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初，围绕河北东路行政区划问题产生的纠纷，同舟社对赵宋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开局，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由于很多第一手史料呈现的矛盾结果，让后世之人研究这段历史时经常一头雾水。
比如童贯统率的朝廷“几十万大军”神奇失踪，又突然出现；
又如王禀统率的大名府弱兵居然能够穿越同军的重重阻截，顺利进入了开封府；
还有徐泽都已经率兵打到了开封府边界，只差临门一脚时，却顿兵不前，频频出现战略和战术上的错漏，完全不符合其人一惯高瞻远瞩、用兵如神的形象。
众多的疑点有待后人慢慢考证，而处在历史漩涡之中的当事者们，也对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极度迷茫。
东京城中，随着就近路州的勤王兵马先后到来，加上刘延庆、王禀等人带回的“精锐”，东京内外的赵宋兵马已经超过十万之数，让君臣们安心了不少。
但手中兵马虽多，士气却十分低下，靠这些人困守坚城都未必够，越境攻贼更是不敢想象。
何况还有宰相和天子最宠爱的皇子滞留在敌营之中，投鼠忌器，自是没人敢在这时候不识时务地提出反攻贼军的想法。
更严重的问题是勤王诏一出，国家进入极端紧急的战时状态，所有的工作都向勤王让步，致使本就混乱的地方立即陷入一团糟。
刚刚勉强压制住的两浙路再传警讯，徽州（方腊之乱平定后，天子下诏，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建德军为遂安军）又冒出一支神出鬼没的“不平军”。
而其余各路州，诸如光州王庆、江州李立、亳州石勇、蕲州韩伯龙等多如牛毛的小盗匪们也嗅到了乱世已至的气息，纷纷迫不及待地开始兴风作浪。
这些纤芥之疾还好说，朝廷只要能腾出手来，数营兵马可灭。
但在众多的小乱掩盖下，赵宋又出现了一处即将爆发大动乱的隐患。
前些年因妖言惑众而被请到东京论法的钟相一直很本分，受到了天子以师礼待之，由此声名鹊起。
其人留在荆湖北路的教徒也跟着沾光，经过几年的发展，教众不断壮大，因没有教主主持，又开始分裂，出现不稳迹象。
还有，之前因为王朝灭亡在即，什么都顾不上了，才发布杀敌一千不可能，自损八百再立竿见影的勤王诏，导致各地土豪拥兵自重。
现在形势逐渐明朗，徐泽冒天下之大不韪起叛军入滑州，竟然真的只是为了向暗地里分割河北东路的朝廷行为讨说法，而不是为了赵氏的万里江山！
看不看得懂贼首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行为暂且不论，既然这江山还不会丢，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富贵享乐，赵宋君臣也不能放任各地的动乱继续扩大。
为了防止荆湖北路出现动荡，天子甚至已经放钟相回去安抚教众。
尽快结束与徐泽的谈判，赶紧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便成了当前最紧要的大事。
但在敌营之中日盼夜盼谈，只想结束谈判赶紧回京的郓王赵楷却没能如愿，因为徐泽的漫天要价，使得谈判陷入僵局。
可怜的郓王殿下每日担惊受怕之余，还要搜肠刮肚为贼首写诗“以壮军威”，偏偏徐泽格外挑剔，赵楷写了好几首自认为不错的小词，都不能令对方满意。
而少宰王黼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筋，竟然违抗天子“只要撤兵，什么都好谈”的密令，身在贼营，威武不能屈，据理力争，坚持要为赵宋保住尽可能多的利益。
打破僵局，决定胜负手的是太师童贯率领的转进千里由河北西路的相州进入安利军突然出现在叛军后背的朝廷大军。
失掉先机，又腹背受敌，晕头晕脑的徐泽只能饮恨韦城，向朝廷作出巨大让步，仓促结束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兵变。
最终，朝廷与徐泽达成的协议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几点：
其一，同军退出滑州，并打散叛军安置于河北东、西两路除了怀州、卫州、安利军在内的其余各地；
其二，徐泽为朝廷整顿河北东、西两路兵马，以待日后北伐赎罪；
其三，同舟社替朝廷安抚受战争惊扰的各州县百姓，以实际行动表明悔过之心。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协议，至于私底下有哪些具体内容，自不为人知。
赵宋头号反贼徐泽没头没脑的叛乱稀里糊涂地结束了，这贼子倒是得到了圣天子的特赦宽容，但其人极端轻率不负责任的行为却是又害得一大批“好汉”掉了脑袋。
从此，徐泽便上了各路“好汉”们的黑名单，靠这狗贼扰乱天下以便自己浑水摸鱼，是想也别想。
要造反，远离没有担当的怂货徐泽——这是樊瑞、方腊、王庆、李立等人用自己人头换来的血淋淋教训！
经历了这次巨大的政治危机，大宋朝廷也终于意识到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天子再降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这些年的倒行逆施，以争取人心。
而在与叛军的谈判中，极为高光表现的王黼也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重用。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初四不到一旬时间内，天子连下数诏，对地方和朝堂格局进行了重大调整。
诏“诸地交界处群盗啸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都监各一员。”
升陈州为淮宁府、襄州为襄阳府、庆州为庆阳府、宁州为兴宁府、宜州为庆远府、光州为光山府，改均州为武当军、熙河兰湟路为熙河兰廓路。
准公相蔡京致仕，暂留东京，以备资政；
准知大名府事宁远军节度使梁子美致仕；
余深罢太宰兼门下侍郎，仍为少傅，授镇西军节度使，知福州。
中书侍郎冯熙载罢知亳州；
以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王黼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
以太师童贯领枢密院事；
以尚书左丞张邦昌为中书侍郎；
以内侍检校少保梁师成为太尉；
以尚书右丞王安中为尚书左丞；
以翰林学士承旨李邦彦为尚书右丞。
另有特进、少保中书侍郎邓洵武因病卒；
少傅权枢密院事郑居中卒。
邓洵武已经缠绵病榻一年多，死了还算正常，郑居中的死却充满了疑点。
朝廷虽对其人备极哀荣，却对死因讳若莫深。
民间有谣传，这几年朝廷在京东、河北战事上频频失利，乃是朝廷有内奸。
经此调整后，蔡京一系受到沉重打击，年仅四十一岁的王黼成为首相，大权独揽。
而这位年轻的首相也不负众望，在天子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社会政策调整。
诸如罢方田，毁辟雍医、算、道学，合并修会要、六典各机构，裁汰冗官，对远郡使、横班官的俸禄减半，茶盐钞法不再比较，对富户的科抑一律蠲除等。
王太宰这一系列政策调整，客观上讲，有部分是利国利民之举，有一些则纯粹是“利民”而不利国，属于开倒车的行为。
但赵宋王朝已经在接连的叛乱中大伤元气，急需巩固帝国传统的统治“根基”。
王黼的主持政策调整“顺应民心”，稳住了即将分崩离析的天下，让赵宋恢复了些许元气，也算是给赵宋续命了。
由此，朝堂上下赞扬一片，皆称王黼为“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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