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感到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原先不知道，刚才在灶上热开了，鱼汤的香味散出来我就闻到了。”
周胜利问道：“你经常过去吃？”
梁冰云道：“去饭馆我吃不起，也没时间，这鱼汤从小喝大的，一闻就知道。”
看到周胜利脸上疑惑的神情，她“咯咯”一笑，主动揭开了秘底：“开店的几个人全是我们村的姐妹，带头的小菱是我亲姐。”
听她这么一说，周胜利注意到她的眉眼之间与小菱真有几分相像，只是她在正规招待所工作了几年，气质上与农村姑娘有了一些距离。
周胜利夸赞说：“你姐她们几个人了不起，没有当家厨师就敢进城开饭馆，还开出了名堂，我发现她们的饭馆很吸引客人。她们做的鱼汤确实好喝，还有她们很讲诚信。”
梁冰云骄傲地说：“我姐从小就不服人，她拿定的主意我爹娘都改不过来。只是几个女孩进城做事太难了。”
梁冰云的眼里闪出一丝气愤，“欺负她们几个是女孩，城里的痞子混混经常去白吃白喝不说，还想赚她们的便宜。还有的有钱的，有势的，想着让她们做地下情人。县里有个领导就要我姐……”
说到这里，她好象才意识到周胜利的身份，停住了口。
周胜利笑道：“是不是县里的领导也想让你姐做他的地下情人？”
梁冰云点了点头，“他对我姐说，只要我姐跟了他，他就能保证我姐在县城立足脚，没人敢欺负她。”
周胜利凝重地说：“她们是需要一个后台支持，但决不是靠她们牺牲色相和身体去换。”
梁冰云听不明白周胜利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却听出他对姐的酒店很支持，试探地说：“周书记，只要是社会上的人知道你支持我姐她们，就没有人敢去欺负她们。”
周胜利说道：“事业的长远发展，不能靠哪一个领导的支持，而是靠组织的支持。”
他把折叠好的宣纸拿给梁冰云，说：“我昨天昨上吃饭时帮着她们改了店名，这是我给她们题写的新店名，你抽空拿给你姐，不过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在招待所为领导服务时间长了，梁冰云多少也知道些领导们的想法，她分析周书记不愿意刚到就被人认为与酒店女老板纠缠不清。
她接过宣纸，迫不急待地问：“周书记，我能先欣赏您的墨宝吗？”
“字现在你手里，你当家。”
梁冰云把宣纸在书案上展开，念道：“‘七姐妹鱼港’，响亮，大气！如果说我姐她们原来的名字‘豆腐炖大鱼’只适合在村里用或者在县城的小胡同里用的话，‘七姐妹鱼港’放到大城市的繁华地段都叫得响。”
“可惜了周书记”，梁冰云把宣纸重新折叠起来，说道：“你不让暴露你的身份，不然的话，让我姐管你喝一年的鱼汤。”
吃过饭，梁冰云过来抢着刷碗。周胜利说：“我们订的协议，刷碗不在你的服务工作范围之内。”
距上班时间还有近三十分钟，周胜利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看见办公桌椅都擦得发亮，连笔架上面的每支毛笔的笔杆似乎也刚擦过。
他有两套笔架，习惯在家里和办公室各放一套，为的是用着方便。
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进来，随之一个端着脸盆的年轻姑娘进了他的办公室。
看见周胜利在屋里，年轻姑娘身体一抖，不自觉地“哎哟”一声。
周胜利不好意思，问了句：“吓着你了吗？”
姑娘问道：“您是周书记？我没想到您会来这么早。”
周胜利说：“我没有家没有拖累，吃过饭就过来了。”
接着反问道：“你是县委办公室的？”
姑娘自我介绍：“我叫吴尊美，县委办公室秘书，您没有专职秘书，这周我给您当轮值秘书。”
周胜利头一次听说轮值秘书这个词，觉得有些好笑，怎么什么到了自己这里都会有创新：先是括号正县级，这又来了个轮值秘书。
眼前的姑娘颜值超高，女人面孔男人胸，脸上架着一付眼镜，一身职业装套在身上，一瞅就是十几年前拍的电影上的那种女干部形象。
自己年纪轻轻，再带着个女秘书到处跑，周胜利真不知道这个吴振东是怎么想的。
人家已经说了，自己是轮值秘书，干完这周还换人，所以只能这样。
上午，他与组织部长罗欣和宣传部長何子怡进行了交流，了解干部状况和宣传工作的情况。
罗欣是他打电话喊过来的。
在交谈中罗欣一点也不掩饰他倾向姚文浩一边的观点，说姚县长从普通干部直到县长，一步步升上来，到过四、五个乡镇，把他的领导熬老了、熬退了，把他的部下熬成了县里的中层干部，是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活档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字典。
对县委书记涂宗胜，他只说是文化理论水平较高，讲话从不用念稿，别的领导讲话是秘书先写，领导后讲，他是领导先讲，秘书根据他的讲话再形成书面材料。后面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宣传干部出身，接受外来新观念能力比别的干部强，生活作风上有时不注意。”
对主要领导的缺点，他是点到为止，周胜利装作没有注意。
对于周胜利提到任前刚进行的干部调整的工作，因为是周胜利点到了，他说道：“这次是微调，面小，只动了十多个人，而且全是副职，可以说是带有安慰性质。”
周胜利刚到，只是熟悉情况，在最敏感的干部问题上他不会惹火烧身。
何子怡是打电话给县委办公室让他的轮值秘书吴尊美通报后过来的。
何子怡原是地区报社的记者，逐步提拔到副总编辑位置上，与涂宗胜一同过来的，所以县里的干部说是涂书记带过来的。
作为记者出身的何子怡，汇报工作也像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样，简练明快，话不多，自己要说的话，想传达给对方的信息一丝不少。她说道：“县里唯一合法的传播媒体是广播站，广播局里从局长到播音员全是当地人，我根据涂书记意图安排播的稿子，要么是拖延日期，要么是变长稿为短稿，再不就是放到节目的尾巴上。反倒是影响县委声誉的稿件，上稿快，位置好，播时长。”
“我过来后，借用地区报的刊号办了个直属宣传部的县报，打擦边球，不全合法。”
虽然当了领导，女人喜欢倾诉的特点在她身上依然存在：
“县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是涂书记带来的，甚至还说我和涂书记如何。我是报社党委成员、副总编辑，这都快到四十岁了，到县里当一个常委宣传部長，我自己都感到被贬了。常委会上，明显看着一群当地干部欺负涂书记，我也不好与他们硬掰，生怕他们说我与涂书记有一腿。”
牵扯到常委两大阵营的矛盾，周胜利知道自己不可避免要卷入，但晚卷入比早卷入要好。但是宣传部長抓不住县广播站，县里的自办节目一旦出现重大政治性错误，不仅她这个部长受牵连，自己这个分管书记也不利索。
他给她出主意，“别的单位一把手抓人权和财权，你打算在宣传口站稳就要抓人权和自办节目的发稿权。”
何子怡说：“我下来的时候我们总编也这么嘱咐我，但是县里的情况和报社不一样，不好抓。县里的干部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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