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的观念
我在《民族心理学》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屈指可数的观念很少革新。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根深蒂固，要改变这些观念难如登天。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其具有的力量如金城汤池般坚不可摧，而历史大动荡正是这些基本观念改变导致的结果。
这里我只想简单探讨一下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与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有两类：第一类是时髦的观念，这类观念产生于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些观念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着迷的某种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受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过去的宗教信仰与今天的政治观念、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都在该范畴内。但如今，那些曾经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伟大基本观念的稳定性丧失殆尽，随时都有轰然坍塌的可能，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制度也被严重动摇。
无论为群体提供哪一种观念，只在它们有绝对不容置疑、毫不妥协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其感情夸张而极端。若想某一种观念对群体产生有效的影响，它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这样才能被群众接受。
18世纪，英国南海股票风潮中，一位诈骗者发布了一份募股说明书：“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的资本，一共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2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镑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9点，当他来到康恩希尔街打开办公室的房门时，疯狂的人群蜂拥而入，几乎要把他挤倒。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1000股，这个骗子在5个小时里赚了2000英镑，当晚就逃得踪影全无了。
另一个成功行骗的手段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一些扑克牌形状的纸片，上面刻着“帆布许可证”，贴着“环球饭店”的标志。诈骗者声称，持证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随意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的股票，这种许可证在交易市场上的售价高达60个金币。
类似这样的骗局还有许多，简单得令人咋舌，效果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盲目的轻信，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群体的简单观念上的。尽管以上的骗局一个又一个地被揭穿，但是民众绝不会因此而停止受骗，无论到什么时候，受骗者都将会大有人在。
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既没有任何相似性，也没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它们会相互影响，也可以彼此取代，正如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由于时机不同，群体在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可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也不可能察觉到这些矛盾。
这并非群体特有的现象。许多孤立的个人，除野蛮人外，也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如狂热的宗教分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高学历印度人，就表现出了这些令人费解的矛盾。
部分西方观念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念就会表现出来，言谈举止也相应地改变，这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也只有在一个人因为与异族恋人结婚，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时，其行为才会真正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此纠缠并无益处。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只有简单而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接受，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简单明了的，因此观念必须经过一番彻底改造，变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众接受。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更别谈接受了。因此，对它们的改造必须更加彻底。种族间的理性程度和聪明才智不同，这种改造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都必须向低俗化和简单化改造。
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有观念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观念很少有高下之分。历史证明，没有哪种观念要比另一种观念高明一些。不管观念刚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一旦进入群体的智力能理解的范围内，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便被剥夺殆尽。
17世纪俄国的变革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彼得大帝尝试在俄罗斯开展一场全面的改革时，所有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技术成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抵制改革的人不仅有平民百姓和达官贵人，连皇太子都加入其中。
彼得大帝被迫做出了调整，将这套变革观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也最简单的形式，以便于在民众之间传播。改造后的新形式是——从男性臣民的脸部入手，剪掉他们的胡子。彼得大帝的欢迎宴会开始之后，卫兵们冲上前将来宾都按住，强行剃掉他们的胡子，震惊的来宾甚至还未能回过神，就已经成为新观念的接受者。
一种观念，重要的不是它的固有价值，而是它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20世纪的民主观念，都不是什么高明的观点。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大多有着一些令人费解的错误，但是这些观念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与原则统治人民。
只有经过了彻底改造，某种观念才能够被群体接受，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它才会产生影响，里面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我们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事实却是，群体顽固地守着旧观念，这种旧观念很难被消除。即使有最确凿的证据，对平庸大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十分确凿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暂时接受，但缺少理性思维的人很快就会被无意识的自我带回原来的观点。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旧观念已经变成他的情感之一，影响着他的言谈举止背后最隐秘的动机。我们将看到，没过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产生了一系列情感基础后，和它对抗是徒劳的。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根除它们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个世纪，所有人都信奉君权神圣，民主与自由的观念根本无法在法国保有一席之地，谁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些，一定会被民众当成疯子。哲学大师伏尔泰因为公开宣扬天赋人权，两次被囚禁于巴士底狱，最后还被赶出了法国。正是这些曾经被嗤之以鼻的观念，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处于水深火热中，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即使在成吉思汗看来也会胆战心惊。
这便是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2）群体的理性
虽然群体智力低下，但也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群体接受的论证过程，从逻辑上说十分低能，只能被称为推理。如同高级推理需要证据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需要观念，不过群体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
他们的推理方式与因纽特人非常相似，比如因纽特人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透明的物质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一些野蛮人有这样的风俗，他们击败骁勇善战的对手后，会吃下对手的心脏，以为可以得到对手的全部力量和勇气。如同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一样，认为所有雇主都在剥削着工人。澳洲的土著居民常常会把自己的箭赠予另一个猎人，他就有权利分享这个猎人射杀的任何动物。猎物被认为“属于”杀死它的箭的主人，即使狩猎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
群体推理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绝不会受到推理过程的影响。
只要能够为群体建立这样论证的形象或观点，便可以操纵群体。
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群体完全不能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
读某些演说词时，其中漏洞百出，错误连篇，任何讲理性的个体都会惊讶这些并不十分高明的言辞，竟能对听众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往往会忘记，演讲稿并不是为哲学家或思想家准备的，而是用来说服平庸的大众的。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无一不擅长建立对群体有诱惑力的形象。任何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有20本富有真知灼见著作，这些认真思考的产物，也不如几句有感召力的话语。
群体没有推理能力，也没有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群体不能辨别真伪，也不能对任何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群体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的判断，绝不是归纳论证后更改的判断。就这方面来说，无数个人并不比群体的水平高明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普遍认同的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根据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象力
盲人的听力比常人更敏锐，缺乏推理能力的人的想象力不但强大、活跃，且非常敏感。对于群体来说，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唤起栩栩如生的形象，而这种超常想象力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具备的。
群体如同一个睡着了的人，理性被搁置脑后，只凭形象思维来得到结果，如同做梦一样，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只要他开始思考，这种形象就会迅速消失。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丧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对自己的认识就变得十分模糊，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以至于让他们产生目空一切的极端情绪，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惊人的事。群体只关注那些最离奇、最不同寻常、最传奇的事件，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比如，在德属东非的土著居民看来，一艘军舰的强大与否不在于它吨位多大，有多少门火炮，或是装甲多厚，而在于烟囱多少。一艘军舰的烟囱越多，那么这艘军舰的实力也就越大。当英国人的一艘双烟囱军舰来到非洲海岸时，当地居民弃他们的宗主国而不顾，纷纷向他们示好，因为当地的德国军舰是老式的驱逐舰，只有一根烟囱。
于是，德国人从国内调来了一艘有三根烟囱的巡洋舰，土著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烟囱的军舰，纷纷前来观看，还起了个响亮的绰号——背着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几天后，“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土著人的英雄了，因为英国人开来了一艘船，上面有四根烟囱。
德国总督大感困惑，难道英国人竟调来了一艘战列舰？答案很快就揭晓了，这艘四个烟囱的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一艘拉煤炭的商船，因为锅炉老旧得厉害，所以要多加一根烟囱排烟。德国人无论如何也变不出一艘五根烟囱的船，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些土著人怎么会以这样奇怪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这正是原始思维的典型思考方式，只对鲜明的形象进行判断，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
假如我们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会发现它存在的真正基础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群体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富有逻辑的劝告，群体都不为所动。
那些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就能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中仍然会在狩猎活动与战争之前，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狂热的集体舞蹈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巫师就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意识状态，人们便相信他们激活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游走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赋予部落民众以额外的能力。
在古罗马时代，角斗士一出现在圆形剧场中央，每个观众都会瞪大眼睛看着，力图看清楚他们是何许人也。观众们不但有着高涨的热情，参与的声浪也很高，倘若有角斗士仓促上阵，就会遭到观众的起哄，甚至有情绪激动者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跺脚，一面手舞足蹈，威胁角斗士。观众之间也发生矛盾，有时因为对某个角斗士的评价出现差异而大打出手。实力较弱的角斗士不敌对手的时候，观众席上会立即响起嬉笑声，包括女性在内。
如果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就会变成行动。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也层出不穷。
在某个大众剧院中，剧院仅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就不得不保护那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以免他被那些义愤填膺的观众粗暴地攻击，尽管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想象的产物。这也再次印证了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虚构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他们对这两者不加区分。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功夫。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的。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之上的产物。
所有时代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群众想象力作对而进行统治。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国会中演讲时这样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终其一生，拿破仑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拿破仑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勋业，尽管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乡，但民众仍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与英雄，有数不清的民众情愿为其赴汤蹈火。
究竟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这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采用论证的方式。恺撒被布鲁图等人刺杀于元老院后，安东尼为了让民众把矛头指向谋杀恺撒的凶手，他用手指着连中23刀的恺撒尸体慷慨陈词，一脸悲愤之情。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民众都为安东尼的情绪所感染，自发地集合起来高呼恺撒的名字，并要求惩治这两个人民公敌。布鲁图与同谋喀西约很快便众叛亲离，安东尼又在葬礼上用标枪挑起了恺撒的血衣，当众宣布了恺撒的遗嘱。群众因此而心碎狂乱，举着火把追杀凶手们。布鲁图和喀西约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建立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
第二，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这些事实可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可以是某个大奇迹，或者是一桩惊人的罪恶，甚至是一条令人震惊的预言，一个恐怖的前景。无论哪一类，都必须整体呈现在群体面前，来源则没有必要透露给大众，以免引起额外的麻烦。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因此只有进行浓缩加工，才会建立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即使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小罪行与小事件，也难以触动群众的想象力。一次大罪行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在法国爆发过可怕的流行性感冒，仅仅在巴黎一地就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但是它却没有在民众中造成很大的反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告知人们的。
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
曾经有一次，人们因为与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汽船失去了联系，便以为它已经在大洋之中沉没了，这件事情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
但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仅仅在1894年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53条船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大众却从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群体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对于观念，群体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完全拒绝；对群体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的理解力，并且使情绪倾向立刻变成行动。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他们就会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由于群体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如果群体心生厌恶，几乎会立刻变为仇恨。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有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
这种感情十分简单，生命对某种力量的畏惧，使得信徒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的信条展开讨论，他们有着传播偶像信条的强烈愿望，把不接受这些信条的任何人都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涉及的无论是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具木雕、石像，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具有上述特点，便成为一种宗教感情。
路易十五时期，圣格美伯爵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夸耀自己活了2000多年，无数人相信了他的鬼话。他当时约70岁，但看起来只有40多岁，气色非常好。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当被问到他与古代圣贤交往的状况时，他对答如流，没有任何破绽。能够随意进出社交明星庞帕德夫人化妆间的只有圣格美伯爵一个人。夫人很喜欢与他聊天，伯爵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谦虚，但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众开始迷信一个人，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
巴黎到处都在流传这位伯爵的传奇故事。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雇用了一位喜剧演员，让他扮成圣格美伯爵的模样，站到大街上去吹牛。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说自己曾经与救世主共进晚餐，而且把酒变成了水；他和耶稣是亲密好友，耶稣经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荡，否则晚景凄凉。这位假伯爵惊讶地发现，民众简直什么都相信，甚至连如此亵渎神灵的昏话也毫不怀疑。
如果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那还算不上虔诚的信徒，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无条件地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17世纪初，德国“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术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能够包治百病，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毁成粉末。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有神保佑，能够获得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能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能腾云驾雾，一日千里，还能够打败恶魔、治疗百病。
这种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传染，使他们变得狂热，最终演变成偏执的宗教狂。
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狂热的宣传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点，群体的信念也如此，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带着宗教的形式。被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尊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一尊神得到的崇拜都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于死地。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他们的信徒都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身为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够让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人的杰作中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30个军团，却能够让整整一亿人俯首听命。秘诀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像神一样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坛。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罗马帝国的60多个城市里，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为了维持这种机制，每个城市还专门选举出一名大祭司，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显然不能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不可能整个民族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3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如今，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追随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信徒对他们的崇拜行为，和以前他们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群众首先需要一个上帝！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因为群众需要宗教。
不要认为偶像崇拜只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理性从来没有战胜过感情。大众长期被奴役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
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大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能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成了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能英雄，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临阵怯场，不敢发动政变的话，以他传奇的名望，定能在历史的伟人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
群众需要宗教这一论点已是老生常谈，任何想在群众中扎根的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使要群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得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执，只有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服从，才可能被群体接受。
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而突然觉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
说到底，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没有丝毫变化，变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对象。
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宗教形式，否则便不可能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而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看不到某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但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不是总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历史大革命中的血腥、混乱和残忍让他惊恐，但他不能看出那些伟大戏剧英雄的背后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有一群人对自己的本能毫不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泰纳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导致的，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将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斩草除根。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年到1498年15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10人之众。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上文所述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制造出这些事件来。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罢了。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对群体心理的理解表现得和君王一样无知。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来贯彻。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我们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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