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达官贵人无数，能够理顺各种复杂利益关系的京师府尹都不是一般人，王时雍自然也是如此。
其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确实弱了一些，但看风色的眼力绝对不差，惹出了祸便立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竟然能够毫发无损。
但王府尹在宣德门前这一声吼却是捅了马蜂窝，直接将暗藏在众人心底的“胁天子”冲动摆在了明处。
有了“以忠义胁迫天子”的政治大旗，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乃是忠义行为，参与请愿的民众便不再忐忑。
由是，民众的呐喊之声更响，教训起官吏、打砸起东西来也更有恃无恐。
皇城外的动静越来越大，形势俨然已经失控。
肩负皇城守御之重的殿帅王宗濋担心继续耗下去会出大事，急劝皇帝以江山社稷为重，勉强答应闹事者的条件，等平息动乱再说。
赵桓也是真急了，一面派内侍前往玉堂，请李纲进宫复职；一面派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出宫宣布自己的决定，以安抚民心。
耿南仲到街上就大声宣布“已经得到皇帝的诏令起复李纲”的消息，并告知众人传旨内侍随后就到。
请愿的民众却受够了朝廷一再愚弄自己的行为，当即扣下了耿枢密的马，让其人徒步回到宫中复命，表示必须看到了李纲出来再还马。
陈东率太学生前往宣德门上书天子为民请愿时确实有裹挟民意“胁天子”之意，但这些人显然也没有想到人群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失控的可怕后果。
当群体性的情绪突破某个临界点时，即便是组织者也已经控制不住形势了。
众人久等李纲不出，情绪越来越浮躁。
在别有用心者的怂恿下，数千不愿再等事态结果的百姓冲向玉堂，欲要接待罪的李纲出来主政。
赵桓也被这汹涌的民意吓得分寸大乱，接连派出十几个内侍前往玉堂传诏，催促李纲赶紧进宫接旨，以平息民众的怒意。
由是，崇政殿至玉堂的道路上，相维而宣谕者络绎不绝。
群情激愤的临安民众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就连身处大内的天子都坐立难安，暂时待在玉堂内的李纲自然也无法继续酣睡。
事实上，在皇帝遣内侍来玉堂传诏之前，其人就已经被惊恐万分的堂吏喊醒。
也不知李纲是无心再接大宋这副烂摊子，还是有意跟朝令夕改毫无担当的皇帝斗气，竟然再三拒绝了天子复用自己的诏令。
其实，朝廷自有制度。
就算皇帝没受人胁迫要起复李纲，后者也有继续报效天子之意，正常情况下也得走个三请三辞的形式，哪能这边才请，那边就马上应下？
但如今有了太学生裹挟圣意这一摊子烂事，李纲反而更不能再出山了。
至少先得想办法与这些自以为“为民请民”实则破坏朝堂制度的暴徒撇清关系。
所以，李纲根本不愿与冲入玉堂的“民意代表”多聊。
只是，情绪已经失控的民众如何会管屁的朝廷制度！
他们要是愿意遵守朝廷制度，又怎么会要裹挟民意胁迫天子冲击官府？
李相公迟迟不肯受诏，狂躁的民众便彻底失去了耐心。
刚好先后赶来玉堂传天子诏的内侍中有个叫朱拱之的家伙明明先领了诏书，却走了其他内侍的后面。
情绪失控的民众嫌其人动作太慢故意惹事，一齐围了上来，“脔而磔之”。
混乱中，有人趁机矫制大喊：“杀内臣者无罪。”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难处置，就是因为人群的集体情绪很容易被煽动，却极难冷静下来。
当热血上头的民众一旦真的杀了人见了血，便会变得极端亢奋而冲动。
现在的事态便是如此，朱拱之惨死当场彻底释放了民众的黑暗面。
杀一个是杀，杀一群也是杀！
由是，情绪失控的民众爆发了，将即将面对国破家亡的命运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戾气全洒在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内侍身上。
不一会功夫，暴动的民众便屠了十余人，尽取其肝肠，揭之竿首，并号于众人：
“这就是逆贼的下场！”
乱了，乱了套了。
疯了，彻底疯了。
怕了，赵桓怕了！李纲也怕了！
情绪失控的民众已经杀了一堆“逆贼”，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强烈狂热之中，而他们幻想中将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李相公却如坠冰窖。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这便是李纲此时的心情。
其人之前一再拒绝接旨，众传旨内侍没法回宫复命，便只能留在玉堂，等待李相公端够了架子再领命。
因而，除了来的最晚而最先死在玉堂大院外的朱拱之因事发突然李纲确实不清楚情况外，其余内侍的死几乎全落在了其人的眼里。
但李纲却无能为力。
实际上，暴徒蛊惑民众开始行凶后，就有几个候在官厅外的内侍见机不对冲了进来，跪在他的面前，苦苦乞求李相公饶命。
传旨内侍被杀对李纲没有半点好处，其人当然想救。
可随后赶来的狂热民众已经完全丧失理智，根本就不听他们口口声声要“复李纲，救大宋”的李相公说什么，还当着其人的面将这几名可怜的内侍杀死。
因为隔得太近，李纲身上也溅到了受害者的鲜血。
这一刻，天不怕地不怕连教主道君皇帝都敢逼迫退位的李纲真的怕了！
这是一种其人从未见识过的狂暴力量，饱读诗书的李伯纪无法理解这种力量，却本能恐惧——是真的恐惧！
暴徒当着他的面杀死众内侍，就是明白无误地宣示自己的力量。
这些人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李纲，不需要大宋，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供他们释放戾气的工具而已。
这一点，和当初李纲自己借大同帝国出兵大宋的压力逼迫昏君赵佶禅位于皇太子一样，并没有本质区别。
只不过，李纲当初的行为尚在规则内。
而这些人则完全不讲规则，或者说，破坏一切就是他们的规则！
其人到底不是未经庶务的太学生，可以凭借一腔热血为所欲为。
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下来，李纲早已清楚什么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更清楚什么是天子，什么是民，又什么是士。
其人非常清楚为民请命的太学生们在玩火。
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释放了一种怎样可怕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现在还是自发的盲动状态，却已经展现了其可怕的破坏力了。
以李纲还算宽广的见识，不知道这世间有谁能够操纵这种力量。
其人只知道，古往今来，凡是试图驾驭这股力量的野心家，最终都被自己释放出的毁灭力量所毁灭。
放任这种力量肆掠，不仅会死内侍，还会死君王！
届时，大宋必亡，天下的士大夫的也必亡！
由是，李纲怕了，真的怕了。
惶惧万分的李纲颤颤巍巍地走出了玉堂，却全无心情迎接民众的欢呼。
其人如同行尸走肉般被狂热的民众簇拥着走向崇政殿，请求入对。
得天子允许，李纲进殿，当即泣拜请死。
代表天子无上权威的传旨内侍被暴徒杀死，第一次感觉到“皇帝”的力量如此不堪一击的赵桓比李纲还要害怕。
如果可以，赵官家是真的想立即处死搞出这么大祸事的李纲，更想处死让自己如此没有安全感的所有暴徒。
但很明显，现在城外有大同的军队，城内有依然热血上头的暴徒。
其人根本没胆这么做，反而要求李纲挽救即将覆亡的大宋江山。
李纲入殿请对不久，天子便下诏：
罢蔡懋，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临京四壁守御使。
此诏一出，李纲便坐实了裹挟民意胁迫天子之罪。
其人如何敢受？再三固辞，皇帝却坚决不许。
好话歹话说了一大堆，赵桓总算让李纲放下包袱以江山社稷为重，接下了这副实在难以承受的重担。
受诏后，李纲立即随提心吊胆的内侍出东华门，向依然在等李相公复职的狂热民众宣读天子的诏谕。
虽然解散的亲征行营没有再组建，但李相公已经官复尚书右丞，还领了临京四壁守御使之职，继续掌控城中大军，“复李纲、救大宋”的任务便完成了一半。
一些人冷静下来，开始畏惧于朝廷接下来的清算，趁着没人注意赶紧开溜。
更多的人则还沉浸在挽救大宋危亡的自我感动中，暂时还不想走。
不过，民众的狂躁情绪好歹是退了几分。
而李纲已经复职，暴徒们再想闹事便没了借口。
天色渐晚，民众退走是迟早的事。
宣完诏谕，李纲便重新进宫再请入对。
这次奏对，赵桓和李纲君臣二人除了研究实际没什么好研究的临安城保卫战形势外，最主要的话题便是如何处置带头闹事的太学生。
在这个问题上，李纲旗帜鲜明，认为“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
并不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乃是于当前局势而言，挟民意以胁天子的太学生乃是肘腋之患，显然要比注定打不赢却行事有度的同军威胁优先度要更高。
大宋君臣虽然畏惧于大同正乾皇帝，开口伪帝闭口贼军。
但众人心里都明白，相对于口中高喊忠义行事却毫无底线的暴徒来说，正乾皇帝才是胸怀苍生一心革除天下积弊的真王者。
就算同军攻破了临安城灭了大宋王朝，以正乾皇帝的博大胸怀，大宋君臣可能有破家亡人之忧，却肯定不会被赶尽杀绝，延续血脉的希望绝对有。
甚至，只要放弃抵抗，积极配合大同帝国的社会改造，还能在新王朝生活无忧，后代子孙凭本事重新富贵也不是不可能。
但放任无法无天的太学生操纵民意，就不仅是亡大宋了，而是亡天下！
李纲才复职就请天子对“援助”自己的力量举起屠刀，既是再次与暴徒划清界限，也是真的恐惧于这种其人无法理解的狂暴力量。
无法无天的暴徒肯定是要严惩，但赵桓今天才被暴乱的民众吓破了胆，外面聚集的民众还没有完全退去，自是不敢在这个时候下旨抓人。
其人乃以“诸生心忧大宋，民众不知朝制”为由，暂时不治暴徒之罪。
不过，太学生陈东等人屡次三番妄议朝政，还相互串联，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负有管理之责的太学学官明显有渎职行为，必须先予以惩戒。
赵桓乃以国子监司业（国子监副贰官，协助祭酒主管监务）唐黄传不能约束诸生，待罪，诏答以速安本职。
其实，当街上的人群各自散去并逐渐冷静下来后，很多人便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天大的祸事，当即就怂了。
不少太学生担心朝廷会事后清算，根本就没有回到太学，参与请愿的数百太学生“不告而去者大半”。
而天子惩处唐司业的诏令送达后，众学官也看清了朝廷的决心，当即以学规将之前上街请愿返回的太学生禁足。
这下，又捅了马蜂窝。
站在天子和朝廷的角度，陈东等人是裹挟民意的暴徒。
但在诸生眼中，这些勇于担当救亡图存的同窗却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没有上街闹事的太学生们也站了出来声援被禁足的同窗，请求一同禁足。
矛盾再次被激化，眼见刚刚平息的动乱又有可能因此而起。
学官们不敢善作主张，赶紧派人入宫报急。
刚刚缓口气的赵桓再次被吓得半死，赶紧下旨，命时年已经七十四岁的著作郎杨时兼祭酒，并命其人召回在外诸生并予以慰劳。
天子此诏实际承认了太学生为民请愿的忠义之行，事后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而在暴乱中惨死的十余名内侍，也与诸生无关。
至此，因王朝覆灭在即而爆发的临安民乱才堪堪平息。
这种形势下，夜间自然是要执行严格的宵禁，以防止事态反弹。
解决了内患，外忧便摆在眼前。
之前，蔡懋接替李纲时，为全面停战，曾有军令“同军近城，不得辄施，故有引奸及发床子弩者，皆杖之。”
李纲复任后便更正了这条军令，令将士施放自便，能中敌军者，厚赏！
只是，宋军白日里放弃抵抗后，同军虽然也停止了炮击，却在在护城河对岸修筑了土台，并搭建起了木制防护墙，让弓弩手能够更加从容地压制城上守军。
如此一来，守军的反击便显得更加无力。
李纲下达的这条军令如其说是鼓励守卒勇敢反击敌人，还不如说是摆明朝廷绝不放弃抵抗的姿态。
在这种形势下，仗要继续打，谈判也不能停。
甚至，积极谈判本身比坚决抵抗更重要。
因而，等到入夜城中戒严后，一顶软轿抬着康王悄无声息地出了城，再入同军营中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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