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居、住房是百姓的命根子，有人想拆就拆、想占就占，当受害者奋起反抗时则被诬陷为刁民。秦银花、李莉感叹：能体贴平民百姓的痛苦，是共产党干部们最可贵的品质。
秦银花，太原运输公司的下岗职工，原住该公司亲贤宿舍1号楼。2001年前公司进行房改时，秦银花家按规定交了钱，买断了所居住房屋的产权，可公司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发给房产证。2004年4月，已经下岗并离婚的秦银花突然被楼房的物业公司告知，她所在的楼房要拆迁，要求她和其他居住在此的居民搬迁。
不给房产证，还不同居住者商量，一份物业公司的通告就想让人搬走，既不符合政策，也不通人情。秦银花和其他几个居民找到运输公司责问。公司负责房屋搬迁的人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个究竟来，只是一味横蛮地要求秦银花她们搬迁，否则就怎么怎么的。
凭什么？秦银花等觉得运输公司太欺负人，于是不再理会物业公司的所谓“通告”。秦银花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士，下岗后她自谋出路，大小生意都做过，也在北京闯荡过多年。可她没有想到，正当自己为了未来和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整天在外奔忙时，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多，她忙完生意赶回家一看：天哪，整个大楼没了！自己的家更不知在何处！她熟悉的地方此刻已成一片废墟……
“银花啊，他们、他们拆了我们的房子，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作孽啊！”废墟旁，突然满脸是血的邻居张兰玉抱住秦银花，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会这样？我的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呢？吓蒙了的秦银花此刻突然想起了独自在家复习功课的女儿……“宝贝！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秦银花当下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已近凌晨。
谁拆了我们的房子？是谁？秦银花无法想象世上竟然会有这么野蛮的事情发生！不事先通知，不作任何安置，不管你家里有人没人，财产如何处置，便雇一大帮人，开着推土机就来。秦银花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天大的祸害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几小时后，女儿有了音讯：她在一帮野蛮行径的拆楼人冲进家门时逃了出来，小姑娘摸黑逃到了姨妈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秦银花望着埋在废墟里的“家”，欲哭无泪。她想与那些野蛮行径的拆楼民工争执，得到的结果是：我们不管你的事，我们只管拆楼。
真的没人管了？秦银花气得七窍生烟。好，我倒要看看有没有人管了！东方晨曦初露时，秦银花就开始向省委大院的方向跑，带着无比愤怒，她一路想好了今天非要找省委领导论个究竟，她甚至想好了，必要时用死来证明小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不用说，这一天的省委大院门口异常热闹，秦银花发疯似的要求见省委领导，她拼死往里冲，公安人员组成人墙不让她往前一步，如此争执，立即引来过路来往的无数人围观。
“梁局长，你快过来！有个妇女非要冲省委大院……”正在上班途中的梁雨润接到省委值班室紧急电话。
“我马上就到！”
梁雨润与秦银花第一次见面是在省委大门口。“您就是梁局长？！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啊……”秦银花一头跪倒在梁雨润面前。
“过去在电视里我见过梁雨润，很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但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省委门口同他见面，而且求他来帮助解决我自己的事……”秦银花在我采访她时这样说，“当时我简直气疯了，一心想找省领导反映运输公司强行拆除我房子的事，可真的又不知如何是好。大门口一见是梁雨润局长来了，好像一下子有了希望。”
“秦银花的房子被拆，明显是运输公司安置不当造成的。尤其是公司在没有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强行采取动作，造成住户流离失所、财产损失巨大的做法更是无法无天。但真要协调处理这样的事既很复杂又比较具体，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还真做通不了。”梁雨润在我采访时介绍说，“当时运输公司雇用的拆迁民工强行把秦银花他们居住的那栋楼推倒时，只以为就是简单地完成受雇任务，哪知道楼房里除了人还有各家各户的财产。尤其是当民工们闯进秦银花家一看，当时就傻了：人家秦银花家抽屉里柜子里尽是金银首饰和一叠叠钞票……可事已至此，停手是不可能了，怎么办？继续拆吧！这下出大事了。秦银花自己说，当时她所有的个人财产都在里面，仅金项链就有十几条，现款十几万元，哗哗地撒落一地！当时又没个看管的人，民工和看热闹的人聚集了一大群，金银首饰和现钱就这样撒落在地上，谁不捡谁就是傻帽不是？所以后来到底从秦银花家拿走了多少财产，没人敢承认。受害者秦银花不干，那是她的性命钱，她的全部家当啊！她凭自己的记忆，就说出了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各种值钱的东西。秦银花因此一方面坚决要求运输公司赔偿，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司法部门对运输公司在野蛮拆迁过程中不顾她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作为公民来说，秦银花的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可运输公司也有他们的理论，认为自己与太原市房地产局统一进行旧房改造，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同时还能给公司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大前提并没有什么不对，你秦银花这几家‘钉子户’我不拔掉你们就啥事都干不成了。所以双方从开始就是矛盾和对立的。事情出大了，秦银花闹到省里，就个人财产损失这一块你运输公司是理亏的，我就要求你赔偿。可公司开始并不认账，后来总算认账了，但又在数额上互不相让。这过程我们作为协调方工作就非常难做，秦银花作为受害方，她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看到向我们反映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回复就迁怒于我们，所以火气就更大了。”
“我找到梁雨润局长后，像是找到了救星。可后来没有见啥动静，我就火了。心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想想明明是运输公司他们理亏，结果像梁雨润这样报纸上、电视里都在宣传的好干部也不能为民办实事，我更觉得这世界太黑暗了。于是隔三差五地跑到信访局找梁局长。人家可能也是忙，每天要处理几十桩各种案情。但我不管这些，我只管自己的事。因为见不着他，或者好不容易见他一次，他又光跟我打个招呼说你老秦先等一等。这一等就见不到他影子了。我就认定他这个典型也是假的，啥先进不先进，世界上就是没有好干部，不都是官官相护嘛！我就撒开架势跑到梁局长办公的楼下大骂，骂得满院子人都能听得到。我骂得很难听……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梁局长，冤枉他了。可当时我张口就来，想起啥难听的话就骂什么。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他梁局长是中央树的先进典型，肯定比其他的干部要好，我骂他，骂得凶了，就能把他骂出来，他出来了就能管我的事，他真要管了就能解决我的事。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有点自私，但也是逼出来的。”我看秦银花说到这儿自个儿笑了。
“秦银花骂得还真厉害，从我们上班一直骂到快中午了。我们全局上上下下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老实话，大家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信访局一位处长对我说，“老百姓其实对有些事是不怎么了解的。比如像我们省信访局，管全省的群众来信来访，一年有好几万人上我们局里来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光是坐在局里接待来访群众，每年光上北京接回到那儿去的上访群众就有几千人次，局里就那么几十号人，也没有多少经费。在梁局长来信访局工作之前，别说局长这一级领导，就是我们处长这一级都没有几个人亲自出面具体处理来访群众的事。一般都是你把材料和问题向我们反映了，我们就照章办事把你的问题或材料转交给你所在的地区或上级单位去处理，问题重要一点的就写个报告递给领导，就算我们完成了信访的工作了，只起个中转站的作用。梁局长来后，他是个实干家，是真正办实事的人。他除了亲自接访群众，还把接访后的疑难案件一一亲自出面解决。这出面解决与坐在办公室批批转转的工作量可就大不一样啊！你知道的，凡是闹到省里来的事一般都是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要不就是别人都不愿处理的事，要不就是多少年没处理下去的事。梁局长上任后，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想过当那种坐在办公室抽着烟、喝着茶，靠一支笔、一个电话来批批转转的清闲官，他对群众的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喊冤叫屈，他就掏心窝给人家去排忧解难。那些老百姓有的并不知道，真要去解决一件事，往往非常之难。你既急不得又不能不急，过急了事情不那么简单；你不着急，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拖你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更何况我们接手的事又都是些挠头的事儿，绝对不是跑一两次、说几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而且经常一方讲妥了，另一方又不买账。现在人都很现实，我们是信访部门，没权没势，跟有关部门或地区头头们打交道，人家愿理你就理你，不理你也没多少招。就说秦银花的事，她确实有冤，几十万家产被人背着她连窝全给捣掉了，换谁都受不了。可梁局长和我们在具体处理这事时又不是那么简单。光让运输公司低头认错就不容易，再让他们如数赔偿你更是难事。梁局长为此不知跑了多少回，跟人家磨破了多少嘴皮，这过程她秦银花并不太清楚。人家群众只看结果，只盼早点解决，一天没解决她的事她就认为你没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所以她骂呀，把什么脏水都可以泼在你身上。当时我们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不是一般的抱不平，恨不得下楼去抽她的嘴巴。但梁局长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么做，他反过来笑呵呵地冲我们说，人家有冤气，让她出出气没关系，让她多骂骂我梁雨润，要不她去骂省委省政府、骂共产党不是更不好吗？”
这位处长说的这些，其实在写《根本利益》时，我对梁雨润这一点已经非常了解：他就是这样一种见不得老百姓吃苦受冤的人，也见不得世上那些不公的事。而他自己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宁可到那些官员们，甚至是好同事、顶头上司那里跟人家拍桌子、瞪眼睛。用他的话说：“你要让老百姓和弱者反败为胜，你不得罪那些有权有势、自以为是的单位和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哲人说过，凡是人群存在的地方（其实包括自然界也是这样），就有矛盾和不和谐，冲撞和矛盾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这也是人类进步和物质世界不断发展与运动的基本形态。要使这种客观存在的冲撞与矛盾变化为和谐状态，就只能用另一种冲撞与矛盾去解决和寻求。冲撞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是不少官僚主义者和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不去主动热情和真诚地为百姓办实事、做实事的一种自我逃脱责任的理由。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为人民负责的公务员，则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建立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就必须敢作敢为，敢于面对矛盾，面对冲撞，去积极协调差异，寻找平衡，创造和谐。
像秦银花那样将一时对政府和党组织不满的情绪转嫁到具体的官员身上，将你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梁雨润经常会遇到。“在这个时候，你得以平和心态去对待，这既是体现一个公职人员的基本素质，也是创造和谐氛围、解决社会矛盾的必要态度。群众有难找你，群众有苦向你诉，这说明群众把政府和党当作一家人。如果你不理会，不及时帮助他们解难，群众指着你的鼻尖骂你，甚至做出些更过激的行为，说白了还是信任你，或者是对你抱的期望特别大后所产生的一种失望。责任还是在我们这些拿国家俸禄的人。”
谈起当时谩骂诚心诚意为自己解难的梁雨润的事，秦银花显得很不好意思。“那天等我骂得快没力气时，梁局长过来请我上他的办公室，和颜悦色地给解释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劝我要把事情往好处想。说你秦银花是个经商的能手，不能把时间耽误在莽撞的闹事上，与运输公司交涉的事交给他梁雨润尽管放心。梁局长替他人挨骂后还这样对待我，我还有啥埋怨的？后来我按照他的意思一方面耐心等待处理结果，一方面做自己该做的事。三个月后的一天，接待员刘辉通知我，说梁局长与运输公司谈妥了，人家已经答应赔偿我325000元，并且落实了一套比较理想的新房。当时我真的有些不敢相信，直到与运输公司的法人代表在省信访局三楼会议室正式签订处理协议书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年头，老百姓与单位打官司，能最后如愿以偿实在太不容易啊！”
雨润三晋为人民
排忧解难办实事
这是秦银花在自己的事情获得圆满解决后，专门为梁雨润送去的一面锦旗上的对联。像这样的锦旗、镜框，在梁雨润上任省信访局领导后的两年时间里，就有五六十面（个）。而每一面锦旗、每一个镜框后都有一段让人感动的故事。
关心群众疾苦为民排忧解难
九年冤情未了今日盼到晴天
写着这四句话的锦旗是太原市民吴守义、李莉夫妇送给梁雨润的。“九年冤情”为何缘故？梁雨润又如何处理这棘手的难题？
这得从9年前说起。当时太原市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进行一处沿街房屋改造中，涉及市民吴守义、李莉夫妇的临街铺面房的安置。这一改造工程是太原市的政府行为，安置吴守义家的铺面房本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政策规定：假如是你原来做生意的铺面房，拆迁后理当重新安置为新的铺面房。吴守义身为残疾人，一直靠经营临街铺面房为生。开发公司确实也作了安置，让其在另一地方开铺做小买卖。哪知老实巴交的吴守义在新店面房营业后，却发现他们的房子不能办产权证。搬迁时吴守义与开发公司说得好好的，新的安置房必须有产权证。开发公司没有履行协议，最后跟吴守义家说要不给你们一套居住房吧！吴守义两口子不干，原因很简单：你给我这样的房子，我倒是有了栖身之地，可我靠啥吃饭？开发公司之后又提出给一处新的铺面房，吴守义夫妇去看后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在办证时却发现又是不能办房产证的。吴守义夫妇着急了。房子没有房产证，等于这房子所有权不是自己的，往后遇到什么事，靠铺面房做生意为生的一家人不就要去喝西北风吗？这事搁在一个本来就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家庭，主人不蹦起来才怪呢！
丈夫吴守义腿脚不便，妻子李莉就开始跑这件事。到处找人终究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只得一纸告上法院。有当初拆迁协议在，相关的政策也支持吴守义一家的起诉理由。一审赢了。可人家开发公司牛啊，一审法院判了，上诉后竟然在二审时重新把官司反了过来。吴守义和李莉哪能信服这颠倒黑白的事？便连续两次上诉，结果都被驳回了。
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就该受欺负？吴守义妻子李莉不服这口气，一连到市里、省里有关部门和机关跑了4年多，竟然没能改变二审的结果。本来出门都不敢与陌生人多说几句话的李莉给逼急了，她听人说找北京的大领导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得不从2000年辞掉单位的工作，开始往北京跑……一直跑到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李莉被有关部门叫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后又遣返到太原处理。市中院的一名庭长出面重审她的案子，这位庭长看了李莉家的申诉，明确告诉她：你的理由完全成立。既然成立，那就重审吧！这一重审，又是半年。李莉一家视房子的“营业房”性质为全家的生命一样，你一天不判，我全家的活路就等于悬在半空。所以这听候重审的半年里，李莉隔三差五地往北京跑。你今天白天遣返我回来，我晚上又上火车回到北京。李莉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重视。这年12月，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这回李莉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重新赢了回来。
“拉锯战”扯了五六年，当法院的人通知远在北京上访的李莉回太原听候判决时，李莉竟然不敢相信，甚至怀疑又是有人故意骗她呢！她先让丈夫去法院问，问完后还是不相信。她在北京给法院的人打电话，说你们把判决书寄到北京来，我看了是真的马上就回来……看看，本来很正常和简单的事竟然让老百姓不信任到这种程度！法院的人说不行，送达判决书必须有上诉人本人签名。李莉只好悄悄回太原。第二天她到法院却没敢直接找办案人，而是到法院纪委的一名领导办公室，求人家替她看看到底新的判决内容是真是假。人家真帮忙，去查判决书后明确告诉她：这回是你们赢了。李莉这才捂着胸口去见办案人……
有了判决，并不一定就是解决了问题。法院在执行判决过程又遇到被告方种种阻力，一拖又是半年。当李莉满心欢喜拿着全家赖以生存的营业房屋的相关手续去办房产证时，房产部门告诉她：分给你的房子早已被开发公司抵押给另一个单位了！
李莉一下愣了：啥意思？
就是你这房子随时可能不是你的。
什么？李莉一听，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苦苦争取五六年得来的房子竟然在拿到钥匙前早已变成别人的了……平民李莉一家想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荒唐的事！
李莉这回真的连肺都气炸了。因此后来也有了她冒死上北京冲拦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的车队，到某中央领导住处吆喝等等惊天动地的事。“坏就坏到家吧！闹就闹他个天翻地覆！反正小百姓一个，你不让我活命，我就不让你安宁！”外表柔弱娇小的李莉心如铁铸，发誓要“闹出点名堂”。
“名堂”没闹出来，却一次次被拘留起来。
“9年里，我总共到北京124次！别人以为我犯神经病了，可只有我和家人清楚：我是为了一张至关重要的房产证，没有了它，等于要了我全家的性命，所以我才不停地跑的……”李莉回忆9年间那124次的进京历程，哭得直不起腰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2004年7月的一天，李莉再次来到省委大门口。见到了省信访局的“老相识”王英。“李莉啊，我看你这回有希望了！”中国的上访人和接访者之间有许多成了老熟人。王英与李莉就是这样。
“为什么？”王英的话，让李莉有些吃惊。
王英告诉她：“你还不知道？我们局里来了位新的副局长，他叫梁雨润，过去人家都称他是‘百姓书记’，全国先进典型，中央都发文件要求全党向他学习呢！你的事要是他处理，准搞定！”
李莉有些喜出望外：“真的？”
“那还有假吗！”
就在这一天，李莉见到了梁雨润。
“下星期一你再来找我。”梁雨润听完李莉的陈述后，只说了这9个字，却让李莉感觉仿佛吃了定心丸。
星期一李莉如约来到省信访局，走进会议室李莉就吃惊不小：怎么来了那么多人！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这些人都是梁雨润副局长这几天左联系右通知约来为她的事开协调会的，他们中有法院、银行、房产局、开发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
“天哪，过去我找这些人可难呢！”李莉的心里轻轻叹了一声。
第一次协调用了将近3个小时，结果各说各的理，没能成功。
“那好，星期四再开一次会。”梁雨润最后说。
星期四又是近3个小时，仍无结果。“梁局长，我谢谢你的好意。可这结局……我还是上北京吧！”李莉有些泄气地对梁雨润说。
“你要信我梁雨润，就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在家等消息!”不知是梁雨润的话语掷地有声，还是他的人格力量让人敬佩，李莉这回真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那儿都没有去。
一个月、两个月……直到第四个月的某一天，李莉突然接到房产局的一个电话，说你现在可以来办房产证了！
“我期盼了9年、又快跑断了双腿的一张房产证，可真正得到它的时候，竟然才用了不足一个来小时！原来这么简单啊！”李莉说，她拿到那张印有国徽的“房权证并字第00048976号”房产证时，久久不敢相信。
李莉后来才知道，四个月里，梁雨润因她这事，带着工作人员在银行、法院、开发公司和房产部门不知周旋了多少回。他甚至专门找到太原市的一位主管领导办公室，怒发冲冠了一次：“我们都是公务员，公务员是干什么的？不能因为老百姓来找我们就觉得他们是成心找茬的。将心比心，如果这样的事摊在我们身上，一个月、两个月可能能忍，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我们还能忍得住吗？”这位领导感动了，他用梁雨润这番话教育自己的下属，其他有关部门的办事人员也被感动了，最后大家都动起来，认认真真地寻找办法，才彻底落实了李莉家的那套营业房及其产权事宜。
2005年5月的一天，中纪委信访接待处窗口前又突然出现了李莉的身影。“李莉，你怎么又来了？”工作人员看见她就问。
从来都是一脸愠色的李莉今天满脸笑容，衣着也十分讲究。只见她笑呵呵递上一封信：“今天我不是来上访的，请你们把这封信转给山西省委，代我好好感谢梁雨润局长，他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干部……”
中纪委的同志接过信，笑了：“好。一定转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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