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家峪子村党支书说的话，工作区书记模棱两可，“好像听说过有这事。”
接着他又劝周胜利：“周书记，农村信用社代办员的问题不好查。根据我的了解，他是乡农信社主任的亲戚，通过乡农信社不可能查到实情。存款人、贷款人他随便编一个名字就行。”
工作区书记都是乡里的干部，对乡直的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
那时国内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存款也没有要求实名制，好多人存款不用真名。
周胜利没有说什么，从身上掏出五张十元的钱交给陈春山，“这钱是我个人借给你支付所雇人员工资的，现在公家打白条都不行，你个人打白条更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干。”
陈春山说：“不行。您是领导，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周胜利说：“钱是借给你的，秋天里要用茶叶还的。你好好干，你的茶叶卖出去，也是给咱们全乡、全县山区找到了一条发展山区经济的路子。”
陈春山见推脱不掉，问支书：“这位乡领导让我秋天用茶叶还，我现在就还行不？春茶的叶芽经过一冬天的孕育，炒出的茶叶品质比秋茶要好。”
未等支书回答，周胜利说：“你有现成的茶叶，我买。”
陈春山为人很仗义，说：“领导您是帮我，我不能坑领导，五十块钱的茶叶你用不了，我给你二十块钱的吧。”
见他抱来五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的全是茶叶，周胜利问：“你的茶叶几块钱一斤，怎么这么多？”
陈春山说：“春茶四块钱一斤，我给你的是二十块钱的，剩下的秋天还钱。”
周胜利打开一袋，抓起一把茶叶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闻了闻，说：“当年的春茶至少卖十块钱一斤，你再把袋子改小，半斤一袋。我回去请人给你写篇新闻稿件在县广播站给你宣传，连我们本乡的人都不知道，你的茶叶好卖才怪。”
周胜利没有惊动任何人，直接到县里找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袁清连。
在这以前，也有人因为他而受到处理，但那都是别人找他的茬，他被动反击。这次，周胜利想主动出击处理人，拿不定主意，找袁清连一方面是他分管农业，更是想让他帮着定夺要不要这样做。
袁清连听了他的汇报后，说：“听你这么说，那个代办员一定有问题，工作区的那个书记也不是背后打黑枪的人，他说的代办员与农信社主任有亲戚关系也有可能不假。要查得先从农信社主任查起，不查他，代办员的问题根本就查不出来。”
周胜利说：“农信社主任的问题咱们不掌握，只能从代办员身上找突破。他存款、贷款都用的假名，咱就让他说出那些假名是哪个村的人，再进村查就得清楚了？”
袁清连道：“他编的名如果是真的，是他的亲戚，没有规定说农信社代办员的亲戚不能贷款。根据有关规定，存款只有司法机关能查。”
周胜利失望了，“那就另找机会吧。有句老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脚。”
袁清连冷笑一声，“这些蛀虫钻了国家的好政策的空子，用国家的钱肥了自己，那些真正需要钱的人，需要钱的地方却没有钱。你说的陈家峪子的茶叶如果能开发成功，全县有上万亩的地能发展茶园，将是一笔多大的收入!这样的蛀虫发现一个抓一个。”
他打电话把县农信社主任叫到了办公室，让周胜利把他在到村里调研时了解到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
“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农业扶持的政策力度，出现了存、贷利息倒挂的现象，在运行和管理制度上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人真像粪汪里的脏水一样，有缝就钻。我们已经处理了好几个代办员和一个乡信用社主任了。”
县农信社主任说，“我们组织了县社的几个业务骨干正在制定相关措施堵塞漏洞，不能让我们的乡镇信用社主任因经受不住利益诱惑全倒下。”
袁清连点头道：“培养一个业务骨干得几年的功夫，但是要倒下就在他一念之间，是得赶快堵上漏洞。”
主任接着道：“我借制定堵漏制度的名义，把龙山乡农信社主任抽到县社与县社的几个业务骨干组成两个查帐组，其中一个到龙山乡去查，重点查那个代办员，他没有问题正好，如果有问题那就对不起了。”
要办的事有了着落，周胜利谢绝了袁清连吃饭的挽留，推着自行车出了县政府，准备找个地方对付一顿中午饭后回乡里，没成想路过公安局门口时遇见了几年没见的张大伟。
张大伟开始装作没有看见，从周胜利身边走了过去。
周胜利喊了声：“张大伟，看见我跑什么？”
张大伟才停下脚步，低着头说：“你都是乡里的一把手了，听说他们几个混得也不错，只有我还是大头兵一个，真不好意思见弟兄、不，领导们。”
周胜利佯装生气地拍了他胳膊一下，“是不是进了县城不愿意见乡下兄弟了？给嫂子请个假，咱哥俩喝一杯。”
张大伟不乐意，“到我家门口了，怎么能在外面喝，到我家去。”
周胜利说：“嫂子上了一上午的班中午回家得吃饭休息，哪能麻烦嫂子？”
张大伟说：“你嫂子在看守所工作，这周上夜班，白天在家没事。你都到门上了不进家，还是看不起我这个当哥的。”
正好附近有个饭店，周胜利到里面买了一包熟肉、一包炸鱼，跟在张大伟身后进了他那只有两间屋子的家。
双警家庭让人进门就感受到像进了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一样：靠门的墙前立着衣帽架，上面挂着一顶警帽和警服上衣，还有一付拳击手套。
张大伟的媳妇身高不低于一米七，在女性当中也是高个子。
她腰里系着围裙正在准备午饭，在张大伟作了介绍后马上热情地招呼：“早就听大张说他在龙山有个好哥们，前两天还在家里炫耀说他那个参加工作才三年的好哥们当了乡里的一把手了，就是没见来过。我都怀疑他是吹牛的了。”
周胜利也开玩笑地说：“听说嫂子是看犯人的，怕你有职业习惯，张口就训人，一直不敢来。”
说着，把手里的两个纸包交给了她。
在媳妇做菜的时间里，张大伟啦起了他在县局的工作：
张大伟因为个子大，会武术，被当时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指名调到县局防暴队里。
一年后，副局长病故。
再后来，由于社会治安状况有了较大改善，防暴队已无存在必要，防暴队解散后，张大伟留在了治安股。
新分管治安股的副局长与已故副局长不对付，处处找张大伟的茬。
与张大伟资历差不多的干警基本上都是县局中层或下面派出所的正职、副职了，唯有他还是普通侦查员。
股长是个好人。有次县里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刑警队人手不够到治安股借人，他觉得这是展现张大伟侦查破案能力的一次好机会，但又知道他正吃在药，下去不方便，征求他的意见。
张大伟已经好长时间没事干，马上答应他可以把中午喝的中药装在玻璃杯里带着下去，中午回不来时就地热热喝。
案件破获后，刑警队长在向局党委汇报案件时把张大伟带着中药上案子的事作为正面典型汇报，谁知那位副局长听了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歪风邪气，他是认为公安局没有人，还是故意让外人知道公安局的领导不关心干警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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