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身后的日军还会穷追不舍，结果我们出城之后，和我们正面硬刚的这波鬼子也不追击，直接退回城内。
给我们留下了喘息的机会，有精力收拾家当，载着伤员轻松撤离。
其实也没什么家当了，辛辛苦苦攒下的那一点存货，被我们一个星期就败光了。
枪炮子弹没了就没了，可是现在人员损失很严重，让我十分心痛。出发时1200多人的队伍，能站着回去的只有一半了。400多个兄弟长眠宜昌南城外的山腰上，另有轻重伤员200余人，20多人因伤致残，以后只能靠政府养着了。
那个时候伤残的官兵一般都会发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扶养，可是我们的这些伤残的兄弟大多数原来安徽孤儿团的，已经无家可归，就会由重庆国民政府收容，待光复之日，再行安置。
一般来说，一支部队损失过半，建制不全，就足以失去作战能力，我们就不一样了，就连我们这个团都是临时编制，除了几个正副团长之外，其他人连军衔都没有，所谓营连排级别的军官都是临时的，当出现战斗减员的时候，大家就会自由组合，现场重组建制，然后继续作战。
这也是效仿日本军队的办法，这种办法放在其他部队可能不管用，因为会存在的各种勾心斗角，谁都不服谁，我们不一样，团里的兄弟大多数都是孤儿，平日里相互关照，早就不分你我，如同亲兄弟一样，都是年龄大的只会年龄小的，个子大的带着个子小的。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便是如此。
我腮帮子上的伤口里缝了好几针，肿起来的时候像嘴里含了一个鸡蛋，说话都困难。
老陆没有回军部，留在我们营地帮我善后，安抚兄弟们情绪，周正平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四处买鸡鱼肉蛋，给伤员补充营养，抚恤阵亡新兵的家属。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我全程都没有参与，因为我被关进了牢房，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
在回去的半路上我就被宪兵队的人带到了枝江，直接丢进了监狱，他们说，接到举报，由于我个人一意孤行，行为鲁莽，导致预备团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我有通敌叛国的嫌疑。
想都不用想，就是那三个公子哥在给我使坏呢。
我被关了一个星期，不审问，也不开庭审判，就这么耗着我。
跟我关在同一监狱的，都是一些临阵脱逃的军官。而且他们的军衔还不低，基本上都是营团旅级别的，跟他们关在一起，我都感觉丢人。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提审，唯独我被晾着，不知道第六战区的军事法庭想干啥，枪毙你也得给个痛快话呀！
那帮家伙临阵脱逃的理由五花八门，说的最多的就是因为自从枣宜会战之后，部队里补充的几乎全是新兵，炮声一响，全都跑没影了，督战队拦都拦不住。
有人说自己手下的兵几乎全部消耗光了，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自己成了光杆司令。
还有人说自己只是被家里安排进部队历练的，不是来送死的，所以一开战就选择远离战场。这种人在里面是非常受鄙视的，挨欺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当他们听说我是因为通敌叛国被关进来以后，我就成了鄙视链的最底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骂我是汉奸走狗，我那是百口莫辩。
在里面几乎每天都打架，以我六尺的身高，加上自幼习武，整个监室没人是我对手，就算他们三五个人一起上都不在话下。
把他们放倒之后，必须要扔几句狠话:老子自参军以来就在敢死队里混，亲手弄死的鬼子比你们看见的都多！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们的嘴！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在监狱里面，可不管你进来之前官有多大，进来之后，拳头大的才是大爷。
一周之后，整个监狱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哥们，他是江西人，姓樊，叫樊荣昌，人挺白静，看年龄也不大。跟我一样，上尉军衔。
这次长沙会战，他奉命坚守宜都一处高地，结果跑错了地方，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山头上看了半个月的蚂蚁上树，害得高地后方的一处军火仓库被鬼子给炸了。
这哥们挺乐观，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问他:你咋就不怕呢？
他说:像我这样的，肯定要枪毙的，之前走的那些老表八成也是要枪毙的。特别是你，通敌叛国，更是要枪毙。
他喜欢叫别人老表，整的挺亲热。
我有点担心:我靠！这不是拉一裤兜子么？没死在鬼子手里，反被自己人给弄死了，太憋屈了。
樊荣昌问:你有后台么？
我摇头，如果郑军长是我的后台，也该早就来救我了。
他又问:你有钱么？
我还是摇头，我的军饷都贴补那些兄弟了，屌毛不剩。
他撇着嘴说:那咱们两个正好一块上路喽，我也没有！如果被枪毙了，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怕也没用。
我问他:你咋当上连长的？
他回答说:命大呗！打了四年鬼子，我之前的连长死了好几个，每次打完仗，都剩不下几个人，我就从小兵一步一步熬上来喽。
可不咋滴，战乱年代，官帽不值钱，只要坚持活着，升官的速度都很快。
团长死了，营长顶，营长死了连长顶，以此类推，最终把列兵顶成连长。
不光下级军官升级快，师级旅级军官也是升官很快，甚至说很突然。
比如张玄武，122打光了，他直接从团长成了旅长，后来又成了师长，要说他怎么当上师长的，也只是很意外的事。他是旅长的时候，和师长各自带一队人冲击两个高地，结果，张旅长成功攻上高地，师长却失利了，师长被就地免职，张旅长立刻变成了张师长，就是这么快。
樊荣昌反问我怎么当上团长的，而且还是个上尉级别，人家团长最低都是中校了。
我说我是孤儿团的，他笑呵呵地说:那就难怪了，只是个带孩子的官呀？
这明显是看不起我呀，虚荣心让我变得暴躁:老子的部队可是第一个打进宜昌城的！而且抢回来一个日本毒气弹。
这家伙不耐烦地说:行行行，你厉害，再厉害也得枪毙。
我问他:之前出去的那些伙计都给枪毙了？
他叼着一根稻草靠在墙根，有气无力地说:有关系有钱的，降级任用，甚至官复原职，像咱们这样的，呵呵呵，只是用来给长官的失利当借口的，总得找个背锅的吧！
我发牢骚说:这真逃跑的屁事没有，我们这真正拼命的还要被枪毙，上哪说理去？
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没被枪毙。当然，傻子也知道，不然，谁在这给你们讲故事呢？
总算开庭审问我了，我当时如释重负，早点审问早点枪毙，坐牢的感觉真不好受。每天看着窗户外巴掌大的天空，就像一只被栓了脖子的狗。
来看热闹的人还不少，老陆也来了，满脸担忧地看着我。
几个高级军官排成一溜坐在最前面，房子中间一个木头笼子，我就站在里面，两个宪兵站在我身后，再后面就是几排椅子供看热闹的人坐，房间右侧坐着两排衣冠楚楚的人，据说是叫陪审团。
这就像大集上围着买卖牲口的人讨价还价的样子。那时候牲口市场最热闹，因为他们谈价格的方式很神秘，越是神秘越是诱人。
想到这，我居然咧嘴笑出了声。
前面的军官拍了桌子:太嚣张了，敢藐视军事法庭。
我那会反而不怕了，摊着手说:老子有啥不敢的？敢死队长都当了几回了，你们觉得自己比鬼子厉害么？
这下拍桌子的人更多了，指着我各种训话，说我无视军纪，就是军中的败类。
反正都要死了，临死如能像老陆一样气死这些败类也挺爽。
我抠着耳朵，破罐子破摔了:别叽叽歪歪了，跟他妈的人一样，鬼子长啥样都没见过的人，没资格审问我！一群败类，赶紧的，想问啥就问！
房间里有点热闹起来，大家交头接耳地对我指指点点，不知道说我好话还是坏话。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我说:我面对同等规模的对手，能打成一比一，已经是我的极限。你们该去审问一下各位战区长官，他们的伤亡比例可比我还难看呢。
他们骂我放肆，我随便你说放四还是放五的，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他们又问我:有人指控你通敌叛国，你承认不？
我说:我承认个蛋！
他们说:如果不是通敌，那你们撤退的时候，为啥鬼子不追击你们，如果他们追击，完全可以把你们全部消灭。
我说: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部被消灭呢？我们被消灭了，你们心里才舒服是不是？你们这才叫通敌叛国吧！
法庭里又是一阵哄笑，军官们拍着桌子说:那些鬼子援兵是第四师团的，曾经跟你们做过一年的交易，你承认不？
我点头说:承认！
有个军官说:这就是资敌行为！
我说:这个问题你该去审问鬼子，他们卖给我不少枪支弹药呢！不然我拿啥打仗？用嘴巴去骂死他们？
那个军官继续说:一定是因为你们形成了某种默契，他们才对你们网开一面的。
我继续申辩:这个可以问一下李长官，从徐州撤退的时候遇到这个第四师团，也没遇到阻击，是不是也有啥默契？
于是他们夸我强词夺理，胡搅蛮缠。
他们懒得再跟我斗嘴，就问我还有啥要说的么？
我说，枪毙我的时候，不要蒙着我的眼睛，我要看着子弹朝我飞过来，不然不过瘾。
反正要死的人了，我要最后一次耍光棍，我还要在他们开枪之前大喊一句: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我感觉那一会儿我可牛逼了。
老陆可比我紧张多了，拿着一摞纸，打个敬礼，对那些军官说:这是我们荣誉第一师和第八军军部给预备团发的电报底稿，闫团长的所有作战行为全部是按照上峰命令行事。
那几个军官只是传看一下就丢在桌子上说:这个事情可以说得过去，那资敌这个事情怎么说？
看热闹的人群里站出一个人，自称是保密局的人，把一个信封交给主审官，那家伙看完信之后，随即下令把我押回监房，改日再审。
看来今天不用枪毙了。
第二天中午，宪兵就把我从监房撵出去了，只留下樊荣昌一个人孤零零地靠在墙根发呆。
还是老陆在门口等我，他身后停着两辆吉普车，车上的一个少将冲我招手，老陆在我耳朵边说:这是咱们荣誉第一师新任副师长何少周，是何部长的侄子，是他把你保出来的，好好说话。
人家救了咱，当然不能耍无赖，我立正打敬礼，何师长用手在鼻子前扇风，开玩笑说:他们把你关粪坑里了吧？太不像话了！
看他挺好说话的，我也跟他调皮了一下:报告师长，他们只是把我和大粪关在一起。我对党国一直都是赤胆忠心！
何少周用他那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点着我说:果然是青年军官的楷模，难怪这么多人都替你求情。郑军长还专门交代让我亲自来要人，你可不要辜负了军长和长官们对你的期望，继续杀敌报国。
便宜话我自然会说:谢师长教诲，卑职定然牢记于心！
这荣一师的师长换得太勤了，一年换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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