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二十五年，春三月，前财政副使沈义伦卒，享年七十九，依惯例，刘皇帝下诏废朝三日，赠康平侯。
今年的气候略显古怪，一直到五月了，方才有些转热的迹象，光照明显不足，对于人的感官体验而言，影响不大，甚至还有那么几分舒适，但对于农作物而言，影响便严重。
在得到钦天监及农科院的示警后，太子刘旸表示严重关切，亲自听取汇报。钦天监不需多说，这农科院自是刘皇帝搞出来的东西，成立至今已有十三年，专事研究农业技术与管理问题，指导农民耕作，防灾防害等。
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气候的变化，自然也是农科院重点关注的课题。在与两衙开了个碰头会后，刘旸亲自出巡，下乡查看洛阳周边庄稼生长情况。走了数百里地，足迹遍布十数县镇，得出的结果很不乐观。
由于气温明显低于往年，日照不足，大部分田地里的农作物长势都难称良好，这一季谷物减产歉收已然注定，若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会影响夏种和秋收。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粮食减产，那粮价必然随着波动上扬，国计民生必然大受影响，乃至爆发饥荒。
年初上计之后，朝廷正式下令，税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河东、河北、关内三道被做重点，两湖、两淮则成为下一批。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需要的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定是第一位的，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这要是闹出一场饥荒灾害，影响是很估计的。于是，在回朝之后，刘旸便召集诸大臣，就气候异常、粮食减产进行会议，为可能出现的灾害做准备。
在这些事务上，朝廷是有丰富经验的，只在于做不做，以及如何做了。还是那句话，大汉这些年还是积累了些家底的，足够抵御绝大部分的风险，经得住任何风雨的考验，尤其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
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朝廷已然做好了从各地储粮调用调济的准备，同时加大了对南洋粮食的输入，广大的南洋，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啊……
而得知太子刘旸在此事前后表现，刘皇帝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不久后下了一道诏令，自诏令下达即日起，除征伐、祭祀及三品以上官员任免之外诸事，悉由太子决之，不必再报刘皇帝。
这是刘皇帝再一次放权了，并且以明诏这样的形式，这还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这道诏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首先太子的地位再一次得到了巩固，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对太子的威胁是巨大的，甚至可以一言而决其命运，夺其名分，但一个衰老迟暮的皇帝，其威慑力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当然，虎再老，那也是能吃人的，上上下下也没人敢去试老皇帝的牙是否依尖利。只是，刘皇帝虽然爱折腾，但到如今这个地步，却是不好再拿江山社稷的安危来做筹码了，何况，一直以来，对于太子刘旸，刘皇帝固然有些看不惯的地方，但大节上从来都是满意的……
总得来说，刘皇帝有些折腾不动了。而那道放权的明诏，算是给大汉臣民们的一个交待，以安人心。
但是，有几分效果，效果具体又体现在哪方面，就不是刘皇帝能控制的。
至少，很多人都不禁关注，老皇帝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年初的摔伤休养得如何了？
关于刘皇帝的身体情况，自然是绝密，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不敢轻易透露。因为脑袋上时刻悬着一把刀，一人泄密，所有人皆诛，简单粗暴，残酷无情。
不过，很多事情，你越是隐藏，越是想不为人知，就越容易引发旁人的关注与猜测。纵然难以得到刘皇帝的具体状况，但阻止不了一些猜测。
因此，当然，宫廷内外出现一些关于刘皇帝身体的流言之时，最煎熬的就是那些伺候刘皇帝的人，生怕被以“泄密”为由杀头。
而那些流言啊，猜测啊，自然逃不脱刘皇帝的耳目，而得知这些情况的时候，刘皇帝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
从那些揣测、怀疑中，刘皇帝看到了天下人对他的质疑，从那些看似忠心的关怀中，刘皇帝看到了一种别有用心。有人觉得他老了、病了，觉得他的日子不多了，没有过去那样敬畏了，甚至绝不排除有盼着他早点驾崩的人。
每每联想到这些，刘皇帝心头的猛虎就不禁怒吼咆哮，他想要发泄怒火与愤恨，但放眼四顾，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总不能不问情由，不论是非，徒为发泄私欲，胡乱杀人吧，刘皇帝终究没昏聩到这个地步。老来的刘皇帝显然是有些精神疾病的，他得为自己四十年的雄猜刚戾买单，但在一些要害的事情，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清醒与理性。
一方面，刘皇帝想要保证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依旧是那个强势镇压帝国的一代雄主，但很多表现，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居宫养病的时候，刘皇帝睡眠很差，经常做噩梦，往往从睡梦中惊醒，那低沉的嘶吼，经常惊得伺候的宫人瑟瑟发抖。
虽然从未同任何人讲过做了什么噩梦，但刘皇帝的状态，也确实让人担忧，以及心悸。
或许是为了发泄，刘皇帝亲自办了一个案子。秦州马监李益，家财万贯，僮仆数百，为富不仁，鱼肉百姓，又交结权贵，收买官吏，贪赃枉法，可谓地方一霸。
本州推官冯伉几度上表弹劾，但奏表都被李益收买邸吏隐匿，而李益为了报复，竟然雇人将冯伉妻女绑架羞辱……
这件事情，只是地方上一个贪暴之吏，欺官害民，事发之后，着按察审断即可。但刘皇帝却亲自干预，给那李益判了个车裂，同时，大加株连，深挖背景，在刘皇帝看来，一个小小的马监，哪来的能量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一方，久而未发，必有人庇护。
于是，那些李益交结的那些地方官僚，有一个算一个，陆续被揪出来，并且逐渐扩大，秦州本地官员，超过一半处置，陇右道司也有不少人受此牵连，罢官问罪。
同时，刘皇帝又旧事重提，似这样的人，怎能让其猖獗如此之久，此前的吏治运动，怎么会容许如此一条漏网之鱼，于是过去在陇西侦办的有些官吏，也被办了个渎职之罪……
李益案，除主犯李益下场比较凄惨，死法比较残酷，并没有杀太多人，但另外一桩事，牵扯就更广了。
一件听起来比较荒唐的事，陕州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少小无赖，横行无状，自京师西游。过长安之后，盗官马，诈称晋王特使，奉旨巡边，一路西行，所过县镇，皆俯首听命，秦陇十余县官被勒令随行，招摇过境，至河西境内，被李飞雄裹挟随行的官吏卒众已达数百人。
过河之后，李飞雄又“突发”奇想，认为河西乃是形胜之地，据之可成王霸之业，于是带着人往凉州进发，打算夺取凉州以谋大事。
结果嘛，得知“天使”驾临的河西布政使王明亲自迎接，然而王明是什么人，一眼便瞧出了李飞雄的不对劲，一番简单的试探后，便证伪其身份，将其拿下，于是，一场“叛乱”便消弭于无形。
李飞雄之事情，很荒诞，很可笑，但暴露出来的东西很多，很严重。一个无赖，驱策数百人随行西北，所靠不过一句谎言，一份经不起查验的“密诏”。
这固然是中枢权威的体现，让地方官员不敢冒犯，但朝廷制定那么多完善详细的规则，在身份验证上也有多项措施，但在“假钦差”面前，全都不起作用，若不是机谨，还不知要造成多大的影响。
事实上，此事已经足够恶劣了，得悉情况的刘皇帝，自是大怒，再度干预案件，都不需有司审理推鞠了，直接下达处置意见。
李飞雄一家，自然难逃厄运，全部被处以极刑，而那数百被李飞雄谎言裹挟西进的官吏卒，也悉数处死，关内、陇右、河西的高官们，也多受责罚，若不是王明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只怕也免不了一顿责难。
虽然都是事出有因，但杀人，似乎还是成为老皇帝显示存在感的一种手段了，最直接有效，成本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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