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不丹研究中，“在国民幸福指数中，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主流西方概念。幸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是主观幸福感，也不只是关注个人的幸福。
不丹首都廷布。一直以来，为保护不丹国内的天然风貌，避免外来不良风气的污染，不丹政府对旅游业采取封闭政策。
对幸福的追求是集体行为，尽管个人能够对幸福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国民幸福指数从9个方面衡量国民幸福：心理健康、时间利用、集体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持续力、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教育和良好治理。
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因为驱逐境内10万非法居留的尼泊尔族人，并剥夺其不丹公民身份而受到了抨击。7此外，国民幸福指数也没有考虑家庭关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中，家庭是幸福和道德义务的源泉。因此，一个衡量人类繁荣兴旺的指数也应该将家庭关系纳入考量范畴。国民幸福指数倒是衡量了“根本的投票权”，但是投票权真的比幸福的家庭生活更为根本吗？
幸福星球指数（HPI）也衡量了幸福程度，并考虑到了社会和道德层面，同时为了适用于更多的文化背景，特意只选择了三个指标。
该指数“利用个人对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三方面的全球数据，旨在找到最能为居住者提供长期幸福生活、同时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国家”。8幸福星球指数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此指数下，高收入国家不得不因其较大的生态足迹9（较多的资源消耗）而被减分。例如2012年报告中，美国在151个国家中仅位列第105名。
但是，幸福星球指数也存在其他幸福指数所共有的问题。由于该指数依赖的是主观评判的幸福程度，因此如果社会中充满了雄心勃勃（不满足于现状）、至少部分是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那么这个国家的得分就会降低：韩国再次排名较低，仅列第63名。
相比之下，被称为“微笑之都”的泰国则排名第20位，这部分要归功于该国在个人对生活满足度上的得分较高。10然而，若在针对个人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打分时将家庭关系考虑进去，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此外，幸福星球指数没有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美国的军事主义，但是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呢，我们还应该继续指责吗？
任何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数，都应该考虑社会为其人民提供和平环境的能力。
新加坡得分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人普遍对于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政府表现得不够好，民众很容易感到“不开心”因此，政府不称职的国家往往会在幸福指数的排名中取得较高得分，因为民众对于政府没有过高的期望。
个人对生活满意度是通过“盖洛普全球调查之生活阶梯问卷”（ladderoflifequestionintheGallupWorldPoll）来衡量的。问卷要求人们回答，在福祉之梯（台阶由低到高，幸福程度依次提高）上，自己处在哪一个台阶（NewEconomicsFoundation，TheHappyPlanetIndex:2012Report:AGlobalIndexofSustainableWellbeing，2012，p.7.）。相比享受生活、对现状满意的人们，有雄心的人们选择的台阶通常较低。
还有一种更具争议（也更初始）的观点，即相比瑞典等相对平等的福利国家，美国的“硬性资本主义”允许更多的创新活动（暗示“软性资本主义”的国家搭了美国的便车，因为创新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推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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