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回答说：“你带着他们过来吧。唐局长和公安局的两位同志都在我办公室里，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崔滔滔失踪案的。”
很短时间，蔡文香就带着五名记者来到了周胜利的办公室。
蔡文香看到唐奇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半开玩笑地打招呼：“唐局长是不是起得太早了，像是没有睡好的样子。”
唐奇笑了笑，说道：“是早点，昨天早上就起床了。”
五人刚坐下，市场经济导报的闫记者就不客气地向周胜利发问：“周书记，崔文学厂长的女儿昨天下午离开县酒厂，说是到你办公室，但至今没有见人，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周胜利反问他：“我为什么要给你解释？”
他被周胜利反问得张口结舌，停顿了一会才又说道：“崔厂长与县里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他的女儿在这期间到你办公室又离奇失踪，事情有这么凑巧吗？”
周胜利冷笑道：“新闻媒体玩推理，这也是改革的产物吗？我现在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县委县政府与崔文学早就取得了一致观点，你们个别媒体却在里面搧风点火？
自昨天晚上崔文学报案后，我们的县委常委，公安局的唐局长和刑警队、城关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们至今没有休息，我们也想尽早找出她离奇失踪的答案。
但是你把她的失踪与到我的办公室联系在一起，究竟是何用心？我也想请你回答。”
“我，我没有不良用心。”
姓闫的记者被周胜利追问得张口结舌。
周胜利从身前的笔记本里取出一叠信笺纸，在手里扬了扬说：
“昨天下午崔文学厂长的女儿的确是来过我办公室，她是来送这份材料的。看了这份材料就知道她的失踪与县委，确切地说与我有没有关系。
但是这份材料与崔厂长今后的声誉有一定关系，我不想对所有人公开信的内容。
你们五个人推选一位你们都信得过的人，让他看一遍后把这里面的相关内容转告你们。”
四个年轻记者一致推荐了《东蒙日报》的付主任。
这个结果也是周胜利想得到的。
付主任看完了上面的内容后把信笺还给周胜利，对其他几个记者说：“这份材料上写的是崔文学继续承包营川县酒厂，同意县政府提出的监督要求。他有这个态度，外面那些县里扣留他女儿、逼他中止承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什么？你们那里的山下路边上发现了一辆摔坏的摩托车，什么牌子，什么颜色，车号是多少？”
“我正与唐局长在一起，马上向他汇报，你们那边要保护好现场，等我电话。”
刑警队长走到办公室门口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向唐奇汇报说：“蝎子崮派出所来电话，他们乡的蝎子山下面的一条山路边上发现了一辆坏的摩托车，车型、车牌号与失踪人失踪时所骑的车完全一致。我让他们保护现场，我带上刑侦技术员马上赶过去。”
唐奇说道：“你们先去，我马上也过去。”
他嘱咐城关派出所长：“以我的名义通知，把所有搜索的人全撤回来，让参战干警们好好休息，随时都会有硬仗。”
刑警队长向周胜利敬了个礼，“周总队，我走了。”
唐奇说了句：“这小子，告诉你改称呼，又忘了。”
周胜利说：“反正是一个称呼，我听着亲切。去蝎子崮乡有四十多里路，在车上可以睡一觉，有什么新发现随时来电话。”
公安局的三人走后，周胜利问几位记者：“就崔文学女儿失踪案，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听他问话的语气明显是往外撵人。五位记者中有四位感觉到来的太冒失、轻率，都瞅着姓闫的记者。
东蒙日报的付主任率先站了起来，说：“我们不打扰周书记了。”
周胜利伸手往下虚压，说：“你们没有要问的，下面轮到我问了。”
几人均感觉周胜利反感他们这次来打扰，开始质问他们了，柳主持自己感觉年轻女子说话，对方会给留些脸面，故意与周胜利开了个玩笑：
“周书记，老板着脸显老，你干嘛那么严肃呀。”
周胜利说道：“学生求教老师当然得郑重其事。前几天我曾说过，各位站得高，对外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掌握得多，在营川看过几天后对营川经济发展指路子也行，献计献策也行。今天各位既然上门了，我不会轻易放你们走。”
听了他这番话，几个记者悬着的心才放下。蔡文香知道他也有敲打几人的意思，心里暗暗佩服他人不大，做事却很老辣。
新记者写稿写的是“事”，老记者写的是“观点”。面对同样的素材，一个好的记者写出的稿件观点就与别人不一样。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谈别的地方的做法，有的讲自己有感受，还真为周胜利贡献出一些好的发展思路。
特别是付主任，省级党报的记者，在写稿发稿时都是站在全省的高度去思考，座谈中说出的话不仅观点新颖，而且有些内容可操作性很强。
周胜利边听边记，态度诚恳。
扫兴的是，不时有电话打扰。
说扫兴，是这些电话都是寻问失踪案的。
对每个这样的询问，都胜利都回以“公安局正在全力侦破，具体进展他们知道，你可以问公安局。”
有个来自省直某部门的负责人在电话上听到周胜利这样的回答后，大发雷霆：“全省的改革典型的女儿在你们县里失踪，你作为主要领导竟然还推脱说不知道。我是该说你冷漠呢，还是说你们有意拖延？”
他的声音很大，周胜利的电话拾音效果又好，旁边的人大多都能听到。
周胜利从不畏惧这种压力，他冷静地反问：“仅从电话上说了一句话，你凭着什么理由说我冷漠，还给我们扣上故意拖延的帽子？
正常来讲，发生命案县公安局分管局长才靠到案子上。这起失踪案发生到现在，我们的一名县委常委靠在案子上到现在还没有休息，你凭什么说我们不重视？”
“你不要激动，不要听不得批评意见。”
电话里那个拖着官腔的声音说道。
周胜利问他：“你是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批评一级县委对刑事案件侦破不力，不感到揽得太宽吗？”
那边的语气放缓了许多，“也可能是我刚才没有把话说清楚，我是说你们地方上的党委政府应当与引进的优秀管理人才搞好关系，不应当那么冷漠，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管不问。”
周胜利不客气地说：“你对我们的指责是错误的，而且你在打电话前没有与崔文学同志通过气。我们与崔文学同志之间就改革当中出现的矛盾解决处理得相当好，却屡次被你们这些不知情的领导从中搅和得出现了许多误会。
发生在营川地面上的事情，我们营川县委能够解决，你们如果想过问营川的事，过几天我专程去找领导您，多批我们几个生产项目。”
几位记者听到他与省直部门领导打电话说话的语气，领教了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的刚硬，又感觉到他不是鲁莽的刚硬，像是个娇惯的孩子，前面与大人顶起来毫不留情，后面张口要项目又有点像是向大人撒娇。
现在屋内的气氛不再是开会，已经进入了讨论阶段，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周胜利在一旁全神贯注，还不时插上两句，在小本上记录着。
又一个电话打断了屋内的讨论，周胜利不耐烦地拿起了话筒，刚“喂”了一声，马上坐直了身子，“王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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