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唐格拉尔夫人前来正式通知德·维尔福夫人，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的婚事将在近期内举行。
这个正式通知表明了，或者说看上去似乎表明了，这桩大事的所有当事人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在这以前却还有一幕场景，是应该向读者介绍的。
因此，我们要请读者回到灾祸接踵而至的这一天的早晨，地点是在读者已经熟悉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客厅，客厅的主人唐格拉尔男爵先生向来把它引为骄傲。
这不，早上十点钟光景，心事重重、神色不安的男爵先生已经在这个客厅里，踱了好几分钟的步，他不时望着客厅的那几扇门，听到一点响声就停住脚步。
当这份耐心终于用光的时候，他把贴身男仆唤了进来。
“艾蒂安，”他冲着那个仆人说，“去瞧瞧欧仁妮小姐干吗要让我在客厅里等她，再问她干吗要让我等这么久。”
发了这通脾气以后，男爵稍许平静了一些。
原来，唐格拉尔小姐早晨醒来以后，就差人来对她父亲说她要见他，而且指定这个金色客厅作为会见的地点。这种举动的别出心裁，尤其是这种做法中的一本正经的意味，都并没使银行家感到太吃惊，他立即遵从女儿的意愿，先来到了客厅。
艾蒂安很快就完成使命回来了。
“小姐的贴身女仆对我说，”他说，“小姐已经梳妆好了，一会儿就下来。”
唐格拉尔点了点头，表示感到满意。当着外人的面，甚至当着下人的面，唐格拉尔总是装出一副好好先生和宽容的父亲的样子：他给自己派定的是通俗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他给自己设计并且自以为挺适合自己的那副面具，从右边看过去是古典戏剧中咧开着嘴笑嘻嘻的慈父的尊容，而从左边看过去则是耷拉着嘴角的一张哭丧脸。
我们得赶紧补上一句，到了家人面前，笑吟吟朝上翘的嘴角就耷拉下来露出一副哭相了；于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好好先生不见影踪，显出了粗鲁丈夫和专横父亲的原形。
“这个疯丫头，照她的说法是想跟我谈谈，”唐格拉尔喃喃地说，“可她干吗不上我的书房去呢，她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呢？”
当这个恼人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转到第二十遍时，客厅门打开，欧仁妮走了进来。她穿一条黑色缎子长裙，上面绣着同样颜色的拉毛小花，头发仔细梳过，而且戴着手套，就像这是要上意大利剧院去看戏似的。
“嗨！欧仁妮，到底有什么事？”做父亲的喊道，“干吗要一本正经地到客厅里来，在我的书房里谈不是挺好吗？”
“您说得很有道理，先生，”欧仁妮回答说，一边向她父亲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可以坐下，“您方才提出了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好包含了我们所要进行的谈话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将对两个问题都作出回答；而跟一般惯例不同的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原因是这个问题较为简单。先生，我选定客厅作为会见的地点，是为了避免一位银行家的书房所能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以及所能造成的影响。那些漂漂亮亮的烫金账本，那些像城堡城门一样关得严严实实的抽屉，那一叠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银行票据，还有那一大堆从英国、荷兰、西班牙、印度、中国和秘鲁来的信函，所有这一切，往往会对一个父亲的头脑产生奇特的影响，使他忘记自己在这世界上除了社会地位和主顾意见之外，还有一种比那更重要、更神圣的东西。因此，我选定了这个客厅，您在这儿可以脸带微笑、神情愉快地在精美的画框里看到您的、我的，还有母亲的画像，以及各种各样牧歌似的农村景色和令人心醉的田园风光。我很看重外界印象的影响力。也许，特别对您而言，这是一个错误。不过，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连一点幻想也不剩了，那还算什么艺术家呢。”
“很好。”唐格拉尔先生回答说，他极其冷静地听完了这通长篇大论，但尽管他听得很仔细，却一句话也没听懂。像他这样的人，私下里盘算太多，总想把谈话对方的想法纳入自己的思路，因此听人家说话往往不得要领。
“所以，第二点已经说清楚，或者说大致上说清楚了，”欧仁妮镇定自若地往下说，在她的手势和话语中，明显地有一种男性的肆无忌惮的意味，“而且我看您对这样的解释已经感到满意了。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您问我为什么要求进行这样一次会见。先生，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我不愿意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伯爵先生结婚。”
唐格拉尔从扶手椅里跳了起来；猛然受到这么一个打击，他不由得向着上天同时抬起眼睛、举起双手。
“我的天主呵，对，先生，”欧仁妮接着说，她仍然是那样镇静，“您感到吃惊了，这我看得很清楚，自从这桩小事进行以来，我从来没有表示过半点反对的意思，因为我始终相信，到时候，我总会有机会明确地对从未征求过我意见的那些人，对我不喜欢的那些事表示反对，总会有机会表明我断然决然的独立意志的。但这一次的这种风平浪静，或者照哲学家的说法，这种被动状态，却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作为一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年轻姑娘抹了唇膏的唇间掠过一丝笑意）我想学着服从。”
“是吗？”唐格拉尔问。
“是的！先生，”欧仁妮接着说，“我竭尽全力这么做，但时至今日，尽管已经作了种种努力，我还是觉得无法服从。”
“可是说到底，”唐格拉尔说，他的智力是属于二流的，对方这种以其冷峻显示深思熟虑和意志力量的无情的逻辑，首先就把他给震晕了，“拒绝的原因，欧仁妮，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年轻姑娘说，“哦！我的天主，并不是这个男人比别人更丑些，更蠢些，或者更叫人讨厌些，不是的。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在按脸蛋和身段来评判男人的那些人的眼里，说不定还够得上相当俊俏的标准呢。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不能打动我的心，那是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女生的理由，我认为我早就过了那个阶段。我根本不爱任何人，先生，这一点您是清楚的，是吗？所以我不明白，既然没有任何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我何必要让自己的生活拖上这么个永远甩不掉的累赘呢。智者不是说过‘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另外不是还说过‘把一切都带在身上’吗？当初我还是从拉丁文和希腊文里学到这两句格言的呢：其中的一句，我想是《斐德罗篇》[1]里说的，另一句是皮阿斯[2]说的。喔，亲爱的父亲，在生活之舟遇险时（因为生活就意味着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永无休止的遇险），我就把成为累赘的行李抛进海里，如此而已；那样一来，我就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幸存下来，也就能够完全孤身一人，因而也就是完全自由地生活了。”
“遭罪啊！遭罪！”唐格拉尔脸色苍白地喃喃说道，他根据长期的经验，知道眼下突然遭遇的这道障碍异常坚固。
“遭罪！”欧仁妮接着说，“您说我遭罪，先生？不，说实话，您的感叹在我看来像是演戏，完全是装出来的。恰恰应该说我很幸福，难道不是吗，我问您，我还缺什么呢？大家都说我长得美，凭这一点我就到处都会受欢迎。而我，我喜欢人家热情接待我：它会使人们的脸上焕发光彩，会使我周围的人显得不那么难看。我生来就有几分聪明，而且也还算敏感，凭了它们，我就可以把我在一般人身上看到的长处吸收到自己身上来，就像猴子敲碎核桃壳吃里面的肉一样。我很富有，因为您是法国第一流的富翁，因为我是您唯一的女儿，而且您不至于会固执到像圣马丹门剧院和蒙巴那斯喜剧院舞台上的那些父亲一样，由于女儿不肯为他们生外孙、外孙女就剥夺女儿的继承权。何况，法律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它不允许您有剥夺我的继承权，至少是剥夺我的全部继承权的权利，正像它不允许您有强制我嫁给这位或那位先生的权利一样。就这样，美貌，聪明，照喜歌剧里的说法还‘颇有几分才气’，外加有钱！这不就是幸福吗，先生！您干吗要说我遭罪呢？”
唐格拉尔看到女儿脸上带着笑，居然傲慢到了这种狂妄的地步，不由得全身猛地一震，喊了一声，但也仅此而已。面对女儿询问的目光，面对那两条由于询问而蹙起的漂亮的黑眉毛，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随即平静了下来：审慎的铁掌把他给制服了。
“对，我的女儿，”他微微一笑回答说，“您说的都没错，只有一件事得除外，我的女儿。我暂且不忙告诉您是什么事，我宁愿让您自己去猜。”
欧仁妮望着唐格拉尔，她刚才如此骄傲地戴在自己头上的那顶桂冠，居然会有一处花叶饰遭到非议，真使她大为震惊。
“我的女儿，”银行家往下说，“您向我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一个像您这样的女儿在作出不结婚的决定前，有过怎样的想法。现在轮到我来向您说明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是出于什么动机才决定要让女儿嫁人的。”
欧仁妮欠了欠身，但那神态不像是一个洗耳恭听的女儿，而像一个辩论的对手在等着交锋。
“我的女儿，”唐格拉尔继续说，“当一个父亲要求女儿嫁个丈夫时，他总有个希望她结婚的理由。有的人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一心巴望有个外孙或外孙女，让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可我要开门见山地向您说清楚，我并没有这种弱点，对于天伦之乐，我几乎可以说是看得很淡漠的。我对女儿这么直言不讳，是因为我知道您是旷达明理，足以理解这种淡漠，并且不会因此对我横加指责的。”
“好极了，”欧仁妮说，“咱们有话就直说吧，先生，我喜欢这样。”
“哦！”唐格拉尔说，“您知道，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并不欣赏这种直来直去的作风，但在我认为情势需要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就屈从了。所以我这就要讲下去。我建议您嫁个丈夫，并不是为您考虑，因为事实上我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您。您喜欢实话实说，那我就实说了吧；我让您嫁人，是因为我需要您尽快地弄到这个丈夫，从而保证我目前正在筹划的某些商业上的措施得以实行。”
欧仁妮耸了耸肩膀。
“事情就像我对您说的这样，我的女儿，您可不能怪我，因为是您非要我这么说的；您得明白，我这是出于不得已，才对您这么一位艺术家来作下面这些充满数字的解释。我知道您是生怕走进一个银行家的书房，就会有种种不愉快的、破坏诗意的印象或想法的。
“但是这间银行家的书房，前天您为了来向我要那些花在心血来潮的爱好上的几千法郎月规钱时，还是心甘情愿地进去过的，这些钱，我是同意支出的，但您要知道，我亲爱的小姐，在这样一间书房里，可以懂得很多东西，即使对于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来说，那也是很有裨益的。考虑到您那敏感的神经，我就在这个客厅里告诉您吧，比如说，在那儿可以懂得，一个银行家的信誉，就是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个生命，一个人是靠信誉支撑的，就像肉体是靠呼吸才有生气的，关于这一点，基督山先生有一天曾对我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儿还可以懂得，一旦信誉丧失，肉体也就成了行尸走肉，而这正是有幸作为一位逻辑头脑如此清晰的女儿的父亲的银行家很快就要落得的下场。”
可是，欧仁妮在这一打击下并没有委顿下去，而是把腰板挺得更直了。
“破产！”她说。
“您算说对了，我的女儿，说得很对，”唐格拉尔边说边用指甲在胸口画着，那张粗鄙的脸上仍然挂着那种没有心肝，但并非没有心计的人的笑容，“破产！您说着了。”
“啊！”欧仁妮说。
“对，破产！好吧，这一下您可知道了一个‘充满恐惧的秘密’，就像悲剧诗人说的那样。
“现在，我的女儿，请听我来告诉您，怎样才能依靠您来消灾避难；我要说清楚，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
“哦！”欧仁妮大声说，“要是您以为我为您讲给我听的灾难感到悲伤，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先生，那您就看错人了。
“我破产！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还有我的才能吗？难道我不能像芭斯塔[3]，像玛丽勃朗[4]，像格丽契[5]那样，伴随着欢呼、喝彩和鲜花，挣上十万或十五万利弗尔吗？尽管您这么有钱，但您从来不曾给过我这样一笔数目的年金。而且那时候，我谁的情也不欠，不像从您手里拿那可怜巴巴的一万二千法郎，得看您那不乐意的眼色，又得听您指责我挥霍的唠叨。就算我没有这份才能——您的笑容在向我表明您对我有这种才能表示怀疑——那我不是还有对独立的酷爱吗？独立在我眼里比财宝更可贵，它渗透我的整个身心，成了我自卫的本能。
“不，我并不是在为我自己忧伤，我总会有办法的。我的书，我的笔，我的钢琴，所有这些东西都并不贵，即使失去了也可以再弄到，所以这些东西我总是能够有的。您也许以为我是在为唐格拉尔夫人感到伤心，那您就又错了：要是我没全盘弄错的话，母亲对威胁着您的这场灾难是早有准备，不会跟着您遭殃的。我看哪，她已经躲在了避风港里，而且她挺自得其乐，把精力花在关心自己的财产上，都顾不上照管我了；谢天谢地，她借口我喜欢自由，什么事都是让我自己作主的。
“哦！不，先生，从我小时候起，我就对我身边的事情看得太多，懂得太多，以致我遭到的不幸无法再在心灵上留下它本该留下的印象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没有被人爱过，这是我的不幸！这样我自然也就谁都不爱了，这又是我的万幸！现在，您知道我的处世哲学了吧。”
“那么，”唐格拉尔说，他气得脸色煞白，但并不是由于父爱受到伤害的缘故，“那么，小姐，您执意要眼看我破产吗？”
“您破产！”欧仁妮说，“我眼看您破产！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那还好，这样我还有一线希望；请您听我说。”
“我在听着呢。”欧仁妮说，她的目光直视着父亲，做父亲的颇费了点劲才算没在女儿的逼视下低下眼睛去。
“卡瓦尔坎蒂先生要娶您，”唐格拉尔往下说，“而你俩一结婚，他就会把他带给您的三百万聘金委托给我的银行。”
“嗯！好得很。”欧仁妮轻蔑地说，两只手交替地在手套上捋着。
“您以为我会让你们这三百万吃亏吗？”唐格拉尔说，“绝对不会，这三百万少说也能生个一分利。我从另一个银行家同行那儿弄到一条铁路的承股权，在我们这个年头，这项事业是个绝无仅有的能让人一下子发大财的好机会，堪比当年劳[6]让成天想钻营投机的巴黎佬到神奇的密西西比捞上一票的宏大计划。我算下来，拥有百万分之一的铁路股份，就相当于过去在俄亥俄州的河岸上拥有一个阿尔邦的生荒地。这是一种抵押投资，您看，这可是个进步，因为一个人出了钱，至少可以换到十斤，十五斤，二十斤，甚至一百斤的铁。嗯！我必须在一星期内买进四百万股份！这四百万，我告诉您，盈利可以有一分到一分二。”
“不过，我在前天对您进行那次令您念念不忘的拜访时，先生，”欧仁妮接着说，“我看见您进账，这是你们的行话，是吗？我看见您进账了五百五十万。您甚至还把那两张宝贝息票拿给我看，并且对于这么值钱的纸头竟然没有像闪电一样照花我的眼睛，感到很吃惊呢。”
“是的，可是这五百五十万不是我的，那只是人家对我表示信任的一种证据。我的平民银行家的头衔使我赢得了济贫院的信任，这五百五十万就是属于济贫院的。换了别的时候，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这笔款子，可是眼下，人家知道我接连亏空了几笔数目很大的款子，而且正如我告诉过您的，我的信誉已经开始动摇了。院方随时都会来提取这笔款子，要是我挪作他用了，就不得不羞辱地宣布银行倒闭。我并不一定鄙视倒闭，您得相信我，但那得是赚钱的倒闭，而不是破产的倒闭。可只要您嫁给了卡瓦尔坎蒂先生，我就可以动用那三百万聘金，或者甚至只要人家以为我可以动用那笔钱，我的信誉就会恢复，这一两个月来让不可思议的命运拨弄得栽进了深渊的家业，也就能重振旗鼓了。您听明白了吗？”
“听得非常明白；您把我抵押了三百万，不是吗？”
“价钱开得愈高，就愈有面子；这样可以让您知道自己的身价。”
“谢谢。最后一件事，先生：您能不能答应我，光只利用卡瓦尔坎蒂先生这笔聘金数额的虚名，但决不去动用它？这不是自私不自私的问题，而是怎么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的问题。我很愿意帮您重振您的家业，但是我不愿意跟您同谋去弄得别人破产。”
“可是既然我已经跟您说了，”唐格拉尔喊道，“有这三百万……”
“您认为，先生，不去动用这三百万，您也能摆脱困境吗？”
“但愿如此吧，不过前提是你俩得结婚，好让我恢复信誉。”
“您答应过在我签订婚约后给我的五十万法郎嫁妆，您能付给卡瓦尔坎蒂先生吗？”
“从市政厅回来，他就可以拿到。”
“很好！”
“什么，很好？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您要的只是我的签字，不是吗，对我这个人您是绝对让我自由的？”
“绝对如此。”
“那么，很好，我刚才已经告诉您了，先生，我准备嫁给卡瓦尔坎蒂先生。”
“您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哎！这是我的秘密。要是我在知道您的秘密以后，就把我的秘密也告诉您，那我对您还有什么优势呢？”
唐格拉尔咬咬自己的嘴唇。
“那么，”他说，“您准备好了，愿意去做一些必不可少的正式拜访喽？”
“是的。”欧仁妮回答说。
“还有，三天后在婚约上签字？”
“是的。”
“那么，现在该是我来对您说‘很好’了！”
说着，唐格拉尔拉起女儿的一只手，用双手把它握住。
但是稀奇就稀奇在，父女俩这么握手的当口，做父亲的不敢说一句“谢谢，我的孩子”；做女儿的则连一个笑脸也不肯赏给父亲。
“会谈结束了吧？”欧仁妮立起身来问。
唐格拉尔点了点头，表示他没有话要说了。
五分钟以后，德·阿尔米依小姐的指尖下又响起钢琴的乐声，唐格拉尔小姐唱起了苔丝德蒙娜的咏叹调。
一曲唱罢，艾蒂安进来向欧仁妮通报，马车已经备好，男爵夫人正等她一起外出访客。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位女士拜访维尔福家的情形。她们从那儿出来以后，又跑了几家人家。
[1]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篇章。
[2]皮阿斯（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七贤”之一。
[3]芭斯塔（1798—1865），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4]玛丽勃朗（1808—1836），法国女中音歌唱家。
[5]格丽契（1805—1840），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6]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开发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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