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不过，陈恭澍绝对没想到，这正是冯晨和戴笠秘密设计的掉包计。
原来，就在戴笠下达行刺汪精卫命令之时，冯晨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情报，日本人也准备暗杀汪精卫，从而嫁祸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同日本军方妥协。
冯晨及时把这份情报电告了延安和在香港的戴笠。
戴笠立即赶回重庆亲自给蒋介石汇报，同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到情报后，面见蒋介石，陈述了暗杀汪精卫的厉害关系。
劝说下，蒋介石临时改变了主意，他认为，现在干掉汪精卫，似乎太便宜了他了，他要留下汪精卫，逼着他去当汉奸，让他遗臭万年。
蒋介石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笠，并要他绝对保密。
于是，戴笠秘密电告在河内的冯晨，安排冯晨在给陈恭澍提供情报时临时掉包。
许剑和陈默侦察回来后，冯晨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鸣夫妇那间带阳台的卧室说成是汪精卫夫妇的，瞒着陈恭澍等人，导演了一场误杀。
因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卫正举棋不定，考虑与老蒋讨价还价，准备去欧洲的时候，高朗街的枪声，使他彻底失去了对老蒋的信任。
特别是曾仲鸣之死，犹如断了汪精卫的一只臂膀，使汪精卫万分悲痛，深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写下了《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以表达内心之苦楚。
非但如此，日本所预定参与汪派之和平运动的何应钦、龙云、何健等军政界要人，此时无一人响应。
甚至被视为汪派的张道藩、彭学沛、甘乃光、王世杰等人也不再赞同汪精卫的主张，一时间，汪精卫集团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汪精卫的徘徊和孤独，日本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派遣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代替今井武夫大佐到河内营救汪精卫。
影佐祯昭在接到命令后，他认为，这种事不能光靠陆军单方面干，还必须加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几方，可能的话还得有民间人士参与。
影佐祯昭的建议，得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的同意。
随后，日本方面决定，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和海军派遣的须贺彦次郎参加，影佐祯昭又特别推荐了外务省的犬养健与他同行，除此之外，随员中还有军医大铃中佐、宪兵丸山准尉、军曹松尾等人。
影佐祯昭这一行人，于四月初，乘山下轮船公司的“北光丸”，从三池港出发，四月中旬到达越南海防。
为了应付海关人员的检查，影佐祯昭脱去了军装，改穿西服，他还告诉犬养健，此行负有特殊的秘密任务，必须隐瞒原来的身份。
影佐祯昭自己将用日本糖业联合会庶务课长的名义，犬养健则为该会的书记，他们的假身份证明书，已先由糖业联合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所签署，连两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
犬养健此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影佐祯昭向他交待任务后，他一面表示接受，一面为事前没有得到通知而深感气恼，影佐再三向他表示歉意，说是为保守秘密而不得不这样做。
在影佐一行到达海防前，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早已经到达河内，伊藤芳男也于4月15日到达河内，他们住在河内的日本领事馆内。
影佐祯昭等人在海防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到河内，进入坂本的住宅，这幢楼房虽不华丽，但它的特点是与领事馆前后相连，两宅间往来，不必经过楼外。
同时，这栋楼房的二楼又各有遥相对称的一个小窗，便于用暗号互通消息。
影佐祯昭等人一到，石川正雄立即与汪精卫方面取得了联系。
此时，汪精卫十分狼狈，河内的暗杀事件吓得他心惊肉跳，深感自己四面楚歌，进退两难。
汪精卫考虑，再呆在河内，恐怕将有生命之忧，走吧，立足点选择在什么地方呢？途中是否再会遭到狙击？
原来由曾仲鸣与日方建立的一条秘密联络线，现在又断了，汪精卫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被逼无奈，四月上旬，汪精卫再派周隆庠直接与日本驻河内领事馆联系求救。
影佐到达河内的当天，负责同汪精卫联络的石川正雄，通过暗号电话与周隆庠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于第二天下午一时半，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汪精卫的住宅碰头。
第二天，影佐祯昭、犬养健，以及矢野征记三人化装成旅行家，驱车前往，汪精卫派出周隆庠在途中迎候，将三人按排上预先备好的汽车，直驶汪宅。
在周隆庠的引导下，影佐祯昭等人拾级登楼，被延请到一间会客室坐候。
不一会，只见房门呀然而开，汪精卫身穿白色西装，强颜欢笑地走了进来，由周隆庠作了介绍，一番寒暄之后，即转入正题。
“我奉敝国政府命令，来协助汪先生迁住安全地区，故今天特意前来奉谒。”影佐祯昭微笑着，露出一副十分友好和关怀的样子。
“承蒙三位远道来访，至为感谢！”汪精卫用一口夹杂有粤音的普通话说道。
“我也觉得在河内不但有危险，亦且毫无意义，我正在准备如何避离此地，适承贵国政府派各位来此，很感谢对我的关怀。”稍作停顿，汪精卫再次表示感谢。
“听汪先生的话，重庆方面是否有新的袭击计划？”影佐祯昭问。
“有的，譬如在几日前，这里邻居的三楼突然被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我这里。”汪精卫回答说。
“难道越南当局就这样置之不理吗？”影佐祯昭似乎并不相信汪精卫的话。
“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很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他们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如果我继续留在河内，将无法与香港及上海的同志取得联络。”汪精卫道出了心中的苦衷。
“那先生想迁到何处居住呢？”影佐祯昭问道。
“我经过多方考虑，现在已决定到上海去，另外，作为后补地点的有香港和广东两个地方，不过，香港的英国当局监视甚严，目前在该地的陈公博、林柏生等无法开展活动。”汪精卫回答道。
“那么广东呢？广东现在在我们大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下，应该是非常安全的。”影佐祯昭建议说。
“广东对孙中山先生和我自己来说，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可是现在已在你们日军占领之下，我去广东，有可能会给国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你们日本军队保护下才搞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从内心深处，始终不愿意承认他的和平运动其实就是一种卖国行为，他认为自己也是为中华民国的前途考虑。
“和以上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让全国民众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苦心孤诣，他力求把自己的活动同“卖国”两字截然分开，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
“那先生要离开河内，准备如何与越南当局接洽？”影佐祯昭对汪精卫的话未加任何评论，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口茶，接着问了句。
“我认为，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我想，越南当局对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开此地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汪精卫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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