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音乐厅有两个人在把门。
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眼镜，佩着红色袖章。袖章上有“纠察队长”的字样。
琳丹问他：“在这里开会的是乌克兰代表团吗？”
“是呀。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那个高个子一本正经。
“请您行个方便让我进去吧。”琳丹说。
高个子堵住门口，仔细打量着琳丹，问道：“您有代表证吗？有代表证才能进去。”
琳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印着金字的证件，那个高个子念了念：“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立时就改了腔调放下架子，满脸堆笑地让道：“看我有眼无珠！您请进，快请进，左面有空位子。”
琳丹穿过一排排椅子，找到一个空位坐下了。
这时，会都快要结束了。
她仔细听了听主席讲话的声音，觉得特别耳熟。
原来那是奥吉莫。
这时奥吉莫正在念着名单。
每当他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拿着红的或者白的出席证的手举起来。
琳丹专注地听着。
骤然间，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名：“帕科拉索夫。”
她朝那只高高举起的手望了一眼，但是因为人头密集，无法看清那位码头工人的脸庞。
名单很快地往下念着。
又出现了一个熟识的名字——昂柯尼夫，之后又一个——察尔基。
她看见了察尔基。
他正坐在一个较近的位子上，身子半对着她。
他的侧影一下子引起了琳丹的回忆……是的，他是伊凡，有好几年没见面儿了。
突然，她听到了一个名字：“柯察金。”
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只见远处有一只手举起来又放下了。
真是怪事！
她特别想立时去看看那个与她死去的朋友同姓的人。
她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地方，但所有的脑袋看来全都一样。
琳丹站起来了，她迫不及待地沿着墙边的通道朝前走。
这个时候，奥吉莫念完了名单。
全场响起一阵挪椅子以及说笑的嘈杂声。
奥吉莫高声喊：“同志们，别迟到了！……记住，大剧院……七点！……”
出口处人流济济。
琳丹心想，在这种情况下，她是无法找到她认识的那些朋友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盯住奥吉莫，再从他那找别人。
她转身朝奥吉莫走去。
可就在这时，她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嗨，柯察金，老朋友，咱们也走吧！”
而后是一个她熟悉而又难忘的声音：“走吧。”
她急忙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高大而又微黑的青年人正站在她对面，他身穿草绿色的军便服、蓝色马裤，腰里扎着一条高加索式窄皮带。
她目瞪口呆了。
当他两臂亲热地搂着她，颤抖地叫了一声“琳丹”之后，她才恍然明白了，这真是保尔。
“你还活着？”
这简单的四个字儿已经告诉了他一切。
她一直都不知道关于保尔的死讯是误传。
音乐厅里早已经空无一人了。
从敞开的窗户能够听见街道上的吵嚷和喧哗。
时钟清晰地敲了六下。
琳丹和保尔好像有许多许多话要说，但时间不早了，该去大剧院了。
当他们顺着宽大的台阶朝街上走的时候，琳丹又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保尔。
如今，他已经高她半头了，更加英俊也更加沉着了。
她说道：“你瞧，我都没有问你目前在哪工作呢。”
“目前我是团的州委书记。像杜巴瓦说的那样，是‘机关老爷’。”保尔笑着回答。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很不愉快。”
他们走到街上。
街上很热闹，到处是汽车喇叭声和人们的叫嚷声。
在去剧院的路上，两人几乎没说什么话，但心里都在想同样的事情。
剧院门前人山人海，沸沸扬扬，入口处水泄不通，许多个“无证者”也想挤进去……保尔和琳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是挤进了门口。
琳丹指着后排坐位说：“咱们就坐这儿吧。”
于是两个人坐在角落里。
“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琳丹对保尔说。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我想你仍会回答我：为什么当时你将咱们的学习和友谊中断了呢？”
保尔从看见琳丹的第一眼起，就想到她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真有点难以启齿。
他俩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琳丹，我想你比我还明白。这是三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我只能埋怨当时的保尔了。我有生以来犯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就有你刚才所提到的。”
琳丹微微一笑。
“多好的开场白呀！但我要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这事儿不仅怪我自己，那个‘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同样也该负责任。那些生动地描写坚强勇敢、彻底献身的英雄们的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令我也产生了做这种人的愿望。”
“因此，我用‘牛虻’的方式对我对你的感情进行了处理。现在，我感到荒唐，而且太让人遗憾了。”
“这么说，你已改变对‘牛虻’的看法了？”
“没有，琳丹，基本没有改变！我只是将那种用苦行僧的生活来考验自己的毫无必要的悲剧行为抛弃了。但在基本方面我还是赞成牛虻的。”
“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种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但一点也不诉苦的人；我还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眼里，个人的事情不能与整体的事业相提并论。”
“保尔，现在只剩遗憾了。这些话在它该被谈起的时候没被谈起，直到三年后……”
琳丹说着，又笑了笑，显出思考的神情。
“琳丹，你是不是为我一直只是你的同志，而不能变成比同志更亲近的人而感到遗憾呢？”
“不，保尔，在过去，你本可以成为我的比同志更亲近的人。”
“那，还能补救吗？”
“已经晚了点，牛虻同志。”琳丹风趣地一笑，向保尔解释，“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个父亲，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美满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的说法，是不能分割的三位一体了。”
她的手指碰了碰他的手。
这是表示关心；但她立时就觉出他并不需要这种关心。
三年来，他不只是增强了体格……他的眼睛告诉她——这时他心里很难过……保尔真诚地说：“不管怎样，我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他俩站了起来，朝乌克兰代表的座席走了过去。
乐队开始奏乐了。
巨大的横幅红得像火，闪光的大字也好像在喊着——“未来是我们的！”
正厅里、包厢中、楼座上，都座无虚席，数千人在这剧院里化作一个能量永远不减的强大变压器……那庄重的天鹅绒帷幕揭开了，团中央书记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届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他心中充满了无法形容的骄傲与无可比拟的喜悦——这是火热的生活给予他的财富。
大会期间，代表们都十分忙碌，从早晨到深夜。
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看见了一回琳丹。
琳丹告诉他：“明天大会结束后，我就要走了。我真不敢肯定在走之前能有时间跟你谈谈。所以今天我把我过去的两本日记以及一封要给你的短信都准备好了。你看完之后再寄给我。它们会把我没能告诉你的事情全部告诉你。”
握着她的手，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似乎要将这张脸深深地埋藏在记忆里。
第二天，按照约定他们在大门口会面了。
琳丹将一个包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他。
因为周围人多眼杂，所以他俩十分拘谨地互道了再见。但是，保尔从她那湿润的双眼里看到了浓浓的柔情和淡淡的哀伤。
这就是他和她的分手！
一切都不是从前了……
又过了一天。
火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们占据了几节客车，保尔在基辅组。
那天晚上。人们都睡了，昂柯尼夫也在他边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这时候，保尔凑近灯光，打开了那封信：
保夫兰萨，亲爱的：
本来，我可以把这些亲口告诉你，但还是写给你更好些。
我只有一点希望：不要让我们在大会开幕前说的话为你的生活留下痛苦。
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
我对于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私人关系上是可以有例外的（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如果这种关系真正是由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引发的话，你就是理应得到这种例外的。
我本来想对我青春的旧债进行偿还，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认为那样做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
不过，保尔，对待你自己，你不该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战斗，而且还有美好的感情所带来的快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部分，也就是说关于它的根本内容，我丝毫也不替你担心。
紧握你的手！
琳丹
保尔看完后想了许多许多……他把信撕成碎片，然后捧到车窗之外，让风将手中的碎纸片吹走了。
等到了早上，他看完了那两本日记，把它们包好了扎了起来。
车到了哈尔科夫。
保尔和昂柯尼夫、帕科拉索夫等人都下了车。其他人各自有事走了，保尔从车站邮局寄还了琳丹的日记，然后去看察尔基和安娜。
他坐了电车到杜巴瓦和安娜住的地方。
上了二楼，保尔敲了敲左边的门，左边是安娜住的房间。
里面没人应答。
天还早着呢，安娜不会这么早就上班的。
“也许她还睡着呢。”
保尔正这么寻思着，隔壁的门就开了。
杜巴瓦站在了门口。
只见他面色灰暗、眼圈发黑，像是睡眠不足。
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洋葱味及熏人的酒臭气。
从半开着的房门，保尔看出他的床上有一个胖女人，更确切地说，看到了一个女人光裸的肥腿和肩膀。
注意到了他的目光，杜巴瓦用脚把门给踢上了。
“你来干什么，来看安娜同志？”
他的眼睛盯着墙角，声音沙哑。“你难道不知道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保尔皱着眉头打量他几眼，然后问：“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杜巴瓦忽然恼怒起来了。
“这我管不着。”他打了一个嗝，恶狠狠地说，“你是来安慰她？那正是时候。已经腾出了空位置，你抓紧吧！而且，她不会拒绝你。她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她十分喜欢你，或者是用娘儿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时机，这回你们的精神与肉体可以一致了。”
保尔只觉得面颊发热，但他仍是克制住了心中的火气，轻轻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混到这步田地！真想不到你变得这么无耻下流。从前还不错，现在怎么就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靠在墙上，因为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很凉，便把身子缩了起来。
这时他的房门突然开了，从里面探出一张没睡醒的女人的胖脸来：“亲爱的猫咪，快进来，站在那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有听她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并且把身子抵在上面。
“真是个好的开头……你看你，弄来个什么人？这样下去能好吗？”保尔反感而又急切地说。
杜巴瓦一听更是不耐烦了，他喊道：“连我跟什么人睡觉也得听你们的指示吗？少来这一套！你从哪来的，还滚哪去吧！你尽管告诉大家：杜巴瓦现在既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往前跨了一步，愤愤地说：“你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还想跟你再谈最后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耷拉，转身进了屋。
“呸，坏蛋！”
保尔暗暗骂了一句，走下了楼梯。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
时光飞逝，流水无情。日日夜夜堆积成岁月。
生活在岁月之中不断地变化着、进步着。
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一亿六千万人民，头一次在世界上成了他们那土地的主人，并且正为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而夜以继日地劳动着；国家在日益强盛，工厂正欣欣向荣。
保尔觉得这两年像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两年中，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从不悠闲地浪费时间，从不打着呵欠迎接清晨，从没有在晚上十点前就睡觉……他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还总是催促别人。
两年中，他一有空就挑灯夜读，和同志们一起念完了《资本论》第三卷……拉兹瓦利欣到保尔工作的州里来了。他到的时候正好保尔出差了。
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州团委会就把他派到一个区里去了。
一个月后。
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那个区里去视察。
结果发现：
拉兹瓦利欣经常酗酒，还拉拢坏分子对优秀分子进行排挤。
保尔在州委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处分拉兹瓦利欣的意见：“我主张开除，并且不许重新入团。”
在场的人都觉得太重了。
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把这流氓开除。我们已经给过他改过的机会了，但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
接着，保尔便把他在别列兹多夫的表现讲述了一遍。
拉兹瓦利欣叫喊：“我对柯察金坚决抗议。这是他想公报私仇。光是捏造嘛，拿出真凭实据来！那我也可以空口无凭地说他干走私的勾当——难道也该开除他吗？得有证据！”
“你等一下，我们有证据！”保尔威严地回答。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
半个小时后，保尔的提议通过了：“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的团籍。”
入夏之后，保尔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到外地去度假了，身体不好的去了海边。
每到这季节，大家都想着去休假。保尔便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去疗养院的疗养证。因此大家都很高兴，尽管身体不好，神情倦怠、脸色苍白。
而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保尔头上，他就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
保尔最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在这两个季节，他会增加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天，他急切地盼着夏天早点到来。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尽管这个事实很叫他痛苦。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
一是自己承认无法担负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承认自己是个残废；二是继续工作，直到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候为止。
他认定的是后一种。
有一天，州党委常委会上，州卫生处的处长——一个老医师，同时也是秘密工作时的老党员——巴尔捷利克，坐在保尔身旁，关切地说：“柯察金，你气色可很不好啊。你该检查一下身体，是不是没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我记不得了。不过，老弟，应该为你好好检查一下。周四下午你来一趟。”
保尔没去，因为他太忙。
巴尔捷利克跑来找保尔，硬是把他拉去检查身体。
结果写了诊断意见：
医务委员会建议保尔?柯察金立即休假，去克里木进行长期疗养，并进一步抓紧治疗，否则，难免会发生严重后果。
在这意见上面还有很长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
保尔这才明白：他主要的病不在两条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亲手把诊断意见送交到州党委，大家都主张立即停止保尔的工作。
但保尔本人却提议，等到团州委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后再离开，他担心工作没人负责。
这一点巴尔捷利克虽然反对，但大家还是答应了保尔。
这样，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去度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了，他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去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的疗养证。
保尔加倍紧张地忙碌着，为了在离开之前把工作都安排妥帖，他几乎废寝忘食。
可这时却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那是在下班之后了。
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那扇敞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待着宣传部开会。他走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并没有人。
保尔进去后不久，就有人进来了。
保尔在书架后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出那个人的声音——本州财经处长，一个英俊的高个子，带有军人派头的法伊洛。
保尔知道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向保尔告状，说法伊洛花言巧语答应和她结婚，但和她同居一个星期之后就将她抛弃了，甚至和她见面时，都不说一句话了。
当这件事被提到监察委员会时，法伊洛还是逃脱了，因为女团员拿不出证据。
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那些进入办公室的人也没有看到书架后的保尔。
其中有个人问：“喂，法伊洛，你的事怎么样了？最近又有什么新收获？”
发问的人是法伊洛的一个好友，格里鲍夫，跟他是一路货。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成功地将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不行！错啦！老弟，我要是看中哪个娘儿们，我就保准……”
接下来，法伊洛说出了一句脏话。
保尔马上感到神经颤抖了一阵——这是极端气愤的预兆。
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保尔和她同时来的本州，因为是同事，两人成了好朋友。她长得很可爱，同时又乐于助人。同志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没有结婚，无疑，法伊洛所说的，就是她。
“你没撒谎，法伊洛？我看她的样子不像那种人。”
格里鲍夫问着，好像这出乎他的意料。
“我才不撒谎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搞的娘儿们我都搞到过哩；只要你知道怎么去搞。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方法，得因人而异。有的当晚就到手，那是些废料！有的你需要追一个月才到手。这得研究她们的心理……老弟，这是门完整的学科，而在这一学科，我是专家。哈——哈——哈……”
那些听者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并逗他说出详情和细节。
保尔站了起来，紧紧地攥着双拳——心已在狂跳了。
“自然，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弄到手不容易，我不肯放弃，特别是我和格里鲍夫用一箱葡萄酒做赌注，打了赌。
“我运用战术……我去她那儿一两次，她不理我……侧击失败了……我便开始迂回，迂回，哈哈……“我讲我的英勇经历，我一味地假装可怜，总之，是击其薄弱环节……我千辛万苦啊……天不负我，我终于得手了！真是好事多磨——没想到她还是个处女。哈哈！……真过瘾啊！”
法伊洛仍不知羞耻地讲着。
不知保尔是怎么一下子冲上来了。
“你这畜牲！”
保尔骂道。
“你骂谁畜牲？我还是你？你这偷听的畜牲！”
法伊洛不甘示弱。
显然，保尔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抓住了他的胸口反唇相讥：“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接着就打了保尔一拳。
其实他是喝醉了。
保尔抄起一只橡木方凳，只用了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
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法伊洛捡了一条命。
因为他打伤了人，所以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在党的法庭上出席。
整个党组织各部门都集合到了市立剧院里。宣传部办公室发生的事儿惊动了所有的人。
审问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
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
他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应该交由人民法院审理，柯察金把他的脑袋打破了，应该判处强劳。
“什么？妇女对我的攻击，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没有理睬她们。这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法庭。
后来保尔强忍着怒气叙述了经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也提出了生活准则问题。
绝大多数党员赞同开除法伊洛的党籍。因为做伪证，格里鲍夫受到了警告、严肃批评的处分。其他参加谈话的人也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
因保尔的坚决申请，州党委同意了他到乌克兰团中央听候分配的建议。
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后，他就动身了。
奥吉莫正好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会的书记之一。
保尔过去看他，把事实经过对他讲了。
奥吉莫读着保尔的鉴定书，看到在“对党最忠诚”之后，是：
具备党员的涵养，只是在非常少的场合表现暴躁，无法自持，这是由他的神经系统受过严重的损伤造成的。
“呵，亲爱的保尔。”奥吉莫和蔼地说，“他们到底还是将那件事记在这个非常好的鉴定书上了。可你甭担心，就是再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干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去把身体养好吧。等回来，咱们再决定派你去哪工作。”
于是，他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
它的花园里有玫瑰花坛、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高楼。
疗养的人们都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
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记下了保尔的姓名之后，他便进入了一所楼房拐角处的一个宽敞房间。
房间里特别干净，一点声响也没有，床上整整齐齐地铺着洁白的床单。
保尔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然后就急匆匆地去了海边。
哦！大海，一望无际的碧蓝，一望无际的梦幻。
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大自然的美丽是人类的幸福。另一面是起伏绵延的山峦，轻纱般的晨雾游荡其间。
保尔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双眼凝视着令人心醉的浩浩碧海。哦，神奇而又美妙的大海呀！
低下头来才发觉那懒洋洋的波浪正朝脚边爬过来，以一种女性的柔媚舐着大片的金色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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