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愿寺是个大麻烦，“维新志士”是更大的一个麻烦，然而，他们还不是最大的那个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萨摩藩。
虽然，目下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萨摩藩介入了这场乱子，但关卓凡可以百分百确定，萨摩藩绝不会放过这个兴风作浪的绝好机会，即便目下暂时按兵不动，但迟早——而且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张牙舞爪了。
甚至，说不定，本愿寺不过是个“打前站的”，真正的幕后大BOSS，就是萨摩藩！
不然说不过去啊——若没有雄藩的强力支持，老老实实的呆了两百六十多年的本愿寺，怎么会突然跳了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
何况，本愿寺要硬怼的，除了德川庆喜，还德川庆喜的保护人——大清国的辅政王啊。
这一层，那个明如上人，不可能想不到吧？
长州血迹殷然，若狭沉铁未销，难道他都忘了？
难道他以为，单凭一个本愿寺，就可以“尊王倒幕”？
他年纪虽轻，可是，再如何血气方刚，也不至狂妄鲁莽到这个地步吧！
因此，这个明如上人后头，一定还有人！
事实上，虽然还算不得确凿的证据，但萨摩藩在后头搞鬼的迹象，已经颇为明显了——
那班“维新志士”，一直由萨摩藩庇护，此刻“纷纷逸出”，若说没有得到萨摩藩的允许——至少是默许，哪个能够相信？
虎兕出于柙——是谁豢养的虎兕？又是谁将他们放出了笼子？
车子晃动着，关卓凡微微闭上了眼睛。
如果萨摩藩确实是这场乱子的幕后主使，那么，麻烦就真的大了！
首先，此时的萨摩藩，方方面面，都已非“二次长州征伐”时的长州藩可比了。
萨摩藩本就是日本第一个“西化”——工业化的雄藩：“藩政改革”，卓有成效，为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殖产兴业”，确定了工业化的“藩策”；“集成馆”的设立，则正式拉开了工业化的帷幕。
十数年下来，“集成馆”这个工业群里，出现了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出现了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船所、造币所、锻造厂、玻璃工厂、纺织工厂……各种近代工业，粲然可观，卓然齐备。
这个“集成馆”，同关卓凡在上海搞的“工业园”，颇为相像，不过，必须指出的是：
第一，“集成馆”的设立，早了“工业园”整整十年不止。
第二，目下，“集成馆”的“国产率”，要高于“工业园”。
第三，若论及对国家的经济、军事的“贡献率”，目下，“集成馆”更远远的高于“工业园”。
譬如，关卓凡虽然已经开始和克虏伯在“工业园”合办工厂，但轩军目下装备的野战炮，却几乎百分之百是从普鲁士进口的；而萨摩藩军的火炮，超过一半，出自“集成所”的兵工厂。
当然，威力孰高孰低，另说。
又譬如，萨摩藩海军一半以上的兵舰，是由“集成所”的造船厂捣鼓出来的；而中国海军的军舰，除了“福星”等少数较小吨位者自造之外，余者全部进口自英国。
当然，孰先进些，孰落后些，也另说。
再譬如，萨摩藩军的制服，皆出自“集成所”的纺织工厂；而轩军士兵的身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初从美国“扫”回来的“压箱底货”呢。
当然，论品质，萨摩藩军的制服，尤其是陆军的，较之泰西各国，还是逊色一筹，就像大久保利通抱怨的，“软塌塌的”，“不精神”。
不过，制服虽然“不精神”，但士兵却是精神抖擞的。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开始“西法练兵”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保有一些“日本特色”。
“二次长州征伐”，轩军的武备和战力，长州藩军和“诸队”的惨败，极大的刺激了萨摩藩；一俟“二次长州征伐”结束，中国人还没有离开日本，萨摩藩军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全面西化”。
同时，扔掉了杂七杂八的前膛枪，换上了一水儿的后膛枪——同火炮一样，一半购自洋商，一半“集成所”自造。
萨摩藩的舰队，也已成军，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总吨位并不在幕府舰队之下；船有新有旧，但全部都是蒸汽船，其中的新船，大半由“集成所”的造船所自造。
讽刺的是，萨摩藩的海军，也是师从英国，请的也是英国的教习。
当然，这些教习，都是退役军人，没有现役军人，不过，同英国政府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若明若暗、若有若无的关系——
当初，为萨摩藩聘请海军教习往来奔走的，是一个“女王陛下政府雇员”——英国驻长崎领事馆的书记官萨道义。
因为有了这一层的渊源，乔百伦、柯烈福、狄克多等中国海军的英国顾问，对萨摩藩海军的战力，便有了较为切实的了解。
据乔、柯等人说，萨摩藩海军规模虽然有限，可是，一切一切，都严格按照现代海军制度办理，训练亦十分之勤奋刻苦，经已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可算一支短小精悍的“准现代化海军”，其战力，未可小觑！
英国人的这个话，应该是可信的。
想当年，还是一副土头土脑模样的萨摩藩，便在“前之滨之役”——即“鹿儿岛炮击事件”中，同英国舰队有来有往，很过了几招，叫英国人很吃了些苦头；目下，鸟枪换炮，自然是更上层楼了。
总的来说，今日萨摩藩军之战力，不论海、陆，都已远超当年长州藩的“诸队”；对阵幕府的军队，更加是可以“吊打”的。
整军经武是最花钱的，海军尤甚，萨摩藩军的战力，同萨摩藩的财力，密切相关。
“藩政改革”之后，萨摩藩的藩库，每年都有相当的盈余，这两年，更是盘满钵满——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日本的走私大涨，别的藩，幕府稽查甚严，唯有对萨摩藩，无如其何，因此，大宗走私，都由萨摩藩进出，许多巨商都在萨摩藩设立商行，走私走的正大光明，萨摩藩则坐地抽成，日进斗金。
而萨摩藩从走私中获得的收益，几乎都投进了军队建设。
萨摩藩的兴旺发达、兵强马壮，同人才鼎盛，亦密切相关。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初步打破了身份限制——只要是武士，无论等级如何，只要有才干，就予以提拔，许多下级武士中的优秀人才，乃得以到大名府担任高级职务，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就此脱颖而出。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在强烈的危机感的促使下，萨摩藩发布“诸贤令”，彻底打破身份限制，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贩夫走卒”，只要有才干，也可入职政府，并不设上限。
虽然，迄于今日，“贩夫走卒”之中，还没有出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类人物，不过，“上进”的大门是打开了，下级官员之中，已经有了不少出身“贩夫走卒”的，整个萨摩藩，“民气昂扬”。
另外，“二次长州征伐”之后，萨摩藩招降纳叛，在本藩呆不住脚的“维新志士”，都往萨摩藩跑，一班这个时代日本最优秀的人才，荟萃于西南一隅，对于萨摩藩来说，很有些如虎添翼的意思了！
当然，所有的人才中，最优秀的那个，还是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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