴又被以同样的方法扔回来。
红军哨兵无意地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你用吧，我还有。”
但，从那边又传来这样的回话：“不了，谢谢你，我留这一小盒火柴，就会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看着火柴盒。
上面印着一架飞机，代替螺旋桨的是一只力拳，盒上还印有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咳，他说得对。这留给他太不合适了。”
他自言自语。
那个波兰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肩前行。也难怪，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上，他独自一人非常孤单。
马鞍有节奏地响着，马步轻快而又平稳。
黑儿马鼻孔四周的毛须上挂着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色水汽，不断地消失着。
营长骑的那匹花骡马十分神气，边走边弯过细脖子，玩弄辔头。
两个马上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
营长加弗里洛夫带着绿色的领章，而他同伴的则是红的。
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由他指挥的一营哨兵，分布在七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上。在这儿，他是当家人。
他那同伴是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他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
夜里刚刚下过雪。
雪原上洁白而松软，没有什么印痕。
两个骑马的人走出林间窄路，来到旷野之上。
马在小跑前行。
侧面四十步之外，又出现一对界标。
“吁——停下！”
加弗里洛夫勒住马。
保尔也把马头调过来，想问问停下来的原因。
他看到加弗里洛夫自马鞍上俯下身去，正细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印迹呢。
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故意用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并且还兜了许多圈子，让人无法寻找它。
但营长察看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已经被雪盖上的印迹。
这里曾有人走过。
脚印不乱，一直朝树林里去了，而且肯定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人踩的。
于是营长驱马上前，沿着那行脚印，到哨兵线上。
在波兰那边，脚印在十几步开外还能看得清楚。
“夜里有人越境了。”
营长小声推测。
“这回又穿过了第三排的防区，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却一个字也没提。这些鬼东西！”
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已花白了，又加上结了白霜，便像银的了。
两撇银胡威严地挂在他的嘴唇上。
有两个人迎面走过来。
一个是矮小的黑衣人，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闪烁着亮光，远远地就很扎眼。
一个是高大的披着黄色羊皮外套的人，衣着很夺目。
花骒马得到它的骑者的信号后，便跑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走着的两人面前。
红军正了正肩上的步枪皮带，吐掉了烟头。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
营长朝哨兵伸出手，因为他个子很高，营长几乎不用弯腰。
大个子哨兵飞快地扯掉手套，跟营长握了手。
波兰兵远远地看着他们。
两个红军军官跟普通士兵问好握手，还那么亲热！
他立时想象到自己和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不可能的！
他因为这荒唐的想象，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起来，好像担心有人看透他的想法。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
红军哨兵报告道。
“你看见那面的脚印没有？”
“还没有。”
“夜间，两点到六点，这儿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
“哦。你得留神呵，眼睛睁大点。”他临走又严肃地警告哨兵，“你尽可能别跟波兰兵并排走！”
两匹马沿着边境线一路小跑着走上了去别列兹多夫的大路。
营长告诉保尔说：“在边境上时时都要瞪大眼睛。大意一点儿就出事。干我们这工作不能睡觉，白天越境的不多，但到了夜里，你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您自己也能够看出来，在我负责的这地方，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不论你怎么布置哨兵线，也有人越境。婚礼呀、节日呀，亲戚朋友便纷纷越境聚在一起。能制止得了吗？相距才不过二十步，这条小河，连母鸡都能趟过去！走私的事儿也难免。比方说吧，一个老太婆带了两瓶波兰的四十度香草酒，这自然是小事儿；可是还有很多大走私犯，他们的规模很大呢。
“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边界的各村子里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商品应有尽有。当然不是为当地穷人开的。”
保尔对营长的话十分感兴趣。他说：“告诉我，加弗里洛夫，事情只是限于走私吗？”
营长苦恼地回答：“问题正在这儿！”
别列兹多夫是个小镇。
这里从前被指定为犹太居民点。
镇上挤着二三百户人家。有一个大集市，分布着二十来家可怜巴巴的小店铺。
集市上很脏，到处都是马粪。
小镇周围便是农民的住宅。
从犹太人居住区到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破旧的犹太教堂，东倒西歪，看上去格外凄凉。
每逢礼拜六，教堂里总有很多人，但光景不比过去了。
祭司的生活和他所希望的样子也相去甚远了。
因为自一九一七年以后，青年人对他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亵渎神明的事儿也处处可见……尤其是这小镇成了区中心，这更叫祭司不高兴。不知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闹得越来越厉害。昨天，祭司鲍鲁赫看见，神父庄园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他边走边想。
走到教堂门口，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写着：
今晚劳动青年群众大会将在俱乐部召开。执委会主席列西查同志以及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于会上发表讲话。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出演歌舞节目。
祭司一气之下撕下了这张布告。
“瞧，真干起来了！”
本镇小教堂的两面都紧挨着过去神父庄园的大花园。
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古旧房屋。
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儿，他们的生活像房子一样腐烂而空虚，令人寂寞而厌恶。
新的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便立时赶走了那陈腐而又寂寥的气氛。
那间大客厅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派热闹景象。
神父庄园已改为党委会的办公处了。
前门往右拐，一个不大的房间的门上，写有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
每天，保尔都在这里工作一些时候，因为除了出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外，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自从安娜家那次晚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欢乐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保尔推开一堆公文开，靠着椅子回忆起来了…… 屋子里很静。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了，只剩下保尔一个。
窗子上冻出了奇特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炉火烧得特别旺。
保尔想起了前不久的事情：
八月，铁路工厂团组织派他率领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去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他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转战在各个车站，恢复秩序，修理车辆，一直干到深秋时节。
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
以前，这里正是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方，到处都衰败荒凉，满目疮痍。
在古利亚伊至波列那一段，他们修水塔补水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保尔本是电工，不太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但是在那儿，他亲手用扳子拧紧了成千上万个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才回到工厂。
工厂里各车间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去……在安娜那里，人们又可以常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不见了，他总是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心大笑。
工友兄弟们又能听他讲各种战斗了：穷苦的俄罗斯农民的起义、斯捷潘?拉辛以及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天晚上，安娜那儿又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好多年轻人。
保尔竟然戒掉了那几乎是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抽烟习惯。
那天，他就那么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事儿真叫突然。
当时大伙在争论：习惯比意志要厉害，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例如抽烟。
保尔始终没开口，可塔莉亚非让他亮亮自己的观点。
于是他说：“人应该支配习惯，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我别无他论！”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出了声：“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真让他改改习惯吗？那怕就完了！他知道抽烟没好处，可就是戒不掉！”说到这儿，他变了语调嘲弄地问，“让他答复咱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得保尔的，都会说：‘倒是骂得少了，但骂起来却很凶！’咳，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啊！”
一阵少有的沉默。
听了他那种腔调，大家伙都很反感他。
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
只见他从嘴边缓缓拿下烟卷，将它揉成了碎末末，然后轻声说：“今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静默了片刻之后，保尔又补充说：“诚然，这是为我自己，不过也多少有点为茨维塔耶夫着想。如果一个人改不掉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是一文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现下，还没有完全戒除掉。不过，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骂得少多了。骂人是上下嘴唇一碰，不好拢住，不比抽烟。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敢夸下海口一定改掉，不过，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快入冬了。
许多顺水而下的木筏堵塞在河道里面。
晚秋泛滥起来的河水，气势汹涌地冲散了木筏，这样河水漂走许多好木材。
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团员去打捞河里的木材。
保尔也不甘落后。
当时他正闹重感冒，他瞒着大伙，一声不响地苦干着，不顾个人的安危。
但是，病魔没有放过他。
他发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两星期后，他又回到工厂，但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
车间的工长见了，着急得干摇头说不出半句话来。
又过了几天，一个没有丝毫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失去了劳动能力，决定发给他抚恤金，让他退职。
保尔愤愤然地拒绝了。
他十分伤感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保尔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以前，母亲曾多次写信要他回去探亲……这时，保尔又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卷在同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党的，一张是团的。
为了免得太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回到母亲身边。
在那半个月中，母亲百折不挠地给儿子按摩、熏治那两条肿腿。
一个月后，他终于又扔掉了手杖。
喜悦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黑暗又变成了光明。
列车欢快地把保尔送回省城。
三天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个文件，分配他到省军委部下面去做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当上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团地方委员会又让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个地方的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
从此，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面太热了。
樱桃树把自己的一条长枝伸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子……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尖顶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明晃晃地闪耀在阳光下，恰似一团火。
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鹅，毛茸茸的身子跟周围的小草差不多是同一种颜色。它们是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看完了刚刚接到的一封紧急电报，脸上立时闪过了一道阴影。
他那只又大又长的手在漂亮的卷发上搔着。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列西查今年刚刚二十四岁，可由于他威严高大、老成持重的外表，让人觉得他有三十五岁。
他的身体特别结实，脖子粗壮，脑袋硕大，目光冷峻，下颚有力。
他穿着蓝马裤和弗列奇式灰军服，左胸上挂着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列西查在图拉兵工厂做车工。
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可以说祖祖辈辈都在工厂里切铁、削铁。
后来，在革命的风暴中，这个工人，由一个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委。
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国境地区，过上有规律的和平生活。
他经常研究农作物收获的报告，往往是很晚才休息。
他刚接到的急电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主席列西查。国境发现波兰的大批匪徒，可能窜扰边区。应采取防范措施。将财务科的款项和其他有价值贵重的物品移至州中心，请勿滞留税款。
从窗户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委的人。
这时，他看见柯察金正走在台阶上。
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谈。”
他握住保尔的手，提出要求。
在一个小时之内，他没再接待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正午了。
这时，列西查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
保尔向来都叫她安纽特卡。
她是个很羞怯的小女孩，庄重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
平常她看见保尔，总是笑笑就走，这一回，倒含羞地打了声招呼，把额上的卷发往后甩了甩。
“是列西查一个人在办公室吗？我嫂子在等他吃饭，等了半天了。”
“安纽特卡，你去叫他吧，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
保尔告诉她。
第二天凌晨。
三辆大马车赶到了执委会门前。
随车的人都压着嗓子说话，天儿还很黑。
几只密封的袋子从财务科搬出来了，又放到马车上。
几分钟后，马车赶上了公路，车轮滚滚一直朝前。
保尔率领了一队武装卫兵，保护着马车。
最后，他们安全到达了距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州中心，顺利地把公文和钱币存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过了几天，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疾驰向别列兹多夫。
这使悠闲的小镇为之惊异。
在执委会门前，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了下来。他扶着军刀，踏着沉稳的步子，锵锵锵地上了台阶。
列西查锁着双眉，收下来人送的信，在信封上签了字。
紧接着，那边防军人不让马歇息，立刻又从原路飞驰而去。
那封刚送来的信，只有执委主席才看到了内容。
但是，小镇上的人们长着极其灵敏的鼻子。在当地每三个小商人中间，一定有两个小走私贩，这种行业已令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的超级本领。
有两个人正急着赶向民兵大队部——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因为保尔老是带着枪，所以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但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扎起了武装带，佩起了左轮手枪——这就有点反常了，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后。
从大队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他们个个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跑过去。
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
执委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挂着毛瑟枪，骑着马跑了过去。
显然是出事了。
无论是广场还是小巷，都悄然无声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转眼间，小铺子的门全都上了中世纪的大锁，关起了窗板。
只有那些不懂得害怕的鸡和猪，仍在粪堆上找寻着什么。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全部设了瞭望哨。围墙外是大片田野，有一条公路笔直地伸向了远方。
列西查刚才接到的信是很简略的。
就在昨夜，一伙百余名的骑匪，配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勃齐区通过战斗窜入苏维埃国境。请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匪徒进入斯拉武塔森林后便失去踪迹。
兹预先对您进行通知：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对匪徒进行追击。
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弗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
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兵。
他正奔向小镇，就在他身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队骑兵。
保尔警觉地观察着。
那个骑兵很小心，但仍是没有发现埋伏在园子里的岗哨。
他是隶属于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个青年战士。看来，在侦察方面，他还是个生手。
当突然被那些跳出园子的人包围后，他发现这些人的军便服上都佩有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岗哨把红军的哥萨克骑兵放过去后，又重新卧倒，继续在花园里警戒。
骚动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列西查接到了报告：匪军妄图扰乱边境，未能得逞。由于红军骑兵的追击，已狼狈退回波兰境内。
这里共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十分忙碌。新建起一个区，一切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时时警惕着来犯之敌。
列西查、特罗菲莫夫、柯察金等人每天都是忙到深夜。
每天，保尔的身影奔波在小镇上。
他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边；一旦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上去；而后参加俱乐部、学校等地方的各个会议。
每到夜间，他又骑上马，带着毛瑟枪，四处巡视。
他总是大声喝道：“站住！什么人？”
他总是细听走私马车的轮声，辨别其动向……这个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操劳着。
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共同组成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委员会。
莉达是妇女部主任，长着一双小眼睛，她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
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高个儿的漂亮小伙儿，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热衷于惊心动魄的冒险和刺激，喜欢福尔摩斯和路易?布斯纳的惊险小说。
他在区党委干过总务工作，在四个月前加入了共青团。但他总是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势。
因为没有别的人选，专区党委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把他派来了。
他负责政治教育。
正午前。
暑气已充斥了各个角落。
所有的动物都躲进了阴凉里，连狗也趴在了仓檐下边，热得吐舌头。
乍看上去，村子里像是没有更多的鸡狗了，只有一头猪在井边的泥塘里，快乐地哼哼个不停。
保尔解下马来，强忍膝上的疼痛，咬着牙，骑了上去。
女教员用手遮着阳光，站在学校的台阶上，微笑着对保尔说：“再见了，政委同志。”
那马烦躁地刨了一下蹄子，昂了昂头，绷紧了缰绳。
保尔说：“再见，拉基金娜同志。就这样定了：明天您上第一课。”
马感到缰绳松开了，便小跑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号传过来了，就好像火灾中女人的凄惨怪叫。
保尔用力拉了一下辔头，马便急促地回转了身。
只见一个年轻的村妇从村外跑过来，拉基金娜拦住了她。
于是各家门口都跑出了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年轻的都下地去了。
“呵，乡亲们啊，真是可怕呀，怎么得了啊！”
保尔驱马赶上前去。
一群人已围住了喊叫的村妇，七嘴八舌地提问着，都很惊慌。
可村妇却只是喊叫，一边断断续续地嚷个没完：“杀人啦！他们在那儿拼命啊……”
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提拉着粗布裤子，火火地跳过来：“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打呢？为哪桩事？乱叫什么，听不清楚，呸，活见鬼！”
于是，那女人才说：“咱们村和波杜勃齐的人……打架了……为了田界。他们正在杀咱们的人！”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
女人们立时大声哭叫起来，老人们愤愤地高声骂着。
这消息如同警钟一样传遍整个村子：“波杜勃齐的人正在为了田界用镰刀杀砍咱们的人哪！”
所有能走的人都冲出来了，纷纷抄起叉子、斧头和棍子，朝村外打架的地方跑。
这两个村为了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打着他的黑马，马跑得越来越快。
小山上的风车张着翅膀，像是要挡住他的去路似的。
风车右边是河旁低平的草地，左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风，像手一样抚摸着熟了的黑麦。
路旁的罂粟花十分鲜艳。
这里很静也很热。
从远处，从下面，从那条似乎是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般的河流那儿，传出了厮打的喊叫。
马朝下面的草地飞驰而去，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它的蹄子被什么东西绊住，我和它就全完了。”
保尔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但再想勒住马是不可能的了！
保尔只好把身子紧贴在马背上，听凭耳边的风呼呼向后刮去。
马奔到草场。
一群人正在厮杀，凶猛残酷的样子跟野兽差不了多少。
保尔的马直冲过去，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
他手里拿着一截长镰把儿，正在追赶一个血乎乎的青年。
另外一个黝黑的农民正在和一个倒在地上的对手交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猛劲儿踹着，恨不得一脚把他踹死。
保尔策马驱散了混战的人群——他知道对待这些发疯的人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别无选择了。
保尔凶猛地喊着：“该死的东西们，散开！我要将你们统统毙喽！强盗！”
他从皮套子里抽出毛瑟枪，朝一个满脸杀气的人挥了一下，纵马向前，放了一枪。
有些人扔下镰刀逃走了。
保尔就这样一面骑马绕着草场奔驰，一面不停地开枪，彻底驱散了殴斗的人们。
人们四散而逃了，为了避免事后受到法律追究，也为了避开这个出其不意的凶猛家伙——他手里拿着一个连响儿的“要命的小机器”。
不久后。
地方法院的法官到波杜勃齐来了。
但仍是没有查出祸首。
幸好这次械斗中没有闹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
法官耐心而严肃地告诉他们这种行为的不可取以及违法性。
他们却说：“法官同志，那完全是因为地界，我们的地界弄得糊里糊涂的，每年的打斗都是为这个。”
但有的人受了处罚。
一星期后，丈量队走遍了干草场，将一些木桩钉在了双方争执的地界上。
一个汗流浃背的老丈量员，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这事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是因为地界纠纷不已。你看这划分草场的界线，多可笑，就是醉鬼走路也会比它直。
“至于那些耕地呢？一片仅有三步宽，这片绕着那片，要分清，那得让你气死。还不只这样。这些地是一年比一年小——儿子跟爸爸分了家，一小片又分成两小片。我敢说，再过二十年，这些田地都会变成地界了！现在，地界就已经占去了百分之十的耕地。”
“丈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就没有地界啦！”
保尔笑着说。老丈量员也笑了：“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但是，您要知道，那还远着哩。”
“您知道过布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喔，您指的是它呀！”
“对。”
“我去过那儿……那是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继续工作着。
有两个丈量员在钉木桩。
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都在盯着那些新钉上的木桩。
原来的地界标志都烂得看不清了。
马车夫是个爱说话的人。
他用鞭杆打了一下瘦干的辕马，转过身来对车上的人们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本地也搞了共青团。原先可没有过这玩意。这全是那个叫拉基金娜的女教师折腾出来的。你们都认得她吧？她还挺年轻的，却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女人都煽动起来了，又开会又组织的，弄得家家不安生。要是谁在气头上打了老婆——给个耳光是常事儿，在从前，她一声不敢吭。现在可不行啦，你还没碰她一下，她就吵翻了天。什么去法庭告你呀，什么背哪条哪条儿法津呀，年轻点的还提出离婚呢！
“就拿我那老伴甘卡来说吧，她从前没半句大言语，可现下却当起代表来了。也算是个妇女头目吧，村里的女人这事那事儿的全来找她！最初那会儿，我真想用马缰子好好抽她一顿，到后来呢，我还是决定算了。让她们闹吧！不过，说到管理家务，她倒是把好手，算个好老婆！”
他搔着毛茸茸的胸毛，随手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下。
车上的两个人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
他俩到波杜勃齐都有事儿——莉达是去开妇女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工作。
莉达故意逗马车夫：“怎么，您不喜欢共青团员？”
他摸了摸胡子，慢声慢气地回答：“说哪儿去了，怎么不喜欢……年轻人玩一玩可以。像演戏呀或别的玩意儿，都没什么，我自己就喜欢看笑话戏，当然得演得好才成……别人告诉过我，他们对喝酒、撒野之类的事管得挺严的。他们主要是学习。不过，他们就是老反对上帝，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了不得呀！”
“为这，老人们都不高兴，气的呗！别的嘛倒还凑合。”
“我告诉你，他们办得不对：只接受穷光蛋、雇工什么的，不收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
马车赶下山坡，便到了乡村小学的大门口。
女工友安顿好下了马车的人，她自己到干草棚里睡觉去了。
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了好半天会才回来。
屋里很暗。
莉达摸着脱下她的皮靴，爬到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但拉兹瓦利欣粗鲁的触动，却惊醒了她。
他的动机显而易见。
她没好气地问：“干什么，你？”
“小点声，莉达，嚷什么嚷？我一个人躺着怪闷的，真的！你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好玩的事情吗？”
“快给我撒手，下床去，滚你的！”
她猛地推了他一把。
她一向受不了拉兹瓦利欣那股淫猥的劲儿。这会儿，她真想臭骂他一通，但过度的疲劳让她没有精神，眼睛又闭上了。
“撒什么娇呢？瞧你这知识分子的别扭劲儿。你不是贵族女校出来的吧？你以为我真信你呀？别装模作样了，莉达。要是你真聪明，那就先满足我，然后你睡多久都可以。”
他认为没必要再啰嗦，就又坐上她的床沿儿，伸手去扳她的肩膀，态度非常强硬。
“滚蛋！”她惊醒了，威吓他，“明天我一定告给柯察金！”
拉兹瓦利欣抓牢她的肩膀，气鼓鼓地低声反驳：“我才不怕什么柯察金呢。你最好老实点儿，不管怎么样，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们两个争斗开了。
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耳光声：一下，两下……拉兹瓦利欣闪到了一边。
莉达夺门而出，站在月光下，肺都气炸了。
“进来吧，傻丫头！”
拉兹瓦利欣恶狠狠地叫着。
后来他带着他的铺盖到屋檐下过夜了。
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
回家的时候。
拉兹瓦利欣和车夫并排坐着。
他不停地抽着烟，心中盘算：“这个碰不得的女子十有八九真告诉柯察金。啧，真是个不懂快活的小娃娃！样子挺漂亮，什么也不知道！我应该跟她和好，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柯察金本来就看不上我。”
他想着，便坐到了莉达旁边，装出悔过的表情，眼里充满忧郁。
尽管他的话自相矛盾，但是他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马车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说她不把昨夜的事告诉任何人。
在边境的各个乡村里，团支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
保尔和莉达整天在村子里忙碌。
拉兹瓦利欣不爱去乡村，他跟村里的年轻人说不到一块儿，往往得不到信任。
保尔和莉达跟乡下青年交朋友一点也不觉得棘手。
莉达把乡下姑娘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像好朋友一样，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细致入微地引导她们。
保尔呢，在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民兵第二大队接受了一千六百名即将达到入伍年龄的小青年参加了军事训练。
在农村的晚会中和大街上，手风琴给宣传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保尔的手风琴使他结交了无数青年。他那动人的琴声，领着许多农村青年走上了共青团之路。
这只琴拉起雄壮的军歌时是激动而又热烈的，奏起细腻的乌克兰民歌时是亲切而又温柔的。青年们用极大的热忱倾听着这美妙的琴音，思考着演奏者的讲话……和谐美好的理解与信赖建立起来了！
村里能听到新歌了，各家也出现了新书。
走私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国境线安宁了许多。
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渴望亲手捕捉敌人，有时免不了过火些，结果保尔不得不前去对他们进行援救。
有一次，波杜勃齐团支书戈利萨?霍罗沃季科——一个蓝眼好斗、坚决反宗教的青年——通过自己的线索，得到了一个消息，了解到一批走私物品将在某夜送交当地的磨坊主。
于是他召集支部的全体同志，拿起武器，包围了磨坊。
而与此同时，边防哨所派出了他们的哨岗武装。
于是，两方发生了误会。
多亏了保安人员，共青团才没有死伤发生。保安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送到四公里之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这时，保尔正在加弗里洛夫处。
第二天早上，营长把这事告诉了保尔。保尔立刻骑马去救援他们。
保安负责人笑着说了经过，要求道：“咱们这么解决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青年，这不假。但为着让他们得个教训，你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将仓门打开，十一个小家伙从泥地上站起身来，都很窘迫。
保安负责人生气地说：“您瞧他们，干出这种事儿；现在我也只好把他们送到州里去了。”
戈利萨一听火冒三丈：“我们干了什么坏事了？我们只想保卫苏维埃。我们早就盯上那个富农了，可你们却把我们当坏人关起来！”他说着，很委屈地扭过身子。
保尔和萨哈罗夫两人好不容易忍住笑，板起面孔，交涉一番后，才停止了“吓唬”。
“如果你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到边界上乱来一气，并且在其他方面协助我们，那我就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这么说。
“好吧！”保尔表示，“我来担保。我也希望他们今后别让我为难了。”
整个支部一路上唱着歌，回了波杜勃齐。
这事没被张扬出去。
磨坊主也很快就被依法逮捕了。
德国移民住在麦丹别墅附近的森林田庄里，他们过着富有的日子。
那里有一些彼此相隔半公里左右的富农庄院，建造得都十分牢固。
庄院旁边有些附属建筑物，就像一些小小的关塞。
安托纽克匪帮就躲藏在麦丹别墅里面。
这个沙皇军队的司务长将他的亲属们组织成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大道上杀人越货。
他们既不轻饶走私商，也不放过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行动格外迅捷。今天劫掠两个农村合作社职员，明天又于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
他同他的伙伴戈尔季比赛。这两个匪首一个比一个坏，给州里的民警和保安机关找了许多麻烦。
安托纽克就活动在别列兹多夫一带。
这个匪帮之所以难以落网，就是因为它嗅觉灵敏，闻到风声，就躲到国境线以外，伺机又卷土重来。
每当听到他们又突袭而来的消息时，列西查就气得咬住嘴唇。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条毒蛇打死呢？可恶的东西，早晚我得亲手捉住他！”他的话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来。
曾有两次，他亲自带着保尔和其他三个党员，紧紧跟踪过这个强盗，但最后，仍是被他逃脱了。
为了剿匪，州里派来了一小队人。可负责指挥的却是个花花公子，叫菲拉托夫。
这个自负得像小公鸡似的家伙，不按照边防军的规定行事，没经过执委主席的同意，就擅自把他的小队开进了就近的小村庄谢马基。
他带领这一队人深夜进村，驻扎在村边的一个小房里。
他们来历不明又鬼鬼祟祟，立刻引起邻舍一个团员的注意，他立时报告了村主席。
村主席事先没得到一点消息，就把他们当成了匪徒，急忙派人快马报到区里。
列西查夜里一得到这个情报，马上就召集人冲向小村。
他们火速赶到小房子前，跳下马，穿过篱笆，窜到房门口。
门口的哨兵挨了一枪托，像口袋似的倒了下去。
房门被列西查有力的肩膀哗啦一下撞开了，刹那间他便扑进这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里。
列西查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紧握毛瑟枪。
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
“赶快投降！要不我就把你们炸个稀巴烂！”
一秒钟后，冲进去的人用枪托把那些刚从睡梦中跳起来的人打倒了。
列西查的样子把他们吓得立刻就举起了双手。
一分钟过去了。
这一小队只穿着衬衣的人被赶到院子里来了。
这当口儿，菲拉托夫才看见列西查胸前的勋章。
他说明情况后，把列西查给气得不知怎么好。
列西查愤然地啐了一口，轻蔑而恼恨地骂道：“饭桶！”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区里。
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区里。
人们都兴高采烈地读着报纸，满含着热切的希望。
革命的风从西方吹过来了。
要求参军的申请像雪片似的飞到团区委。
保尔竭力说服大家，向他们强调苏联的和平政策——不打算跟任何邻国开仗。
但没有效果。
每逢星期天，各村团员都聚到镇上，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后开大会。
有一天中午。
全部波杜勃齐的团员排队开进区委的大院子。
保尔从窗子里望见他们后，立刻出去，站在了台阶上。
以戈利萨为首的十一个穿着长靴，背着大袋子的青年站在门口。
保尔不知怎么回事，问道：“戈利萨，这是干什么？”
戈利萨朝他使了个眼色。
两人走进屋里。
莉达等人把戈利萨围拢起来。
他严肃地皱着他那浅色的眉毛说：“同志们，我这是在进行一次战斗考验。今天我正式向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发来一个机密电报，说我国与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而且不久就和波兰开战。
“命令已经从莫斯科那里发了出来——要求所有团员都上前线。我命令他们保密，并准备大量面包和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准备些大蒜或洋葱。一个小时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说，咱们先开到区里去，再到州里，在那儿领武器。
“我特别担心会没人来，可一个接一个地都来了。有些人像是哭了一通，但都装作没事儿似的。十个人，到齐了，一个逃避的也没有，真的。你们看，我们的支部怎么样？”
他满脸得意的笑容，又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莉达严厉地责备了他。
他却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你怎么教训起我来了？这是多好的考验啊！借此可以认清每一个人。为了更像是真的，我还得把他们领到州里去。不过，他们都累了。现在先让他们回家吧。但是，柯察金同志，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不然的话，我真没法下台了……不进行一场演说是不合情理的。你就说，动员令已被撤消了吧……可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是光荣的。”
保尔轻易不去州中心。
因为去州里得好几天的时间，而且手头工作忙得抽不出一点空闲。
可拉兹瓦利欣一有时间就跑到城里。
他每次进城都把自己武装起来，暗自将自己比作库柏惊险小说里的主人公。
他特别爱出门作这种旅行。
他一进到森林里，就开枪打乌鸦和松鼠，要不，就拦住那些独个的行人，装模作样地盘问人家。
直到城附近，才收起武器，将步枪塞到干草堆里，手枪装在衣袋里，规规矩矩地走进州团委。
“说说，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
费多托夫问他。
州团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总是满满登登的，大家都争着抢着跟他说话。
面对这种工作环境，要同时听四个人说话，给第五个人答复，而且手里还得写着什么才算可以。
他很年轻，但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入了党——当然，也只有在战争时期，十五岁的小青年才能成为党员。
拉兹瓦利欣对书记的提问没太在意，随便回答道：“新闻嘛说不完。一天从早忙到晚。全部的漏洞都得去堵。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又建了两个支部。你们让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说着，他很有架子地坐在靠椅上。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没叫你来。”经济部主任克雷姆斯基回过头来说“柯察金不愿意来这儿，所以这种事儿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有些书记做得可舒服啦：什么事也不干，只有我这样的笨驴，才肯让人家骑着到处跑。
“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我只好把全部工作都担当下来。”
拉兹瓦利欣故意让人觉得，只有他才最适合担任区团委书记。
“我真讨厌这个家伙。”
当拉兹瓦利欣出去的时候，费多托夫直率地说。
无意之中，拉兹瓦利欣的把戏被戳穿了。
有一次列西查去费多托夫那儿取信（谁都是顺便给大家伙取信），在他们漫长的交谈过程中，拉兹瓦利欣便被揭穿了。
“你最好还是把柯察金派来，让大家见见面，我们还都不认识呢。”
在列西查走的时候，费多托夫嘱咐着他。
“好，但有个条件，你们别想调走他。那样，我死也不答应。”列西查认真地说。
这一年的十月革命节，边境上十分热闹。
保尔被推选为边境各村十月革命节纪念委员会主席。
露天大会之后，邻近三个乡村来波杜勃齐参加大会的五千名男女，排成的游行队伍足有半公里长，由民兵大队和乐队共同领头，举着大红旗，挺进边界。
纵队秩序严整地沿着国境界标，朝那几个共同属于苏联和波兰的乡村进发。
波兰哨兵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营长和保尔骑着马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铜号声、红旗哗哗的飘动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队伍里的人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裳。个个都欢天喜地，笑逐颜开……人流像一条大河似的从远方涌过来，而这河流的堤坝恰恰是国界，但没有一只脚踩过边境界线，离开苏维埃的国土。
保尔让这一洪流从身边奔涌过去……在游行的队伍中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西伯利亚的大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红军都是，
最强大的力量。
接着是女声合唱：
嗨——在那边山岗上，
妇女们啊收割忙……
红军哨兵们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游行的队伍，波兰兵却满脸惊恐和羞惭。
虽然事先已将这事正式通知了波兰指挥部，但此时他们仍然是手忙脚乱的。
战地宪兵骑巡队加紧巡逻；哨兵多了四倍，在洼地里还埋伏了应付事变的后备队。
但是欢乐的游行队伍始终走在自己的国土上。
大地天空回荡着他们雄壮的歌声。
一个波兰兵站在一个小丘上。
当第一声进行曲传进他的耳鼓时，他卸下肩上的步枪，枪把碰住脚，向大队行了军礼。
保尔清楚地听见他说：“公社万岁！”
于是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哨兵。
一个朋友！在波军的外套里跳着一颗正直而友爱的心。
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对他说：“向你致敬，朋友！”
在整个游行队伍经过的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保尔满怀尊敬与感激地不只一次地回过头去，瞭望他那黑色的身影……前边又遇见了另一个波兰兵。这个人蓄着灰色的短胡子，四角帽边上镀着镍，帽檐下是一双呆板的眼睛。
保尔依然被刚才那个哨兵所感动着，便轻声对这个波兰兵用波兰话说：“你好，朋友！”
没有回声。
这时，加弗里洛夫微笑了一下——显然，保尔两次开口说话，他都听见了。
“你的希望太大。”
他对保尔说。
“他们的边境上，有步兵，也有宪兵。你看清他的袖章了吗？他是个宪兵。”
这时，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走下了小丘，正奔向一个两国共有的乡村。
属于苏联的这半个村子正准备隆重的欢迎仪式。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那些青年男女正在两旁排队。
在波兰那半个村子里，屋顶和板棚顶上挤满了人，他们在朝对岸眺望，还有不少农民站在自家的门口和篱笆旁。
当游行队伍进入青年人排成的夹道时，乐队开始演奏《国际歌》。
紧接着，许多人在临时搭成的、挂着青绿枝叶的讲台上，激动地演说。
保尔也用乌克兰语发了言。
他的每一句话都飘过河的另一岸，传到对面那些波兰人耳朵里。
只见一队宪兵用皮鞭把他们赶进屋子，又朝屋顶开了枪。
街道上立时就没有人了。屋顶上的青年也都被子弹赶走了。
这一切在这边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全都皱起了眉头。
一个老羊倌被青年们拥上讲台，他气火火地喊道：“好！孩子们，你们瞧见没有？他们从前就这样对待我们。但现在呢，在咱们村，用鞭子抽农民的事再也没有了……孩子们，要坚决拥护现在的政府啊！我是个老头子，拙嘴笨舌的，但我想说的话很多。在沙皇时代，咱们祖祖辈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看着那边的人，真的是好难受啊……”
他举起干枯的手朝河那面指了指，就呜呜地哭起来……接着戈利萨也走上了讲台，他也十分地激动……加弗里洛夫勒转马头，看了看河的那面。
对岸没有一个人影，连在桥头值班的哨兵也撤走了。
他开玩笑地说道：“这次不至于向外交部提抗议吧……”
十一月底。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
匪头儿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死党终于被逮捕了。
这些豺狼到麦丹别墅出席一个富裕的外来地主的婚礼——赫罗林的党团员乘机抓住了他们。
是妇女们的闲谈把他们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出来的。
整个支部十二个人立刻集合，他们全副武装乘车赶到了麦丹别墅庄园。
与此同时，又派出了一个特别通讯员去别列兹多夫报告。
这个通讯员在谢马基村遇到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队人也飞奔而来。
这时，赫罗林的青年们已包围了那个庄园，与安托克匪帮接上了火。
匪帮们躲在一间厢房里，见人就开枪。后来，他们企图突围，但被赶了回去，还倒下一个。
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绝境不只一次了，但每次他都能溜之大吉。手榴弹和黑夜成为他的两个福星。
赫罗林支部不小心损失了两个人。
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菲拉托夫等人赶到了。
这使匪帮真正陷入绝境。
但他们负隅顽抗，从窗户里猛烈地朝外射击，作垂死的挣扎。
天亮时，安托纽克被捕了。
这次战斗中，苏维埃一方牺牲了四位同志，其中三位是新成立的赫罗林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
大队在清早出发，冒着大雨开到了四十公里以外民兵师的宿营地。到达时，已是深夜时分了。
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率领着他们的八百名青年，一到达营房就躺下睡了。
因为民兵师司令部把命令下达给他们这一大队时已经晚了，所以第二天清早，演习就开始了。
这个大队照样得接受检阅。
全队都集合在操场上。
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对自己的大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充满信心。
当正式的检阅已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队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却很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朝保尔责问：“您为什么骑马？民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时不准骑马！我现在命令您将马送到马圈，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很清楚自己，不骑马根本参加不了演习，因为双腿步行连一公里也走不了。
可该怎么向这个身上装饰了许多皮带的花花公子解释呢？
他硬着头皮回答道：“我不骑马就参加不了演习。”
“为什么？”
保尔低声说：“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两条腿都肿了，实在是离不开马。其次，同志，我还不清楚您到底是谁？”
“第一，我是你们的团参谋长。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您要真是个残废的话，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可怪不了我。”
保尔感到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他猛地拉起马辔子，但古谢夫那强有力的大手阻止了他。
这样的侮辱，保尔真是无法忍受了，他想发作，但他又不得不抑制自己，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分钟。
他想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普通士兵了，而是大队的政委。况且这个大队的全体队员就在他身后！
应该给自己的队伍树立最好的红军榜样！又不是为眼前这个花花公子训练部队！
保尔下了马。
他忍着关节的剧痛，朝右翼方面迈去。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非常好。
演习即将结束了。
在第五天，演习的举行地是最后的目的地谢佩托夫卡。
奉上级命令，别列兹多夫大队将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进攻夺取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全部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
大队共分成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便进行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高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
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非常成功。
别列兹多夫大队已经占领了车站，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断定损失了一半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指挥着半个大队。
正当他和第三中队长、指导员站在大街中央布置兵员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问：“政委，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有没有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很快就要来了。”
保尔和中队长去道口那边了。
团司令部的人早已到那儿了，他们正在向古谢夫表示祝贺。
战败的大队代表们狼狈地站在那儿，并不想分辩什么。
古谢夫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全是柯察金领我们打的，他是这里的人。”
团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嘲笑道：“同志，您的腿还挺不错的嘛，看来，您骑马只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吧？”
本来他还想多说几句，但他被保尔眼中的怒火吓住了。
他走了之后，保尔悄声问古谢夫：“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古谢夫拍了拍保尔的肩膀，劝道：“算了，甭理这个骗子。他好像叫做契察涅——革命前是个准尉。”
那天，保尔努力想了好几次，但还是没想起他过去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
演习彻底结束了。
大队带着极高的荣誉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但保尔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他便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住了两天。
他把马牵到阿尔吉莫那儿。
这两天，他每晚都要睡十二个小时。
到了第三天，他去调车场看阿尔吉莫。
煤烟熏黑的厂房里，散发着一股保尔十分熟悉的味道，他闻到这个，就觉得像是回到了家中。
他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味儿——这是他从儿童时期就熟悉的，他同这种气味儿分不开，因为他是伴随着这种气味成长起来的。
而此时，这种气味儿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让他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火车头的尖叫声了。
就如同大海激动着一个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这个火夫和电工习惯了的环境也在真诚地呼唤着保尔。
他心潮澎湃着，很久也不能抑制住这种热烈的感情……保尔和哥哥没更多地谈什么；他发现阿尔吉莫的额上又增加了一道皱纹。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尽管阿尔吉莫没有说，但保尔能看出来，哥哥的日子十分艰难。
哥俩在一起干了一两个小时的活就分手了。
在路口，保尔勒住马，回过头来朝车站望了好久，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飞奔在森林里的大路上。
森林里和平而宁静，再没有打劫的匪帮和令人恐惧的枪声了……
中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莉达出来迎接他：“你终于回来了！没有你，我们很寂寞。”
她边说边抱住他的肩，跟他一起走进了办公室。
“拉兹瓦利欣呢？”
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询问。
莉达不太高兴地回答：“不知道。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不是你的事。”
保尔听了又惊又喜。
但保尔一向不信任他。
“这家伙又想到学校去打什么歪主意吧……”
保尔心中暗想。
“得，就让他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保尔坐到沙发上，揉着他那两条疲惫而沉重的腿。
莉达将全部事情都告诉了他。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金娜为候补党员了；她是个好姑娘，我十分喜欢她。你看，教师们开始进步了，有些个已经完全走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围着列西查房间里那个大桌子坐到深夜的，经常是这三个人：列西查、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梅奇科夫。
那扇通到卧房的门已关上了。
安纽特卡和列西查的妻子已经睡熟了。
这三人仍在研读一本不厚的书。每天他们也只有这时才有时间。
有一天，波杜勃齐传来了消息： 戈利萨夜间被人暗杀了。
保尔一听，忘记了腿疼，没几分钟便跨进了马圈。
他火速备好鞍子，飞身上马，直朝国境奔去。
戈利萨躺在村苏维埃的一张大桌子上，桌子周围铺满了绿叶，一面红旗盖在他身上。
保尔走上前去，伸手掀开了那面红旗。
戈利萨躺在那儿，头歪向一边，脸色蜡黄，眼睛睁着，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样子。
他的后脑被锐利的凶器给击碎了，现在脑袋枕在枞树叶上。
是谁下的毒手呢？
戈利萨是个独生子，母亲已守寡了——他父亲早为革命牺牲了。
那可怜的老妇人一听儿子被打死的消息，立马昏倒了，直到现在仍然不省人事，这可怜人呵。邻居们正在看护着她。
戈利萨的死震动了全村。全村中他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金娜十分伤痛地在房子里哭着。
保尔沉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声问她：“你看，谁是凶手？”
“除了磨坊主那一伙，还能有谁！”她气愤地说，“明摆着，戈利萨妨碍他们走私。”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戈利萨的葬礼。
保尔带领着他的大队和全部共青团员跟他们的朋友诀别。
加弗里洛夫将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排列到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
悲凄的哀乐声中，人们将那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抬放到了广场上。
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的埋葬处，已经挖好了一个用来安葬他的墓穴。
戈利萨的死使他的朋友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每个发表演说的人都愤怒地要求处死凶手，抓住他们，带到广场上公审，让每个人都记清他的嘴脸。
接下来他们放了三排枪，又在那新坟里铺上了刚砍下来的常青树枝。
当天的晚上，支部选举拉基金娜为新的书记。
与此同时，保尔自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边已经找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后。
在别列兹多夫戏院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区苏维埃代表大会。
列西查严肃而又庄重地报告着：“同志们，很高兴我能够向本届大会汇报以下情况：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
“最近，我们已经破获了那起凶杀案，杀害戈利萨同志的凶手是磨坊主和他女婿，他们不久将受到审判。许多村的代表团都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把这些杀人的匪徒判以死刑……”
会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声：“赞成！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判以死刑！”
这时，莉达出现在一个侧门的门口，她朝保尔招了招手。
在走廊上，她将一封加盖有“急件”字样的信交给了他。
他拆开了，里边是调令：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省委决定调回柯察金同志，重新委派他负责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看来，保尔不得不和这个区告别了。回想这一年的工作他不无感慨。
区党委特地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会上，准许柯察金同志成为正式党员，并对他的品德和工作能力作出了鉴定。
列西查和莉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拥抱了他……大家不舍得分手。
当保尔的马由院里走向街上的时候，十几支手枪一起打响了，这是一种深情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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