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自己是银行职员,丈夫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两人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不过,这一切都因为一次谈话而土崩瓦解。丈夫告诉陈佳,希望和她离婚,因为自己的秘书已经怀孕两个月了,他需要对这个女人负责。听完这话后,陈佳异常痛苦,感觉一切都完了。她甚至以死相逼,但无济于事,因为丈夫已经铁了心要离婚。最后,陈佳被送进了医院,所有人都认为是丈夫的不忠才导致陈佳的痛苦。
的确,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把责任归咎于丈夫合乎常理,但这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部真相。像陈佳一样遭遇婚姻变故的女性有很多,但她们痛苦的程度却并不一样。所以,痛苦本身并不完全取决于引起痛苦的事实,也取决于受害者的思维。
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说得很明了:“人们不是被事情困扰,而是被他们看待事情的观点困扰。”以抑郁症为例,研究者发现抗抑郁的药物可以“治好”抑郁症,但这仅限于病人服药期间。一旦用药停止,抑郁症就会复发。有时候,该病已经治好几个月了,病人的病情还会复发。当然,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没有人愿意采用终身服药的方式来治疗抑郁症。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心理学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在研究这种全新疗法的过程中,医生发现,当某人患上抑郁症的时候,和抑郁有关的思维与情绪、行为连接得更为紧密。或者说,某种负面的思维方式更容易诱发抑郁症。
基于这种认识,医生们不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抑郁的症状上,而是开始关注症状背后那些习惯性的、自动化的思维。最后,心理学家得出结论:情绪会严重受到思维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驱动我们情绪的并不是糟糕的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些糟糕事件的看法。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面对同样半杯水,悲观者往往会叹息“只有半杯水了”,而乐观者则会想“还有半杯水”。悲观思维导致悲观的情绪,乐观思维产生乐观的想法,这就是思维对人们情绪的直观影响。
当人们认识到思维对情绪的这种影响后,各种关于情绪的行为疗法就应运而生,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创建的“ABC模型”便是其中最有名的疗法之一。
在这个模型中,A(Antecedent)指的是事实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前因;C(Consequence)指的是人们面对事实时的各种反应,也可以理解为后果。前因A相同,并不一定会出现同样的后果C,这是因为中间会通过桥梁B(Bridge),这座桥梁就相当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认知不同,后果C就会不同。人们通常情况下只能看到A,并感觉到C,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B的存在。我们总以为是事实A引起C这一后果,岂不知B才是关键。
我们不妨以上文提到的陈佳的故事为例,试着用ABC模型来看她是如何困扰自己的。
陈佳的丈夫有外遇,并提出离婚,这便是事实本身,也就是模型中的A。陈佳感到绝望,想自杀,这是后果,也就是模型中的C。认为A导致了C,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并非所有被丈夫背叛的女性都会产生绝望的想法。亲友们认为丈夫的不忠导致了陈佳的痛不欲生,因为他们忽略了陈佳本人内在的想法,也就是说忽略了过程B。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陈佳内心深处的B,看它究竟是怎样的。陈佳内心深处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为什么遭遇婚变的是我?”“我是一个失败的妻子吗?”“没有了丈夫,我以后怎么过?”毫无疑问,面对A,陈佳内心深处滋生了很多消极的想法,甚至严重到想自杀。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陈佳面对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她无法改变。此时,她完全可以选择构建另一个信念B,从而产生一个全新的C。比如,陈佳可以这样想:“离开就离开吧,只要能和孩子在一起,照样可以过得很幸福。”她也可以抱着更加积极的心态这样想:“感谢他这个时候选择离开我,而不是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才告诉我,这样也不耽误我遇到更好的男人。”
很多时候,事实本身并没有那么糟,但因为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这种因思维方式不同导致情绪变化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常见。比如,员工被上司叫到办公室谈话,结果这位员工郁闷了一天,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做好才被叫去谈话的。带着这样的思维,他接下来一天的工作都在出错,这似乎更加深了他的判断:我就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吧,看来我是要被辞退了。事实上,上司之所以找他谈话,是因为看到他工作疲惫,希望借此缓解他的压力。所以,很多事情的复杂化完全就是负面思维的结果,与事实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一旦这种负面的思维形成,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坏情绪。坏情绪又会加剧负面思维,进而让负面思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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