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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的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的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指的，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位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古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他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我问他：“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断了，中间断掉了。”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接触这个自卑，以“疯狂英语”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读，在后期，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鼓动女生剃发明志，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学好英语，占领世界”、“学好英语，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
他说：“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因为我受够了懦弱。”Kim说，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这样“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我问过安华：“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以为她会说，是宣泄的满足。
结果她说：“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
小豆说：“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你爱我吗？我说什么叫爱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对你‘啪’一巴掌，你说，爱我不爱？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有时候，打完之后，他们也会摸摸这儿，看看那儿，问“疼吗”，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华说：“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
“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
“当然想摆脱，因为他说过，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她说，“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
我问过Kim：“李阳的生活中，他跟谁亲近？”
Kim怔了一下，说：“最亲近的吗？不认识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学生特别爱他，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没时间犯错误。”
李阳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给Kim发过短信，“我揪你头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白发，就跟我的白发一样。”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责我，我才真的恐惧，恐惧积累了，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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