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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余新不是每天都过来，他几乎每周会在我家里出现两次，时间不固定，有时会在周中，有时会在周末。我发现，只要哪天夏云朵打扮得精致起来，那么这天晚上，余新一定会在下班后出现在我家门口。我给他开门的时候，还要遵循夏云朵的意思，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叔叔”——实际上，余新和夏云朵同岁，只比我大了一岁多一点。夏云朵说，她过两年是要和余新结婚的，而那时，我就要对他改口称为“小姨夫”了，所以，现在就要熟练地称呼他为“叔叔”，而不是一句“哥”就能敷衍了事的。
我说过，我很没有主见，当我觉得某人的话有道理的时候，便会听从他的意见。我觉得夏云朵说的话没有毛病，所以，我总是尊敬地称呼余新为“叔”。我能看出来，余新并不怎么好意思答应，他也说过，不要叫他叔叔，还是先叫哥哥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才好，便看向夏云朵。夏云朵则冲我皱皱眉，让我听她的，依旧称呼余新为叔叔。所谓“疏不间亲”，我还是听了夏云朵的话。后来，余新也就默认了这个称呼，只不过我每次叫他“叔”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答应过，只是微微笑一笑。
在夏云朵搬过来之前，我曾经因为无聊，买过一个望远镜。每当夜幕降临时，万家灯火，我便会关上屋里所有的灯，拿着望远镜走到阳台，看着对面楼中的家家户户的客厅，看着他们一家家男女老少围坐在或方或圆的餐桌边，露出幸福的笑容，夹着热腾腾的菜肴，高谈阔论。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我的心中便会升起一种名叫凄凉的感觉，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是的，我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人丁兴旺。是的，我又嫉妒他们，嫉妒他们椿萱并茂。
如此观察了几日，忽然，我发现，我居然染上了窥私癖。
这还要从对面楼宇一间没有拉上窗帘的卧室说起。那是九月初的一个夜晚，我关闭某个游戏，从电脑桌前站起，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拿起放在桌上的望远镜，关上灯，走到阳台。这时早已过了家家户户的饭点时间，如果非要给这个时间段赋予一些食物的话，那么一定是夜宵了。因为这时，大部分习惯早睡的中老年人，一定已经轻摇着蒲扇，躺在尚未撤去的凉席上，逐渐睡去。我拿着望远镜扫视了一圈对面楼宇的阳台和卧室窗户，其中大部分已经拉上了窗帘。他们的窗帘花纹和颜色各异，大多都是遮光的，我只能看到缝隙中透出或白或黄的光泽，并不能看到其中的事物。有一家卧室窗帘的颜色是大红色，而且那家屋中的灯光很强，使得大红色的窗帘在这个静谧且昏暗的夜晚显得有一些诡异。我不敢一直盯着那家的窗户看，我怕会从中忽然冒出一些未知的恐怖形象，于是，我迅速地将望远镜挪到他家的上一层。
一个上半身仅穿着绿色内衣的白皙女性出现在我的镜头中，她扎着丸子头，在窗口处反复行走着。从我的这个据说是上个世纪苏制军事望远镜的观察筒中可以发现，她卧室的柜子与床是紧挨着的，她之所以反复出现在窗口，是在把柜中的衣服倒腾到床上，然后整理好后，再依次放回到柜中。少时，她似乎发现并没有关闭窗帘，于是站在窗前，轻轻地将卧室的淡橘色窗帘拉好。然后，我就只能看到那挂窗帘后面她的模糊的身影。
从望远镜里看到的那张精致的面容，是我并不熟悉的一张脸。我们小区的房子全都拆迁回来的，基本上每家都会分到两套到四五套房子，而且，由于都是本村的居民，大部分我都认识，如果某张脸让我看起来感觉陌生的话，那一定是在这里租房的。是的，这个穿着绿色内衣、扎着丸子头的姑娘，一定也是在这里租房的，否则，我一定认识这是哪家的姑娘。
从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到天黑，我便会举着望远镜，等着她出现在这个窗口，顺便也会扫视一下别的窗口，看看是否会有同样香艳的景色。可惜的是，我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也看到过她，但是再也没有见过她只穿着内衣在屋里晃荡的场景了。
我从望远镜里还看到过其他人家的各种故事。
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他们虽然不会动手，但是会指着对方的鼻子，表情激动，青筋暴起，男主人偶尔还会气得跳起来，而女主人则会将一些廉价的物品摔在地上，比如筷子或者垃圾桶之类的。他们楼下的那对老年夫妻则会举着笤帚捅着自家的天花板表示抗议。
有一个小男孩每天都会因为做作业的事情，被他的妈妈数落一顿，然后用袖子抹着眼泪，哭哭啼啼地拿起自动铅笔，在作业本上乱画一通，用来敷衍他妈妈和他自己。
有个中年妇女，会趁着自己老公不在家的时候，把她的情人带回来，之后做什么我就看不到了，因为她进屋打开灯后，便会迅速拉上窗帘。我认识她，我管她叫四婶，并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亲戚关系，而是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与她的关系很好，她总是在我家饭馆不忙的时候，和我母亲坐在一起，边嗑瓜子边闲聊其他人家的八卦。
有一个大我几岁的不务正业的大哥，隔三差五就会带一帮朋友在他家的客厅里吃饭喝酒。这个大哥叫原铁路，在我小的时候，他是我们这一片的孩子王，也是我父母口中的“坏孩子”，我的父母从来不让我跟他一起玩，但是在我看来，原哥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以前很照顾我，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和他母亲在我家饭馆里赊了不少账，而我的父母并没有去找他们催过账吧。
说起原铁路，他的家庭背景比较乱。还是从他爷爷那一辈说起吧。原铁路的爷爷是五十年代从外地招工来的北京，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爷爷，虽然那时原爷爷已经风烛残年了，但是还能看出年轻时的神采奕奕。老头子即使已经有些驼背，但还是足有一米八的身高。原铁路的奶奶是我们村的，通过村里一个与原爷爷同厂的长辈介绍，二人相识。原铁路的奶奶我也见过，那是一个裹过小脚的老太太，毫不夸张地说，她比一个大冬瓜高不了多少，又黑又瘦，头发上抹着头油，整齐地背过去，从侧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冬天在外觅食的老家雀儿。我不知道原爷爷出于什么心态，居然相中了这只老家雀儿，并且与她结婚生子。原铁路原本应该是有一个姑姑的，但是据说在他姑姑很小的时候，就被坏人拐走了，不知所踪，所以，原铁路的爸爸没有了兄弟姐妹。原铁路的爸爸丝毫没有继承他爷爷的伟岸的身高和正派的长相，完全都随了原铁路的奶奶，又黑又丑又挫，并且从小就学会了坑蒙拐骗。原铁路的爸爸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也进了原铁路爷爷所在的工厂。一九八三年，原铁路的爸爸和妈妈结婚了。原铁路的妈妈很漂亮，不知道怎么被原铁路爸爸搞到手的。紧接着，八四年，原铁路就出生了。八十年代末，也许是九十年代初，原铁路的爷爷退休了，原铁路的爸爸却选择了停薪留职，开始跟着一位江湖上的“大哥”混社会——我不能说出这位大哥的名字，因为他目前还在世，虽然据说已经退出了江湖，但是其在江湖的名气和地位还是存在的——九十年代的头几年，原铁路的爸爸就开上了桑塔纳汽车，手里握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戴着没有撕下标签的蛤蟆镜，披着风衣叼着烟，完全一副社会人的做派。他在外面做什么，我们村里几乎没人知道，但是大家口口相传，原铁路的爸爸手下有一群小弟，既给他的大哥抢工程，又帮他大哥看场子。那时我的父母刚开始练摊儿，原铁路的爸爸在家的时候，隔三差五就要带着老婆孩子去我们家的小饭馆里吃上一顿，并且从不赊账，而且有时还会掏出一张四个脑袋的整票，口称不用找了，我估计这也就是后来原铁路和他妈去我家饭馆吃饭的时候可以赊账的原因。九六年，公安部严打，把原铁路的爸爸逮了进去，很快就判了死刑，并且很快就枪毙了。据传，原铁路的爸爸在外面有人命官司，不过具体原因大家都不太清楚。原铁路的妈妈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她想去公安部门闹，但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只得一头扎进派出所，像个坐地炮一样撒泼，口称自己和孩子吃不上饭，让政府帮助解决。原铁路爸爸活着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社会关系，警察还会给他一些面子，但是他已经被毙了，人死灯灭，警察依法办事，“苦口婆心”地把原铁路的妈妈“请”回了家。后来，原铁路爸爸跟随的大哥比较讲义气，给了原铁路母子一笔钱。究其原因，据说是原铁路的爸爸替那位大哥扛下了许多事情。
以上的这些传闻，都是我以前从我父母那里听来的，是他们教育我不要和那些“坏孩子”一起玩耍时告诉我的，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原铁路之所以叫原铁路，据说是因为他的爷爷和爸爸曾经工作的工厂，属于铁路第三产业。所以，文化不高的他们，给原铁路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还记得，原铁路十分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一直让我们这群比他小的孩子称呼他为“原哥”。
原哥是我的“坏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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