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和奴役中国之前，中国的文化阶层即士大夫知识精英们，一贯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文化的地方，中国之外都是蛮荒之地，都是文化沙漠。但是西方征服东方后，高高在上的中国文化精英们被打入了绝望的谷底，他们被迫进行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审视，最终他们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国人抛弃传统文化，缺乏天下为公的美德，缺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忠君爱国之心及献身精神，这派人认为要战胜西方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道德教化国民，这一派叫保守派；第二派认为是中国战败的原因是，中国军队技不如人，中国缺少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因此中国只要在武器制造方面赶上西方，中国马上能转败为胜，战胜西方，这一派叫改良派；第三派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问题和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造就封建帝王的奴才，这能培养见风使舵、持枪凌弱、偷奸耍滑的民间社会和江湖文化，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国人，遇到外敌只会割让利益和投降，遇到自己人只会无底线无原则地搞暗斗、搞窝里斗，这派认为应该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包括汉字和汉语等中国文化要素），进行全盘西化的文化改革，这一派叫改革派。在民国初年，改革派基本上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改革派骨干分子都是一些留过洋，主动接受西方文化洗脑的新知识分子，本来西方文化就没有什么丰厚的内含，加上这些人的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浅薄，因此这些改革派显得非常自卑、浮躁和肤浅，他们私自帮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找祖宗，说中国人某某人的后裔，中国文化起源于地中海地区某个法老墓穴或者神庙里，他们还喜欢为东亚地区各民族找祖宗，搞得中国人思想更加混乱，民族矛盾更加严重。最终因为中国出现伟人和圣人，改革派才没有废弃汉字和汉语，中国人才从新找回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没有文化和民族的文化沙漠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问题，我们只讨论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本质意义。
本文以上论述表明，在语言方面，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来源一个共同源头。人类最早的文字是形象文字，根据本文的科学推测，人类在距今4.5万年之前已经创造了象形文字；根据西方考古学家推算，腓尼基文是世界上的最早的拼音文字，它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希腊文即希腊拼音文字。因此，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拼音文字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3000多年，由于拼音文字只是纯粹的音标符号，因此拼音文字只是一种发音，如果没有相应的解释，这个发音将毫无意义。纯粹的象形文字是通过抽象的线条构图对一种特定的事物、现象、行为和情感进行描述，因此没有语言配合，阅读者也能明白文字意义，以及文章的内容。文字与语言形成对应关系之后，象形文字在构造被赋予标音和借音功能，如“旦dan”是太阳初升，黎明之意，由于旦与胆在读音上一样，因此旦成了胆的表音边旁；“丹dan”是红色之意，由于太阳初升表现为红色，因此丹借用了旦的读音，这种表音和借音现象在汉字中非常普遍，读者可以自己研究。
也就是象形文字具有的文化信息量是拼音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汉字是一种连续发展了几万年，而且目前还在使用的活文字，目前被保留下来的汉字共计3万多字，专家推测被创造的汉字不会少于10万字，而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和定义，由此可见汉字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巨著，汉字包含着人类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果没有汉字人类将失去很多文化记忆和文化成果。
当文字与语言完美结合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史书之外的历史和远古文化现象，汉字繁体“郷”的边旁是郎lang，文字的象形解释是“有郎的地方叫家乡”，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寨才具有家乡的意义，男寨一般都是军营或者苦力工场，郎是专门帮助女寨生儿育女的成年男子，如果女寨没有郎，将没有快乐、希望和未来，因此有郎才有家乡。目前在泰越文化仍然形象的广西壮族居住地区、云南壮族及傣族居住地区、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村寨周边都种植着成行成片的凤尾竹，这是为什么？因为泰越民族称呼竹子为lang，竹子的读音与郎的读音一样，因此泰越民族在村寨旁边种植竹子是为了祈求“延续后代，儿孙满堂”。汉代盘踞于远古高原的夜郎国，他们就认为竹子是他们祖宗，也许他们的祖宗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和超人勇气的郎或者郎官。
类似文化现象还有，比如“钱qian”在古越语中q与x同音，因此钱也读成“仙xian”在母系社会“仙xian”代表女性、圣母和女王，钱字在甲骨文的象形解释是一堆金属旁边有很多戈保卫着，在母系社会里，只有女王有军队，并拥有金属货币，因此钱字借用的“仙xian”的读音，这说明在母系社会里只有号称“仙xian”的女主和女王才能拥有金属货币，并且这些货币都有重兵把守。古代货币都简称“币bi”，币与辟同音，辟bi是母系社会的实际统治者，相当有老大、大王，币在甲骨文中形象是被手和物件掩盖的布匹之类，也许母系社会规定，辟王可以用布匹等高价值食物作为货币，但这些货币必须存放在隐蔽的安全之地，当然币只能借用辟的读音。这种现象不仅在汉语地区存在，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毛里求斯等地区也存在，货币读音借用辟bi读音现象，这些地区称为货币为卢比lubi，在古越语中，卢lu是船、流通的意思，比bi就是辟，直译是“流通的王币”，说明货币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民间市场货币违法。
如果没有汉字和保留至今的泰越语言，我们将无法获得这些远古时代的文化信息。这说明，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本文的分析和推理，当今和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和成果，都是因为人类大迁徙、定居和发展后产生和形成的。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人类文明状况，本章我们将单独论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形成过程。
根据对全球各地人类文化遗迹、历史文献和当今文明现状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距今4.5万年至3.5万年前，人类进行海陆两线大迁徙之前，聚集在冰河期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大陆的古人类，他们已经有多套系统而完备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在广西左右江流域地区发现数量繁多的石刻和骨刻古象形文字，以及大量的蹲式人形岩画，这些文化遗迹反映人类陆路大迁徙的主体民族——古越民族，在大迁徙时已经掌握了象形文字系统。目前中国西南的很多民族，如壮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古老民族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象形文字系统，这些都是古人掌握象形文字系统的佐证。
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有自己语言和文字方式，同时炎热地区居住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稻等多水温热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具有在寒冷和干旱地区农耕民族已经掌握了青稞、小麦、小麦等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在人类发展初期，畜牧并没有从农耕、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方式分离出来，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牛、黄牛、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水牛是农民耕耘水田的主要畜力；黄牛是农耕民族主要交通工具；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是农耕民族主要的动物蛋白食物来源。同时农耕民族还掌握使用火、冶炼金属、烧制陶瓷、烹饪食物、酿酒、医药、纺织、制作皮革、制作服装，以及制作金属、石、骨、木等工具及用具。农耕民族的生产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方式加以描述，并进行代代传承，这个过程促进语言和文字的爆炸式发展。
农耕民族过着群居的定居生活，而且食物来源比较丰富和稳定，因此在人口发展上农耕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优势，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社会的管理问题，促使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向更全面和完备的方向发展，使得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成为大迁徙时期及大迁徙结束之后，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而以古越文化为核心中华文化就是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根源。因此，目前世界各地区、各国的语言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越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文化要素。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结果，世界各地水稻、蔬菜和瓜果的种植技术，水牛、黄牛、猪、鸡、鸭等家畜禽的饲养技术，用火技术，制陶、酿米酒、烧煮食物的技术都是古越人和早期的中国人将它们带到世界各地的。如果没有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的全球大迁徙，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吃米饭、猪肉、鸡鸭肉，喜欢洗澡、喜欢唱歌跳舞。这些技术和生活方式都是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独有的。
按照目前考古成果分析，古越族的语言和文字形成于距今3.5万年至2.5万年。在古越人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已经有从事渔猎、狩猎和采集的远古民族迁徙都这里，中国大陆的各个河流入海口地区已经有海洋民族的定居地和村落，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导致这些民族的人口发展受到限制，因此海洋、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人口都非常有限。
古越人迁徙到广东地区后，古越人很快同化了当地的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了杨越，杨越人在语言和文字上与古越人基本一致，为了区分民族方便，定居于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及广西西南部的古越人被成为骆越。在远古时期，岭南地区的语言都属于古越语，秦汉时期后，秦汉官方语言开始影响岭南地区，秦汉官语与古越语融合形成早期广府语即广东话的前身，早期广府语与唐宋官语融合后形成现代的广府话即广东话。长江以南地区的吴语、温州话、闽南语、潮汕话、客家话、平话等都是当地古越语与秦汉官语、唐宋官语等北方华语融合的结果。
民族融合的结果之一就是语言融合，根据我们的调查，广东东部和福建等地区的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很多海洋民族语言即南岛语的词汇，如人（neng）、去（ti、di）、吃（cie、qia）、鱼（ho）、肉（nieng）、牛（gu）等；同时在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古越语词汇：如妈妈（mie）、爸爸（bo）、妇女或者妻子（ya）、男子（ding）、矮（dem）、高（sang）、水（lem）、饭（hou）、稀饭（moin）等。
由于唐朝和宋朝对岭南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闽语和其他岭南地区语言一样，保留着很多按照唐朝和宋朝发音方式的汉语词汇，如咸（唐宋音为ham）、盐（唐宋音为lu相当于卤、露）等等。
古越人进入湖南及洞庭湖地区发展西瓯越，他们的语言为古湘语、古楚语，在长江流域地区与黄河流域地区文化联系不紧密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湘楚文化于古越文化没有太多差别，他们都保留着同样稻作文明和母系文化的习俗，他们称呼稻米为hou糇或者ou瓯；称呼为米酒为醪lao或者lou；他们都认为自己祖先是芈mie，在古越语中，芈mie是母亲。
古越人进入鄱阳湖及江南地区发展农耕，他们以当地内陆民族融合成吴人、越人、温州人等，在古越语中，吴wu是我、自己人的意思，吴人的一个王夫差，夫差的发音古越族男人busai一词发音很相似，因此夫差的愿意可能是“猛男”，无语称呼“你”为nong侬，在古越语中，nong侬是弟弟、老弟、兄弟的意思，是一种非常亲切称呼，目前上海话等吴语称呼你为侬nong，这就是古越语在现代吴语中遗留。在江南地区自称越人，说明这些人完整地保留着古越人的文化习俗。温州人是古越人与海洋民族融合产物，他们可以与闽越归为一类人，在古越族中，温wen是人、人类、太阳等意思，说明在农海民族融合之前，此地已经有很多人类聚集定居，形成繁华的社会。古越人是最早与中原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的南方民族，因此在汉语词汇在留下很多商业相关的古越语词汇，如古越语中的“买si”，演变成汉语中的“市shi”；古越语中的“卖hai”演变成汉语中的“街jie，”，四川话保留着汉语古音，四川话对街的读音为gai，这个读音与古越语“卖hai”的读音非常相似，因此在古越语和汉语中“街市haishi”买卖之地即商业场所。汉语的“卡ka”可能是古越语的“脚ga”演变而来，卡的意思是管制行人通行，行人就是脚夫。当然有些古越语词汇在四川话等古汉语中保留着，但是在现代汉语中丢失了，如现代汉语中的“鞋xie”，在四川话和古越语（即壮语）中鞋读为hai接近“孩”的发音。
长江流域地区从战国时代开始于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频繁交流，因此楚、湘、吴、越等文化单体，逐步受到中原华夏文化影响，进入汉朝后，长江流域地区基本上融入汉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主体的一部分。经历汉朝后，长江流域地区的人民机会都认同汉朝和汉文化，他们在公开场合都称呼自己为汉人，但是在民间他们仍然保留自己原来语言和民族习俗。
古越农耕民族北迁发展是形成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越民族的迁徙路线是，从广西西北及云南东南，向北进入云贵高原，古越人首先开发了南盘江及北盘江流域等贵州全境的农业区，定居于此地的古越人演变成夜郎人即当今布依族；古越人在重庆地区及嘉陵江流域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成巴人和氐人，巴人和氐人以古越人为主体，因此巴人和氐人的文化习俗与越人相同；另一支从广西西北及云南东南的古越人沿着金沙江东岸北上开发农业区，他们在宜宾、泸州等渡江进入四川西南部，最后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发展农业区和定居，这些古越人与当地民族融合后发展为蜀人，蜀人建立了古蜀国。蜀人与巴人、氐人是兄弟民族，文化习俗共通，他们只是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
四川地区民族势力范围划定后，氐人继续向北进入秦岭和松潘高原地区，再向北进入秦川盆地及河西走廊地区，再向北进入黄土高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草原、北极寒带地区、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区。
这是一个漫长而发展的民族迁徙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农业与畜牧业专业化的深入，两大产业开始完全分离。此时以氐人为主体农牧民族，一部分精通畜牧业的农耕民族逐步与狩猎民族融合，发展成人类的最早的游牧民族羌人，羌人是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游牧民族，随后又从氐羌民族中分化出匈奴、鲜卑、契丹、突厥、蒙古等雄霸世界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都保留古越人原始宗教萨满教，以及部落社会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同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经济及文化交流。经济和文化繁荣强大的农耕社会一直给游牧民族输入强大精神和物质力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个民族共融时代里，农耕民族实现了高寒干旱粮食作物顺化和栽培，在这些地区青稞、粟、小麦、高粱等获得广泛种植；在游牧方面，他们发明了大型牛车、帐篷、火炉等游牧装备，掌握羊、牛、驴、骆驼和马等牲口驯化、放牧、冬夏转场等技术及实际操作，使畜牧业成为一个技术齐备，能够持续发展的大型产业。
在血缘及文化上越来越疏远后，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农耕及游牧等两大民族水火不容、相互为敌，他们争夺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殊死搏斗。
在民族大分裂时代，秦川及河套等地区农耕民族逐步演变成华夏族，华夏族成为黄河流域农耕民族利益的总代表及捍卫者，华夏族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只能将地盘周边的民族视为异族和敌人，这种必然思维和行为导致国家形成，民族矛盾加剧。
由于中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朝代统治根基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华夏文化一直被确立为中国的正统文化。但是，华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以儒家等百家思想方式呈现；在汉朝华夏文化以汉文化的方式呈现，现在我们对华夏文化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汉文化，汉朝的《史记》典籍，以及汉朝的礼仪、典章和制度等。唐朝和宋朝在汉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具有自由、开放、包容、超脱和精美的品质。唐宋文化和习俗目前仍然保留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中，唐宋文化使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受益无穷。唐宋之后，主流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已经不知道华夏文化原貌和价值，他们只能遵照历史典籍，照瓢画葫芦，中国文化失去发展活力和空间。
在这个漫长的文字发展历史中，汉字成为唯一的中国文字，现代汉字经历了甲骨文、篆、隶、楷等形式演变之后，变成了现代汉字。在广西左右江、红水河等古越人故地发现的骨刻、石刻文字，这些文字与甲骨文等非常相似，有些文字在形式上完全一致。这说明古越族与华夏族曾经使用过同一种文字系统。
由于汉字表意文字，不是音标文字，加上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皇帝和王族语言为国家通用语言，因此现代汉语的读音已经不是华夏语言的原本读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在汉字中找到古越语的遗迹，如“朔suo”在古汉语中它是北方的意思，而在古越族中它哆嗦、发抖的意思，起初古越人肯定不知道如何称呼北方，由于人遇到寒冷都有哆嗦、发抖的现象，因此古越人将北方称呼为“朔suo”很自然和有效；在古汉语中“旦dan”是太阳初升之意，在古越语中dan是红色即丹的意思，太阳初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红光灿烂，因此用“旦dan”表示太阳初升非常贴切；古越人称呼自己为gu、wu，在古汉语中，称呼自己为“吾wu”，而远古游牧民族自称为“胡hu”，“胡hu”与“吾wu”在发音上非常相似，而且容易混淆，目前中国南方人仍然不能分辨这两字的发音。在古汉语中表示流泪常用“涕ti”，在广东话（唐宋汉语典型代表）中涕读为dei，古越语对流泪和哭泣的称呼也是dei，由此可见，涕是古越语在古越语中的保留。以上论述表明，在远古时代古越语、古汉语、古胡语（即阿尔泰语系）曾经互通互融。
目前在中国各地仍然存在很多跟古越语有关的地名，如四川泸州，这里是金沙江与沱江交汇处，河流交汇处，由于河道弯曲迂回，因此此地河面宽广平缓，是行船渡江和建设水路交通接驳码头的好地方，因此这些是从古至今四川地区与西南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是人类大迁徙时古越人进入四川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在古越语中泸lu是大船的意思，泸州这个地名应该是古语人命名，泸州有一个纳溪区，在古越语中纳na是种稻谷的水田，溪xi是小老公或者情郎的意思，纳溪是“情郎之田地”的意思，也许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位女王将这块土地赐给她的情郎，此地因此得名。在长江流域很多以lu（泸、庐、卢、鲁）有关的地名，这里地方也许是古越人行船码头或者船坞，古代山东西南部为鲁国，鲁字甲骨文表现的是鱼在圆底长形装备上，这就是船的一种具体形象，因此可以推断“鲁”的愿意是船，在古代鲁国湖泊众多，水网纵横，当时生活在这里古越人一定有很多人以捕鱼为生。如今橹lu只是船桨的称呼，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劳动中古人渐渐放弃将船称呼为lu，因为古人休渔时，都将船拉到岸上晒干船底，修补渔船，开捕的时候再将船放入水中，在古越中从高处将物体滑行而下叫chuan或者shuan，在开捕仪式上大家听得最多的叫喊声就是“chuan或者shuan”，久而久之人们干脆成为船为chuan，这是一个动词进行名词的演变过程。古越语称呼小船为ting，现代汉语的小船也叫艇ting，这个古越语单词在汉语中保留下来了。
本文列举的人类语言和文字包含的文化信息，还没有它们实际内涵的亿万分之一！让我们以敬畏人类历史的心态，好好保护人类的语言和文字，让它们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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