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今春逢圩，跟往时不大相同。往时逢圩，山里人像赶“黑市”，出卖个山珍野味，毛皮药材，都要脑后长双眼睛，留心风吹草动。粮食、茶油、花生、黄豆、棉花、苎麻、木材、生猪、牛羊等等，称为国家统购统销的“三类物资”，严禁上市。至于猪肉牛肉，则连社员们自己一年到头都难得沾几次荤腥，养的猪还在吃奶时就订了派购任务，除非瘟死，才会到圩场上去卖那种发红的“灾猪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有时还要托人从后门才买到手。说来有趣，对于这种物资的匮乏、贫困，报纸、《参考消息》则来宣传现代医学道理：动物脂肪胆固醇含量高，容易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如今一些以肉食为主的国家都主张饮食粗淡，多吃杂粮菜蔬，植物纤维对人体有利。红光满面不定哪天突然死去，黄皮寡瘦才活得时月长久，延年益寿……
时间真像在变魔术！“四人帮”倒台才短短两年多一点，山镇上的人们却是恍若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里了啊。如今芙蓉镇逢圩，一月三旬，每旬一六，那些穿戴得银饰闪闪、花花绿绿的瑶家阿妹、壮家大姐，那些衣着笔笔挺挺的汉家后生子，那些丰收之后面带笑容、腰里装着满鼓鼓钱荷包的当家嫂子、主事汉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成对，或担着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或提着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或推着辆鸡公车，车上载着社队企业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或一阵风踩着辆单车，后座上搭一位嘻哈女客……人们从四乡的大路、小路上赶来，在芙蓉镇的新街、老街上占三尺地面，设摊摆担，云集贸易。那人流、人河，那嗡嗡的闹市声哟，响彻偌大一个山镇……圩场上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新政策允许社员们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后，到市场上出售富余的粮油农副产品。肉行更是蔚为壮观，木案板排成两长行，就像在开着社员家庭养猪的展销会、评比会，看谁案板上的膘厚油肥，皮薄肉嫩。“老表！这头猪总怕有三百上下吧？”“三五百！再养下去不合算了。”“呵呵，尽是肥冬瓜，精肉太少了，女人家嫌油腻……”“你同志真是人心难足喽，不想想两年前，一月半斤肉票，你家炒红锅子菜哩，如今却嫌肥，怨精肉少了！”真是上哪座岭唱哪山歌。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
没有近忧，却有远虑。旧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还有余悸预悸。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未艾方兴的蓬勃生机。口号和标语，斗争和运动，会不会重新发作膨胀，来充塞人们的生活，来代替油盐柴米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阴影确是存在着。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
“千万不要忘记啊！——”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
王疯子的声音，是幽灵，是鬼魂，徘徊在芙蓉镇。镇上的大人小孩，白天一见了王疯子，就朝屋里跑，就赶紧关铺门；晚上一听见他凄厉的叫喊，心里就发麻，浑身就哆嗦。已经当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的胡玉音，听见王疯子的叫声，还失手打落过汤碗。新近落实政策回到镇上来的税务所长一家，供销社主任一家，更是一听这叫声就大人落泪娃儿哭，晚上难入睡……吊脚楼主仍旧是芙蓉镇上的一大祸害。
山镇上的街坊们在疑惧，在诅咒。
“芙蓉姐子”抚着小军军稚气的头，在担忧：“王疯子冻不死，饿不死，还有好长的寿啊？”
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也在问：“难道他剁脑壳、打炮子的王疯子还想当镇长、支书，赶着我们去做语录操，去跳忠字舞？”
本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说：“疯得活该！我们是新社会，有党领导，王秋赦这色人物终究成不了气候。教训深刻啊！”
镇委书记、“北方大兵”谷燕山正在忙着治理芙蓉河、玉叶溪，他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只打算立即派人把王秋赦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治病，叫做送瘟神。
县文化馆副馆长秦书田新近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倒说了一句颇为见多识广的话：“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四日初稿于莽山；
九月初整理于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十月修改于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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