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还须认真留意的,是草书。没有草书,会是唐代的重大缺漏。
我说的是唐代的重大缺漏,而不是研究者的重大缺漏。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牵涉书法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了。
伟大的唐代,首先需要的是法度。因此,楷书必然是唐代的第一书体。皇朝的最高统治者与绝大多数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等都建立过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形,在其他文学门类中并没有出现过,而在其他民族中更不可想象。上上下下,都希望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一个方正、端庄、儒雅的“楷书时代”。这时“楷书”已成了一个象征。
但是,伟大必遭凶险,凶险的程度与伟大成正比。这显然出乎朝野意外,于是有了安史之乱的时代大裂谷,有了颜真卿感动天地的行书。颜真卿用自己的血泪之笔,对那个由李渊、李世民、李治他们一心想打造的“楷书时代”作了必要补充。有了这个补充,唐代更真实、更深刻、更厚重了。
李邕《麓山寺碑》局部
李邕《李思训碑》局部
这样,唐代是不是完整了呢?还不。
把方正、悲壮加在一起,还不是人们认知的大唐。至少,缺了奔放,缺了酣畅,缺了飞动,缺了癫狂,缺了醉步如舞,缺了云烟迷茫。这一些,在大唐精神里不仅存在,而且地位重要。于是,必然产生了审美对应体,那就是草书。
想想李白,想想舞剑的公孙大娘,想想敦煌壁画里那满天的衣带,想想灞桥、阳关路边的那么多酒杯,我们就能肯定,唐代也是一个“草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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